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派专机将高烧的杨勇接回北京
2月8日8点，总政治部干部部按照林彬信中的地址，派人到正觉寺告诉林彬：“中央指示立即派专机把杨勇接到北京。”问她是否跟飞机去石家庄。林彬说：“女儿在杨勇身边，我在北京还有些事情要料理，就不去了。飞机到达北京时请通知我，我到机场去接他们。”然后林彬挣扎着到新街口邮局，发了第五封也是最后一封加急电报。她怕误事，又用公用电话挂了一个长途。这一天，林彬打了五六个长途电话，发了五封加急电报，每隔一两个小时，她就发一封电报或打一次电话，内容都差不多，让他们等北京的消息，坚决不做手术。最后这个电话是2月8日10点打的，林彬对京京说：“我的信总理已经批了，”她的话音微微发颤，呼吸急促。“马上派飞机去接你爸爸到北京。你们做好准备，千万留心，不要在最后节外生枝，出点什么事！”京京冲进病房，迫不及待告诉杨勇。杨勇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噢，是总理……”很快医院也知道了。
林彬走后，姜教导员又是谩骂，又是威胁，逼问小姚林彬到哪里去了。小姚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说。京京隔着门缝看了一会，告诉了爸爸。杨勇把姜教导员叫进来，用很重的语气说：“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林彬是共产党员，她在国务院工作，并不在你们领导之下。她到哪里去了，有必要向你们汇报吗？以后有关我和我家属的事请来找我，不要再去找小姚了！”
12点半，杨勇被从病房抬出来，熟悉和不熟悉的医护人员、病人纷纷到走廊上向他告别。小姚抬着担架要上救护车，却被姜教导员一把拉下来。小姚大声说：“我一定要送老杨上飞机！”双方拉拉扯扯几乎扭打起来。杨勇从担架上坐起来，厉声喝道：“放开，让他去！”姜教导员只好放手。杨勇上专机前，把小姚托付给了好心的尹局长。
2月8日16点，专机飞临北京南苑机场上空，从林彬离开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起，整整过去了36个小时。专机刚刚停稳，林彬就登上了专机。在由南苑机场去解放军总医院的路上，医生不让高烧的杨勇过多讲话，而杨勇担心小姚会遭到责难，要林彬给石家庄打个电话，还要与北京军区领导谈，请他们亲自过问此事，一定要保护好这个战士。杨勇说：“你可以对他们说，这是我向组织提出的要求。”林彬说：“你放心，我马上办。”以后小姚复员，工作安排还算满意。他的来信杨勇都亲自看，并让林彬回信，感谢他的帮助和照顾。1971年国庆节后，杨勇恢复工作，他亲自给小姚写信，邀请他来北京做客，属名老杨。
杨勇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的日子
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杨勇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天进手术室前，杨勇安慰林彬说：“一会儿就完了，不会出什么事。”手术很顺利。术后第二天，杨勇就要来一副木拐，缠上绷带。虽然医生说拆了线才好练习走路，他可不能等那么久，说“这东西我会用”。
北京军区某干部来看望杨勇，谈到“批陈整风”和“华北会议”的情况，劝杨勇向中央揭发北京军区某些负责人的问题。杨勇沉思了一会儿说：“对他们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我不清楚，道听途说和自己揣测不能算数。如果他们确实有问题，组织上一定会查清楚的。这几年我被隔离，谁搞我，为什么搞我，不能说心里一点不明白，但仅凭个人感觉就作为问题向组织上揭发，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不能因为他们曾不负责任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地去搞他们。我大儿子小平到邯郸看我，也提出让我写材料揭发。我批评他不要感情用事，不要看风使舵，那种投机的事决不能干！这几年我被关起来，对他们的事一无所知，我不能凭空捏造，他们的问题由中央处理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真理，相信正义！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知道一说一，知道二说二，实事求是。”
北京军区某负责干部也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杨勇想去看他。林彬极力劝杨勇不要去，文化大革命他一直在台上。杨勇说：“我知道他整过人，你看我额头的这块伤疤就是在他主持的批斗会上被打的。可他现在主动上门，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嘛。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大家不该疏远他。”杨勇还是坚持去看望了他。杨勇临终前两天，这位负责干部打来电话，对林彬说：“……我也想去看看首长，医院不让探视，去了几次都没能进去。……有好多话我早就该和首长说，现在已经失去了机会，再也不能够了。……杨司令员是我这一生难得遇上的好领导，我对不起他。”在电话中他和林彬都哭了。
