杨勇坚决不承认是“三反分子”
杨勇被造反派抓走后，立即被戴上纸篓高帽，伸出来的铁丝尖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了下来。批斗现场高音喇叭狂叫，杨勇坚决不低头。造反派强按，用力过猛，将杨勇的下巴重重磕在话筒上，鲜血又流了下来。杨勇使劲把头抬起来，大声说：“同志们，我杨勇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会主义。我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
有一次在北京军区露天舞台批斗彭德怀，罗瑞卿、萧华、李志民（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杨勇、苏振华、刘震、吴克华（炮兵司令员）等10位将军陪斗，每个人都被两个大汉扭成“喷气式”，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打着红叉的牌子。被批斗的人摔倒在地，又被强拉起来。军区大院的小孩回忆：批斗会场坐得满满的，人很多，小孩到处钻，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大筐里的罗瑞卿。军区大院一位职工回忆：杨勇就是不低头，怎么叫他低头，他都不低头。造反派找了几个大个子运动员强按，杨勇还是不低头。巡回批斗，杨勇总是如此，不但不低头，还用眼睛四处观看。他坚决不承认“三反”，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有一次在军区小礼堂挨斗，杨勇大声质问：“谁说我是‘三反分子’？有什么证据？”给杨勇安的罪名很多，其中一条是“廖汉生揪出来，军区党委为什么行动迟缓”？杨勇说：“我是书记，有什么事我负责。上面有军委，我要向军委报告，不是一下解决的……”有人粗暴打断，又问某次会议……杨勇说：某次会议谁在，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他问在场的副司令员、副参谋长，“是不是这样？”有人说：“你反对一、三军团合并。”杨勇说：“我不是反对一、三军团合并，我是对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有不同看法，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有人说：“你搞兵变。”杨勇说：“我一个人能搞兵变吗？北京军区哪个军是我杨勇的？”造反派哑口无言，批斗会常常开不下去，只好草草收场。
1978年3月，杨勇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党委第二书记，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北京军区向杨勇调查某干部在批斗会上从后面踢他的情况。杨勇说：“你们讲的那次批斗会，确实有人从背后踢我，可我当时被人扭着胳膊脸朝下，没有看见踢我的是谁。这件事我不能作证。”时隔不久，某干部托了不少关系来见杨勇，他委婉地提出请杨勇作证他没有踢。杨勇很生气，批评他说：“我不能为你踢过我作证，同样也不能作证你没有踢过我。踢还是没踢，你自己最清楚，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不必找关系托人走门子。如果有问题，还是争取主动如实向组织讲清。否则，即便我给你作证也没有用。”
家人和战友四处寻找杨勇下落
1967年头几个月，杨勇被关在北京军区大院72楼，窗户大开，桌上放着一瓶安眠药，以后床头又放了一根背包带。刚开始杨勇不理解，放了好几次后他明白了，对专案组说：“我不会死，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杨勇挥笔在纸上写下曹植的五言诗：“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杨勇每天放风，总有很多干部战士、职工向他行注目礼。有一天，王木匠看见杨勇，热情地叫他首长。杨勇说：“别叫首长。”王木匠不怕，这么好的首长就是首长，执意要叫。杨勇示意身后有人跟着。王木匠连说“没关系”。那时，杨勇被押着在政治部食堂吃饭，总有好心人悄悄给杨勇端来油条等吃食。因为这样的事情多了，专案组就把杨勇关到山上的小楼，不让他和群众接触。杨勇在楼门口种了几棵西红柿，尽管没有阳光，西红柿还是结出通红的果实。看守的战士为杨勇买来挂面和鸡蛋，说：“司令员，您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需要您。”有的干部说：“司令员，您身体怎么样？您要珍重啊！”看守隔不久就要换一批，怕他们被“赤化”了。
