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瑞向中央写报告澄清真相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宣布：有13个中央委员和12个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第10次、第11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或者有其他严重问题。因而没有通知他们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陈先瑞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说：“不让我参加三中全会，已给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当时党中央主席的讲话以及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却很明确地定性，我属于犯有严重错误，或者有其它严重问题的人，这更使我万分痛苦，因为这种说法不符合我的客观实际，这是我全然不能接受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我连续几个晚上夜不能寐，反反复复回顾了我在十年动乱和揭批‘四人帮’的全部言行，我决心既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又要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讲清楚，讨回公道。我坚信我个人是清白的，历史是客观的，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公正的。”
1979年1月3日，陈先瑞接到军委调他到兰州军区任顾问的命令。1月12日他到兰州军区报到，4月他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呈递报告，实事求是检讨了自己在十年动乱中说过的错话，办过的错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他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和中央文件的一些说法，提出了意见，请求中央对他审查，并给以公正结论。陈先瑞认为：他从一个十几岁受地主压迫的放牛娃，参加红军，奋斗几十年。在那么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只要在岗位上，就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办一件错事，党中央的路线都错了，我们又不是圣人，怎么可能一点不错？陈先瑞并未强调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着重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个人崇拜和盲从。但说过的错话，办过的错事都是思想认识和执行上级指示的问题，表态拥护的没有超出当时中央文件的口径，当时执行的没有超出中央文件的规定，没有另搞一套。对中央要批判、打倒的老干部，不管谁来调查，他都坚持不捏造事实，诬陷好人，还尽量说一些公道话。对群众没有支一派打一派，拉帮结伙。在受批斗围攻时，没有丧失原则，问心无愧。没有个人野心，没有为了向上爬出卖灵魂，没有参与任何阴谋活动。
1970年12月至1971年1月，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被撤职，李德生（后是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任第一、第二政委。谢富治、纪登奎忙于中央和军委的事，北京军区日常工作由陈先瑞主持。当时的北京军区是一个庞大的班子，领导成员中有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北三省（区）和京、津两市的一把手也都兼任政治委员，参谋长、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30多人。北京军区下辖8个野战军，1个卫戍区，1个警备区，3个省军区和10多个独立师，兵力是各大军区中人数最多的，又驻防在中央所在地，除和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样，要“三支两军”和“准备打仗”以外，还肩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重任。由于北京军区的地位举足轻重，军区领导经常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示。
陈先瑞说：我虽然没有遭到像许多老同志那样严重的迫害、致残、家破人亡，但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一直是在挨批斗、作检查中挣扎过来的。文革开始说我是徐海东黑干将，是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派到北京军区夺权的。在批判杨余傅时，说我态度暧昧，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和林彪的指示。华北会议说我反林彪，反江青，反38军；李德生受批判时，说我是李德生的“轿夫”；清查五一六，把我列为审查对象。一会儿批我跟林彪不紧，一会儿说我是林彪线上的，总之，谁在台上说我反谁，谁倒了说我是谁家的人，真是有理说不清。十年动乱中，从华北会议、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到中央召开的各大单位负责人参加的“鼓掌欢迎会”（即作检讨就欢迎通过），我记不清大大小小的会上，作过多少次检讨，为了过关，我把各种粗暴无理的批判，都包揽下来，上纲上线去认识，这些都是违心的。北京军区班子那么大，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无论是原华北的，还是其他野战军的，也不论批评过我的还是未批评过我的，总的讲我与大家是团结的，没有留下芥蒂。我不计较个人恩怨，对机关和部队批判过我的同志，不记仇，不搞打击报复。我可以说没有整过一个人，我尽了自己最大努力来保护干部。文革初一些人要打倒几个副司令员、副政委，我坚决不同意。在几次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浪潮中，一些人几次主张对一批干部免职、降职、调离、转业处理，我都挡住了。我始终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我没有在北京军区挖山头，平山头。