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彬带二儿子杨冀平去宁夏干校
杨勇家被抄后，来了几个人把家中的箱柜贴上了封条。当天下午，家里的工作人员流着眼泪走了，只有小孙和炊事员老王没走。小孙因为拒捕，成了和杨勇一样性质的问题，炊事员老王是他自己不走。老王叫王文彬，天津人，曾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老炊事员，在朝鲜就给杨勇做饭。1958年随杨勇回国后，仍给杨勇当炊事员。他比杨勇大一岁，杨勇尊称他大哥。闲时杨勇常找老王聊天，无拘无束，像是亲兄弟。有一次，老王发高烧，杨勇亲自打电话叫来医生，自己在一边守着，直到老王退烧后才去睡觉。这么多年，老王和杨勇的感情很深。以后杨勇说：“老王是我的铁杆保皇派。”
院子里很快贴出“勒令大厨师王某某三天撤出”的大字报，老王说：“我一个职工，我不管，我怕什么。”可是如果不走，就不再开工资了，老王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呢，这才不得不走了。走前老王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做饭，说：“首长他冤枉啊！老天有眼，共产党英明，像首长这样的好人不会老受屈，等他出来，我还要来给他做饭。”这话还真让老王说着了，以后老王跟着杨勇到新疆军区，继续给杨勇做饭。
1967年秋，树叶早早落了，林彬被勒令搬到另一条街的大杂院里，那是正觉寺一个大四合院的最后一排平房，给他们一人配了一个单人床，经过抄家和查封，衣物和书籍已经不多，只剩下几个破箱子。旧平房久没人住，窗纸全破了，也没有窗帘。侄女沙瑞平自报奋勇回去拿，原来的房子还有一个老头看着，老头还善良，帮她摘下两个窗帘。
就在这破旧的平房里，林彬和孩子们中了煤气。那时快到冬天，生蜂窝煤火。孩子们都睡了，沙瑞平半夜到前院上厕所，让风一吹，昏倒了，京京也昏睡在床上。林彬那时老写上诉材料，睡得晚，所以她不很严重。好在发现及时，赶快开窗通风，没有什么大碍。
1968年冬天来临，机关通知林彬第一批去宁夏干校，这时杨勇还是没有消息。杨冀平第一批报名去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报名的同学都批准了，却没有他。他偷偷跟了去，县安置办让他先下点劳动，过了十来天，又通知他这里离边境太近，不能安排“三反分子”子女，也不能发边境证，勒令他限时离开。杨冀平只好扒火车回到北京，他整天窝在家中，开始抽烟，越抽越凶。林彬问他愿不愿意跟她去宁夏干校，杨冀平表示同意。
林彬主要担心三儿子北北，北北1953年生，如果把北北安排了，她可以把二儿子冀平和女儿京京都带到宁夏。大儿子杨小平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回北京探亲，林彬让他去求杨勇的老部下，看能不能让北北当小兵。杨小平和父亲杨勇一样，不愿意低三下四求人。可是他看到妈妈如此为难，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一趟。果然人家不见，家属出来，冷冰冰地问“有什么事”。杨小平递上信就走了，再无下落。其实那位老部下大权在握，办个小兵入伍轻而易举。1973年征兵时，王尚荣的一个孩子符合条件，只因王尚荣还在“隔离审查”，接兵单位不敢接。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明确表态：“王尚荣这个人我了解，他怎么会‘反党夺权’？他的孩子可以当兵。”王尚荣在监禁中得知，感动不已。
林彬只带走二儿子杨冀平，狠心把小女儿京京留在北京，给北北做个伴。林彬临走前一天，专案组来了两个人。林彬对他们说：“请转告组织，杨勇同志的问题如果有结论，请设法尽快通知我的单位。”专案组的人顿时瞪圆了眼睛：“杨勇的结论已经定了，就是三反分子，你们还指望什么结论？你到干校后要好好劳动改造，继续揭发杨勇的问题。”他们在屋里到处翻看，半把锈迹斑斑的刺刀掉到地上。杨冀平解释是挖防空洞挖出来的。北北把拣刺刀的孩子叫来证明也没有用，半夜派出所来人带走了杨冀平。凌晨4点多了，眼看火车要开了，林彬去派出所才把杨冀平领回来，一起上了火车。
北北和京京在北京的“快乐”生活
北北、京京和表姐沙瑞平都才十四五岁，他们自己起火做饭，饱尝生活的艰辛。冬天院子里的水龙头冻住了，别人家有长钩子，可以把水井里的闸门钩开，他们却只能跳到井里拧开水闸。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元，北北是全家的“账房先生”，必须精打细算，不能多花一分钱。瑞平爸爸有时过来看看，给他们带一点酱肉，孩子们三两下就吃光了。有一次北北咬咬牙，拿出一笔钱，买了一只活鸡，可谁也不会杀。“男子汉”北北自告奋勇，他蹑手蹑脚上前抓住鸡头，顺脖子抹了一刀。鸡血流出来，鸡躺在地上不动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北北说：“好像应该浇开水。”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浇开水吧。北北把开水往“死鸡”身上一浇，“死鸡”活了，歪着掉了半拉的鸡头疯跑，几个孩子满院子围追堵截。孩子毕竟是孩子，北北在房上喊，后街武斗喽，正在做饭的京京和瑞平急忙爬上墙头，却忘了一锅白菜全糊成锅巴了。