杨勇穿着扒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依然军人般身板笔直。一年四季他总穿布鞋，在外事场合才不得不穿皮鞋。西欧某国的三军参谋长临走前，看他的皮鞋式样漂亮，问什么地方生产的。杨勇笑着说：“中国北京皮鞋厂。”其实，他的脚早就被皮鞋挤得不舒服了，回到家马上换上布鞋。杨勇准备去朝鲜访问时，孙子南南曾问：“爷爷，你就穿这双鞋走，人家拦着不让你走怎么办？”杨勇说：“这双鞋怎么啦？不是挺好的嘛。”布鞋是盛锡福鞋店做的，名牌，手纳的千层底，礼服呢的面。因穿的时间太长，底破了，面也破了，白衬里露了出来。林彬拿出一双新鞋，杨勇却舍不得扔掉旧鞋，找司机借了点钱，上街去打了掌，并用墨水把露出白布的地方抹了抹，仍不离脚。
每隔一段时间，专案组会给林彬送来一张杨勇索取衣物的条子，如“衬衣两件，单军装一套，被单一条”。既无抬头，也无落款，更没有一个字的近况。夏天山里蚊虫多，还要按上边旨意点亮200瓦的大灯泡，引得蚊虫乱舞，却不允许挂蚊帐。杨勇从家里要了一个大布单，林彬奇怪他要这个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用大布单当蚊帐，蒙住头睡觉。有一天，专案组来了两个人，说：“以后不要再等条子了。”林彬问：“杨勇同志还活着吗？”“想那么多干什么？你们还是多考虑考虑和他划清界限，揭发问题吧。”林彬听同事讲，中南海围墙上贴着批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的照片，其中有杨勇。林彬让孩子们去看看杨勇穿什么衣服，推断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杨勇的孩子们连续几天在北京军区大院门口徘徊，试图探听杨勇的消息。二儿子杨翼平的同学说，打听到杨伯伯的消息了，他关在军区基地的一个仓库里。还没等杨勇儿女去“探监”，杨勇就被押走了。
那段时间，杨勇常常半夜被塞进汽车，在北京周围转圈，转几个小时到一个新地方，远在山里的工程兵大院后仓库也关过。不管关在什么地方，杨勇马上就能说出地名。他被送到河北邯郸的裴堡农场后，问“我们农场在什么地方”？排长告诉他在邯郸东20多里，杨勇马上说：“邯郸以西是太行山脉，邯郸南面偏西有两个水库。”排长感到奇怪，杨勇说：“我的职责是保卫北京地区的安全，这些地方我都亲自来看过地形，部署过部队，有的地方来过不止一次。作为一名军人，对于自己曾经勘查过的地方保持清楚的记忆，这是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是我确实没想到，这些地方竟成了我的看守点。”
杜心（《解放军画报》记者）去杨勇家，看见两个大封条封在门上，门口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杜心掏出记者证，问“能不能进去”？卫兵说“不行”，杜心只好走了。他千方百计想找到杨勇被关的地方，终于有了准信。他借口到高等军事学院采访，特意带上杨勇爱吃的蜜桔和中华牌香烟，要了个吉普车就上山找开了。山上房子不多，很快就找到了一座两层小楼，楼外有卫兵，让他远离，不要靠近。杜心掏出记者证，提出要见杨勇。卫兵说：“你找他干什么？”杜心说：“有点小事。”“有介绍信没有？”“没有。”“他已经走了，到连队当炊事员去了。如果不走，一定要军委介绍信才能看。”杜心一再请求，卫兵让他扒着窗户看了看。杨勇大概是才走不久，白床单，枕头，一套薄薄的铺盖，叠得整整齐齐。杜心看着看着，眼泪流了下来。在朝鲜战场，杜心是志愿军总部的摄影记者，杨勇只要外出就要带上他，像家人一般。
杜心从八大处下来，打听杨勇家搬到什么地方。军区管理局长偷偷告诉他杨勇家的地址。杜心和爱人顾丽芳去了三四次，都是铁将军把门，他扒着门缝看见里面有一台熟悉的苏式黑白电视机，认定没找错。前院一位老人把杜心拉进屋里，问他干什么。杜心说：“家属不应该有罪，听说杨勇的孩子流落街头，我想把他们接到我家，我养。”老人好心告诉他，他们已经到宁夏干校去了，你们再不要来了，这个院有人监视，会汇报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