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5年间，纳粹对欧洲少数种族及政治群体展开迫害，犹太人遭到大规模的系统性屠杀，大约有600万人成为种族灭绝行动的受害者。罗马尼亚出生的犹太裔瑞典女作家和心理咨询师赫·弗里德（Hédi Fried）是大屠杀最后的幸存者之一，她奇迹般地两次从集中营存活下来，今年11月20日与世长辞，享年98岁。赫迪是瑞典最著名的公共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毕生致力于反对种族主义和维护人类尊严的事业。30多年来，她走遍了瑞典各地的学校，坚持不懈地讲述自己与家人在二战中的亲身经历及作为犹太人的感受，传播民主价值观和人人平等的观念，以确保历史永远不会重演。
1924年6月15日，赫迪出生在罗马尼亚西北部城市锡盖图（Sighet）一个殷实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锡盖图毗邻乌克兰，一战前及1940-1947年间属于匈牙利。赫迪的父亲Ignaz Szmuk经营一家生产包装材料的小公司，三年半后她的妹妹利维亚（Livia）出生，一家人住在一所漂亮的大房子里。姐妹俩从小衣食无忧，在父母的关爱中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二人携手长大，时常分享各自的小秘密，也会嫉妒、争吵，甚至打架。1930年代初，反犹主义已经开始在赫迪的家乡蔓延，姐妹两人在学校里时常受到一些大男生的欺凌，父母也深为局势及全家犹太人的身份担忧。
1933年的一天，赫迪的爸爸Ignaz买回来一台收音机，这在她家里是一件大事，姐妹俩非常开心可以听到柏林、巴黎和伦敦的音乐。然而对于她们的父母来说，更重要的是收听多个国家的新闻，及时了解欧洲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一年希特勒上台，掌握了德国政权，局势一天天变得紧张。1939年9月1日是星期天，锡盖图的天空十分晴朗。那一天当姐妹俩回到家里时，发现妈妈Frida神情肃穆地在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大滴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原来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了！战争似乎距离锡盖图这个安静的小城还很遥远，然而赫迪一家人的生活从此改变。
1940年，锡盖图及所在的北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重新划归匈牙利所有，学校立刻改成用匈牙利语教学。好在赫迪姐妹可以用两种语言读写，所以对她们的影响不算大。但是纳粹德国扶植的匈牙利法西斯政权陆续颁布了各种歧视犹太人的政策和法律，例如：犹太人不准进入大学就读，犹太人不准拥有银行账户、汽车及贵重财产，禁止非犹太人与犹太人进行商品交易，等等。爸爸Ignaz的生意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但他说： “这些都不要紧，我们能够接受生活水平降低，重要的是一家人要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就有安全感。”这句话他说过很多次，也成为后来赫迪姐妹在集中营里坚持到最后的信条。
1942年，匈牙利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规：不准犹太人在高中学习。那时赫迪还有一年高中毕业，利维亚即将升入高中，两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因此这一次对她们的打击很大。她们的父母非常重视两个女儿的教育，尽管那时家庭的经济每况愈下，他们还是尽最大的能力，将赫迪姐妹送到大城市克卢日（Cluj）的一所犹太高中读书。由于克卢日距离锡盖图较远，她俩只能在节假日回家。1943年底，赫迪与利维亚放假与父母团聚。她们盼望来年一切会变好，但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家人最后的团圆新年。赫迪一直保留着那时的老照片和父母写给她的信，图为19岁的赫迪（左一）与同学的合影。
新的一年开始了，由于有传言苏联军队可能会来到锡盖图，赫迪姐妹在爸爸的劝说下留在了家中。三月份街头却出现了德国士兵，犹太人被强迫佩戴黄色的六角大卫星标志。不久德国人在锡盖图建立了犹太人隔都，赫迪一家是最早一批入住的。他们只有24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两姐妹把心爱的小狗托付给罗马尼亚邻居，带上简单的行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自家漂亮温馨的大房子，从此再也没有回去。锡盖图及周边村庄一万多名犹太人全部陆续迁入后，隔都的所有大门都上了锁，人们不能自由出入了。犹太人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剥夺——财产、尊严、自由，最后只剩下生命。