这一段时间，三个孩子读了不少书。抄家时藏书有的被撕去了封面，有的烧了。为了不给父母找麻烦，剩下的书都卖了废品。卖书前，北北和京京拼命拣喜欢的书看，北北干脆挑出一些书扔上房顶。二哥杨冀平从图书馆弄回一些世界名著，北北也把它们藏进顶棚，这使他们以后的日子有了书读。孩子们坐在屋顶上，一读就是一天。
破旧的平房没有暖气，冬天很冷，京京发起高烧，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并发急性黄疸性肝炎，烧了一个多星期没怎么吃东西，打青霉素花去12元，让京京心疼死了。积水潭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都因她是“黑帮”子女拒收，最后辗转到北京军区262医院，接诊医生是京京大哥杨小平同学的姐姐，这才顺利住上院。
到年底，林彬回来了。她才48岁，又黑又瘦，头发全白了。林彬一进门，看见瑞平歪歪斜斜拎着一大桶水走过来，当时就哭了。
杜心如实向专案组反映杨勇的情况
杨勇被抓不到一个月，专案组来了三个人到解放军画报社找摄影记者杜心，带来一张杨勇亲笔写的条子。“小杜，我的情况你已知道，你实事求是如实地向他们反映我的情况。”下面是杨勇的签名和日期。“实事求是”，还加上“如实”？以后杨勇对杜心说“如实”是他特意加上的。杜心问：“杨勇关在什么地方？”专案组说：“不能告诉你，你没有权力知道。”杜心问：“他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搞大比武，他是得力干将，让部队走歪路。”杜心说：“我知道，大比武是毛主席批准的，你们不是也执行了吗？”“不要辩论。”最凶的专案组员粗暴地制止。杜心说：“这是事实。”
1965年上海会议后的一天，杨勇对杜心说：“小杜，开始整罗大将了，我认为罗大将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我正大光明，他们要我交代大比武，大比武是毛主席叫搞的，你在现场你知道，军队不训练那是土匪，严格训练才是部队。”杜心理直气壮地对专案组说：“我当时在现场拍摄大比武，我亲耳听见毛主席对杨勇说，‘你的部队很好，练了一手过硬的本领，我看了很满意。’毛主席还带头站起来鼓掌，叫杨勇把新式步枪拿来给他看。你也去调查调查，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专案组问：“我们不在现场，用你记者的眼光看，杨勇是不是把部队带上歪路，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不跟毛主席跟罗瑞卿，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杜心是资深记者，他知道笔录的厉害，光有答话没有问话，你不知道他会用在什么地方。杜心说：“把你的问话先写上，否则我不回答。”这一着聪明，你甭想往笔录里乱加内容。专案组不写，杜心说：“你不写上我也不说。”直到专案组把他们的问话写上，杜心才说：“以我多年观察的眼光看，杨勇一贯对部队训练严格，过去有句话，叫严师出高徒，只有严格训练，才能培养过硬的军队。”专案组大叫：“你这人反动！”杜心说：“你来吧，你贴大字报，不要这样叫。”
谈不下去，专案组只好转到第二个问题，拿出杜心在朝鲜拍的照片，让杜心回答在什么地方拍的，然后说：“杨勇出卖国家土地和机密给朝鲜，是朝鲜修正主义分子。”等他把问话记上，杜心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在朝鲜，参加了志愿军总部的所有会议，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李志民（1955年任志愿军政治委员），可以到军事博物馆查。如果我说的不对，我去坐牢。”专案组说：“你敢这样保证，他在朝鲜没有秘密活动？”杜心说：“杨勇夫人有交代，他有肺气肿，警卫员不懂，让我跟着他。杨勇走到哪我跟到哪，寸步不离，我保证他没有非法活动。”来人不信，杜心说：“既然你们认为我没资格回答，就不要找我谈了。”“好，这个问题过去。第三个问题，你跟杨勇多年，他有没有反毛主席的言行？”杜心想也没想坚决地说：“没有。”“怎么没有？”“你们说有，你们自己写上，我接触就没有。”杜心讲杨勇和崔庸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副司令）在毛岸英墓前祭酒的故事，其中两个专案组员流下了眼泪。只有那个最凶的专案组员没哭，还铁石心肠说“杜心是保皇派”。杜心说：“你的行动将来历史会作结论。”专案组将笔录让杜心看完后签字。后来专案组对杨勇说：“杜心厉害，他那个重磅炮弹没炸出来。”杨勇叹口气说：“小杜要吃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