刚从38军调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的王猛来看望杨勇。他明显感觉杨勇面色憔悴，只有眼睛还是瞪得大大的，声音也依然宏亮。王猛看他拄着拐，伤腿不敢用劲，行动很不方便，就说：“这样好不好，我给你调一个公务员来。”杨勇不想连累别人，他说：“我放出来养伤，并没有‘解放’。”以后，王猛几次来解放军总医院，偷偷塞在衣袋里几份中央文件带给杨勇。他示意杨勇，如果让人发现，有可能会闹翻天。杨勇会意，赶快放进抽屉里，神不知鬼不晓。王猛详细向杨勇讲述了“批陈整风”中揭出的问题。杨勇说：“问题远没有解决。”杨勇想得很远很多，王猛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不好问。
应该说，杨勇摔断腿是坏事，也是好事。如果没有偶然摔断腿，杨勇还只能在裴堡农场继续劳动改造。现在经过夫人林彬的努力，周恩来批准回北京治疗，并且与北京军区脱钩，由总政治部直接管理，杨勇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机。
应杨得志邀请到青岛海边疗养
1971年4月底，杨勇的腿基本痊愈。他不想再住院，不少人也劝他早一点离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可在这种特殊的时候到哪里去呢？出院前三天，警卫员孙启增请假从邯郸赶来看他，这是杨勇被抓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很少能见到杨勇如此激动，他流着泪说：“小孙你受苦了。”孙启增也流着泪说：“首长你也老了，瘦了。出院以后准备去哪里？”林彬说：“还没有地方。”孙启增说：“一是到沈阳陈锡联那里；二是到济南杨得志那里。反正别在北京休息。”杨勇连连点头。杨得志来看望杨勇，他干脆地说：“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来我这里吧。”于是，1971年5月中旬，在老杨哥的盛情邀请下，杨勇架着双拐，由夫人林彬和女儿京京陪同，来到青岛海边。
孙启增表示要跟着去，杨勇说：“你也成了家，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去了。我再弄起来，你还要吃苦头。”孙启增在京西宾馆没救下杨勇，反而被弄成“三反分子”爪牙，几经迫害，连新婚妻子也不能逃脱，这使孙启增一度精神受了刺激。以后杨勇到总参谋部任职，第一个给孙启增打电话：“给你平反回北京，家属也调来。”孙启增被安排在黄寺化工厂当厂长，正是他当年劳改的地方。杨勇请孙启增一家吃饭，说：“小孙是个好同志，受我牵连，沾了我的‘光’，现在好了。”孙启增妻子第一次见杨勇，她对孙启增说：“没想到你跟首长这么熟悉。”杨勇逝世后，孙启增每年都来看望林彬，俨然成了她的一个儿子。
杨勇客居在青岛一座久无人住的荒凉小院里，杂草丛生，残墙断壁，连小路也长满了厚厚的青苔。杨勇那颗种菜的心又活跃起来，当年在延安他种的苦瓜、辣椒挑了一担送给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杨勇平整好土地，挪来厨房污水池边野生的辣椒苗，没多久就“火焰”簇簇了。望着越长越大的辣椒苗，杨勇心疼地说：“今年晚了点，浪费了多好的菜地啊！”
这一段，杨得志经常来看望，送点文件，有时也打电话通个消息。除此，杨勇读了很多书，军事的、政治的……还有很多历史书。一天，女儿京京穿着塑料凉鞋，从悬崖爬上山顶，走进空无一人的雷达站。她拿起一支枪，发现里面还有子弹。她把这支枪藏在稻草堆里，然后大摇大摆地从小路下山，迎面碰上几个战士，她以为他们一定会把她抓起来。没想到战士只是问“你怎么上去的”？京京说“走错路了”，战士就放她过去了。杨勇听后，鼻子都气得歪到一边，松懈到这种程度！他去了雷达站，战士说：“机器发生故障，没有人会修，只好关机，等上级来人修理。”杨勇问：“这样的事多吗？”战士说：“一年中总要有几次。”“技术人员哪里去了？”“都走了。”以前培养的大比武尖子都是罗瑞卿的“黑样板”，谁还敢再搞业务？雷达一年中有半年多开不了机。战士们说：“没有机器不要紧，部队推广‘人的因素第一’，要我们用肉眼去发现目标。”杨勇越听越气，说：“真是荒唐！肉眼怎么能看到超音速飞机和水下的潜艇……”回到家，杨勇大声说：“十几年的心血，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雷达监视系统和技术队伍，竟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眼睛怎么能看到一万米高空的飞机？用人海战术打现代化战争，简直是痴人说梦！这是要毁我们这个国家的！”杨勇的声音越说越大，林彬劝他小声点，不要太冲动。杨勇叹了口气说：“这哪是要搞掉几个人，几十个人，而是要搞垮我们的党。”