1944年5月14日是一个晴朗的夏日，赫迪一家及许多隔都居民被送上闷罐火车，途中姐妹俩先后被迫与父母分离，从此再没有见面。锡盖图的所有犹太人分四批被运送到奥斯威辛集中和灭绝营，大部分人立即被毒气杀死，其中也包括赫迪的父母。姐妹两人由于年轻健康得以幸免，后来包括她俩在内的200名青年女囚被转运到柏林的艾德尔施泰特做苦工。虽然她们几乎不能承受工地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始终咬牙坚持，因为这是能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支撑她们的还有回忆从前与朋友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在新年除夕夜，赫迪与表妹打赌，她认定4月15日一定会获得自由。左图为锡盖图的犹太人隔都，右图为奥斯威辛集中和灭绝营，大门上的德文标语是： “劳动带来自由”。
1945年春天，盟军步步逼近柏林，赫迪姐妹和其他囚犯又被送到德国西北下萨克森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了既没有劳作、也没有食物的两个星期，包括赫迪在内的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之中。4 月 15 日这一天，英军来到集中营解救了所有囚徒，这是被盟军解放的第一个集中营，没有人能说清为何赫迪会早早地预料到这一天。在考虑以后的去向时，赫迪决定不回锡盖图。一天三位瑞典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敲响了姐妹俩的房门，告诉她们瑞典红会有一个救助一万名集中营幸存者的项目。同年 7 月，赫迪姐妹先乘火车前往吕贝克，又转乘红会的船只M/S Rönnskär号来到瑞典。
姐妹俩在瑞典南部港口城市马尔默登陆，迎来了战后第一个和平的夏天。不久后她们来到斯德哥尔摩，开始了在瑞典的新生活。赫迪参加了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利维亚则进入商学院读书。赫迪说自己是父母的聪明女孩，而利维亚是父母的漂亮女孩，就像猫和狗一样。战争期间，失去父母的姐妹俩相依为命，在纳粹集中营里姐姐就是妹妹的保护伞，她始终对自由存有一线希望。两人在瑞典成家立业、儿孙满堂，一起积极参与反对种族主义的活动。她们每年夏天都相约到相距很近的乡间别墅度假，直到赫迪90岁，图为两姐妹1946年和近年的合影，每张图中左为利维亚、右为赫迪。
赫迪从12岁起开始写日记，但是在集中营里没有可以用于写作的纸张。来到瑞典后她重拾纸笔，恢复写作是她处理个人经历及进行自我分析的一种方式。在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生涯之余，赫迪撰写出版了六本书籍。其中松散的“生命三部曲 ”——《生命的碎片》（Skärvor av ett liv，1992）、《生命的回归》（Livet tillbaka，1995）和《第三次生命》（Ett tredje liv，2002)，围绕着她一生的不同阶段展开。《生命的碎片》是赫迪的处女作，关于为什么大屠杀会发生，她写道：“谁能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沙粒加上沙粒，不知不觉面前就成了一堆沙子。”
赫迪在2003 年的著作《生命的钟摆》（Livets pendel）中，从哲学层面深入阐述了对于邪恶、幸福和记忆特征的洞察。她说：“学会带着记忆生活并不意味着遗忘。相反，大屠杀期间发生的事情必须不断地保持鲜活。”在2017 年出版的《我收到的关于大屠杀的问题》（Frågor jag fått om Förintelsen）一书中，赫迪回答了读者、讲座听众和公众提出的许多问题。两年后，95岁高龄的赫迪出版了她的最后一本书——儿童读物《博德里的故事》 （Historien om Bodri），讲述了女孩赫迪和她的朋友玛丽卡（Marika）及狗狗博德里（Bodri）的故事，这本书还改编成了一部儿童布偶剧。