我忍辱负重，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不分昼夜，那时中央、军委随毛主席夜间办公，我夜里电话不断，并不时被召去接受任务，白天照常到军区上班。我身体不好，是硬支撑着过来的，我与领导班子的同志，齐心协力，分工负责，比较好地完成了首都警卫、部队战备、训练、生产等各项任务，部队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陈先瑞自我辩护的报告呈送中央后，近一年没有人找他谈话。1979年6月，陈先瑞接到中央通知，参加了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又参加了中共十一届五、六、七中全会。1980年陈先瑞约见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专门谈他的报告问题。韦国清说：“军委认为你的报告写得很诚恳，很客观，实事求是，教训总结得也很深刻。我们也收到了其他同志的报告，对你的报告是比较满意的，你提的要求也很合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中央和军委急待处理的大事很多，很忙，你再耐心等等，相信中央和军委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不久，杨尚昆、余秋里与陈先瑞谈话，明确表示：“军委和总政治部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你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没有犯严重错误，也没有其它严重问题。华国锋同志的说法和三中全会文件的提法，因为当时会期紧张，任务重，许多事办得比较粗，有不妥之处，对你是不恰当的。你要求纠正，合情合理，这事应该办，但是办起来有一定难度。请华国锋在全会上再专门讲一句，说陈先瑞同志没有犯严重错误，也没有什么严重问题，这也不好办。三中全会的文件是纲领性文件，专门为这个不妥的提法就否定整个文件，或者修改整个文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最后，他们让陈先瑞再等一段时间，相信中央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中共十二大召开时，陈先瑞作为兰州军区代表参加，余秋里对陈先瑞说：“你的问题这次大会可以解决了，中央提名你和孔石泉（济南军区顾问，也未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同志为中顾委委员候选人。你们当选了，自然就把那个不妥的说法否定了。
1981年1月，中央军委宣布陈先瑞等六位老同志的离休命令。陈先瑞感到突然，这时他还不到70岁，组织上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他难免有些想法。但想法归想法，命令还是要服从的。邓颖超提出：“有些同志下了离休命令，就不要再选进中顾委了。”这样陈先瑞等几个人从中顾委候选名单中被拿下来了。中顾委选举后，余秋里对陈先瑞说：“孔石泉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真对不住啊！”陈先瑞只能一笑了之。
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小会上，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专门讲了陈先瑞的问题。他说：“陈先瑞同志在我军历史上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在陕南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时，是很有影响的，在十年动乱中的表现是清楚的，本人对经验教训总结是深刻的。对他的工作安排中央有考虑。”以后总政治部准备安排陈先瑞进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因为他正式离休而未能落实。
由于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说法，后来又没有公开结论，致使很多老同志、老战友、老部下对陈先瑞产生了诸多误会。有的直言相问，陈先瑞不得不解释一番。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常想，我们这一代人，上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可照，下有万民奋博，使革命事业不断前进，作为我个人只是沧海之一粟，只要国家兴旺久安，党的事业发展壮大，人民生活幸福美满，我就满足了。关于我个人有没有犯严重错误，有没有严重问题，那已经是历史。心底无私天地宽，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会对一个人作出公正结论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军区领导人李雪峰、杨勇、廖汉生、郑维山等都获得平反，北京军区没有一位领导干部因文化大革命而被定为敌我矛盾。也就是说，打倒杨勇、廖汉生，与北京军区无关，与林彪也无关。杨勇、廖汉生被抓不是他们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北京军区的位置。正像1974年毛泽东导演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样，体现了他的这种严重的不放心。
作者后记
笔者在撰写《百战将星杨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为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载《党史博览》2002年第1期）时，曾采访过几十位知情者，并查阅大量史料。同时，本文还引用了解放军出版社的廖汉生、陈先瑞、徐向前等将帅回忆录，杨菁（杨勇女儿）、张作光《往事》（明天出版社1987年8月版），卢弘《军报内部消息——文革亲历实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石言（北京军区党办秘书）、木辛（郑维山秘书）《还历史真面目——平反李雪峰、郑维山及华北冤案》（三次坊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2月修订版）等，在此一并致谢。
2021年12月2日完稿
2022年11月17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