杨勇说起这一段在周围渔村的所见所闻：“……一个党有没有生命力，受不受群众欢迎，不是靠它手中的权力，而是看它为人民群众做什么事情。再这样下去，老百姓会骂我们的。那时候，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还有什么话可讲！”那个晚上，狂雨不停，震雷不止。杨勇把孙毅寄赠他的曹操诗《龟虽寿》压在玻璃板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杨勇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却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苦苦思索。他的思索越来越深，这使他复出后对江青一伙的直接斗争中，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的精神。
1971年国庆节后，杨勇恢复了组织生活。他用毛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知道毛泽东眼睛不好，看不了小字，所以字写得很大。杨勇还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工作。林彬一个字一个字地帮他琢磨，每一封信都要写很长时间。
1972年1月，周恩来两次让秘书向总政询问杨勇的情况。第一次，周总理对秘书说：“向总政了解一下杨勇现在哪里？处境如何？”总政答复“杨勇不在北京”。周总理再问：“再查一下，杨勇同志到底在哪里？”直到得知杨勇在青岛养病时，一直关心杨勇的周恩来才放下心来。
4月中旬，林彬先回北京。总政治部干部部来人到正觉寺看望，对林彬说“搬搬家吧”。林彬忙了几天，把家搬到菜市口西白广路总参第三招待所。这是杨勇熟悉的老地方，曾是志愿军留守处。杨勇在朝鲜前线时，林彬和孩子们就住在这里。此时，文革中被赋闲的老将军包括罗瑞卿也都住在这里。
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杨勇没等伤腿痊愈，就动身从青岛回到北京。当天就有久别重逢的老战友来访，李达、王诤、陈再道（原武汉军区司令员）、童小鹏（原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长）等，杨勇都要上前紧紧拥抱，一改过去非常激动时也克制自己的习惯。他们的泪眼久久对视，互相拍着肩头，大声说：“还活着！好……我们还活着！”杨勇和他们通宵达旦地谈，话题海阔天空，只是很少谈自己的遭遇。他说：“党和国家被破坏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个人情绪不能抛弃呢？我们要准备出来为党工作，不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
杨勇住进来时，王诤正好到外地去了一个多月，他回来没进家门，先来看望杨勇。毛泽东曾称王诤是我们军队“无线电事业的祖师爷”，他为发展中国电子事业立有不朽之功。王诤说他走了不少地方，过去建设起来的雷达网情况很不妙，大多处于瘫痪状态。杨勇讲了他在青岛看见的不能运转的雷达。接下来的十几个夜晚，王诤冒着酷热给中央写报告。
1972年5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经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提名，增加杨勇等三人与会。7月中旬，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国际舆论很注意这一任职，认为把指挥过现代化朝鲜战争的杨勇将军调到东北，是准备对付苏联的。有人替杨勇打抱不平，“你什么问题也没有，文革前当了那么多年的正职，为什么反而要降级使用？”而杨勇则高高兴兴接受了任命，他说：“这么多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对不起党和人民，心里有愧啊！现在有工作做了，到沈阳军区不是很好嘛。”“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一直紧张，让我去沈阳军区工作，中央是有考虑的，我自己也愿意去。”杨勇反复说：“不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
周恩来让他出席完八一招待会再走，想让他的名字见报，以此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在那种特殊的形势下，报纸上提到名字，表示这个人在台上或被“解放”。杨勇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倒的老干部中较早分配工作的人，在沈阳军区任职半年多后，他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