赫迪的同乡、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1928–2016）也是从锡盖图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这样评论《生命的碎片》：“本书不仅仅是个人文档；这是一个见证，感人至深、震撼人心。”图片依次为《生命的碎片》、《生命的钟摆》和《博德里的故事》三本书的封面，《生命的碎片》的封面照片是1930年在照相馆拍摄的，妈妈把两个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头上扎了大蝴蝶结。照片上不满三岁的妹妹利维亚看上去不太高兴，据她自己回忆，原因是拍照前两人在争抢一个洋娃娃。妈妈把娃娃给了赫迪，小姐姐看上去得意洋洋，但妹妹心里感觉不公平。
在《博德里的故事》中，作家写道：“我们看起来并没有那么不同，我们的膝盖都有擦伤，而且都换了新门牙。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不同的宗教，玛丽卡去（天主）教堂，我去犹太教堂。我是犹太人，而玛丽卡不是。”有一天，赫迪在公园的长椅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禁止犹太人坐在那里。 后来赫迪和她的家人被迫离开家园，留下了博德里。赫迪以孩子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讲述了这个凄美而黑暗的故事。这本书的背面写着：“故事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经历，写作初衷是下一代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相信他们有能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对大屠杀的恐惧及失去双亲的悲痛，是赫迪心中永远无法平复的创伤，她鼓励其他大屠杀幸存者也讲出自己的遭遇。赫迪在《我收到的关于大屠杀的问题》的前言中写道：“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学会如何避免历史错误。 我希望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能明白，我们不是注定要承担加害者或旁观者的角色。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和责任，只有承担起责任，才能避免历史重演。”在2017年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我的担忧》（Min oro）中，赫迪谈到了对于日渐抬头的种族主义及处于危险之中的民主的担忧，她希望每个看到这部影片的人能够继续她未竟的事业。
2015年，赫迪与另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Emerich Roth分享了Raoul Wallenberg 奖，与赫迪同龄的Roth在2022年1月22日离世。Raoul Wallenberg是瑞典瓦伦堡家族最知名的成员，二战后期担任瑞典驻布达佩斯外交官，拯救出数万名犹太人。Raoul Wallenberg 奖设立于2013年，奖给在瑞典秉承Raoul Wallenberg的精神，通过提高儿童和青年的认知，为反对仇外心理、不容忍及提倡所有人的平等价值而努力的人。2019年，瑞典国王授予赫迪六翼天使奖章（Serafimermedaljen），表彰她 “在为民主和人类价值而斗争中的多年努力和卓越成就”，图为赫迪从国王手中接过奖章。
赫迪去世后，瑞典社会一个极其重要和独特的声音消逝了，朝野一片悼念之声，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留言。国王在书面发言中写道：“我和家人有幸见到她时，非常赞赏她的善良和智慧，我们怀着感激和尊重的心情铭记赫迪·弗里德和她的事迹。”前首相Stefan Löfven夫妇是赫迪的生前好友，他说：赫迪“努力使得人性和善良成为主导力量，她的离世使我个人和全瑞典都陷入巨大的悲伤。”年近95岁的妹妹利维亚说：赫迪对于自己的意义“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赫迪不只是停留在自己的经历和创伤中，她看到了人类残忍的本来面目，可能在不同时代以不同形式出现。
上图：斯德哥尔摩中心Raoul Wallenberg广场的纪念碑“路”，用取自布达佩斯犹太人隔都的石块铺成，两边镶了铁轨。路的起点是一个石头地球仪（左），上面刻着Raoul Wallenberg 的名字及24种文字写下的：“当犹太人被带走处死时道路是笔直的；而当他们试图逃离凶手时，这条路是弯曲的、危险的，两旁布满了障碍物”——代表大屠杀中犹太死难者所在的24个国家，这条路一直通往附近斯德哥尔摩犹太大教堂的大屠杀纪念碑（右）。下图：犹太大教堂院内的大屠杀纪念墙，墙上镌刻的8500个名字是来到瑞典的大屠杀幸存者的遇难亲属，墙角的黑色铭牌上写着：别忘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