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怡饿死事件背后的全民腐败
2004年8月25日
何必
三岁女孩被活活饿死——这就是去年震动全国的李思怡事件。“冷血”事件，震惊了公众……（略。）
康晓光对于该事件的采访，我是作为作者收看样刊，在今年的《改革内参》上看到的，而且该刊还是对于这次采访分为三次连续登载，可见温铁军对于该事件的上心。我当时看到了李思怡被饿死事件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看得我心惊肉跳。说起来，我做新闻工作也有些时日，耳闻目睹的各式各样的花样也不算少，在中央电视台的供职经历更使我可以从一个全国性媒体的角度得到很多地方稀奇古怪的消息线索以及具体内容，但看到了李思怡的事件，还是把我钉在了页码上，细细地读每一个字，揣摩鲁迅所谓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吃人”二字的韵味及其在当代的中国特色。
在各新闻单位都接到主管宣传部门在建国55周年大庆前夕不准做负面报道的禁令的情况下，《中国青年报》在这个阶段把李思怡事件捅了出来，真不知道该报是否吃了豹子胆。去年率先报道孙志刚和当地非典的《南方都市报》，在事后报社经历了震荡，也许还没让中青感知。
不过，从这篇报道看，谈到康晓光文的阅读反应时，所援引的唯一一个有具体身份的人还是个“清华大学的老教授”，还是落入了唯上唯大的新闻写作窠臼。看到该文里，“关于孙志刚的报道，说得最多的是‘一个大学生被打死了’，而不是‘一个中国人被打死了’。说起这一点，康晓光说：‘现在有些学者和媒体嫌贫爱富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推论是否可为：关于李思怡事件，如果发表评论的是一个简单的网友而不是清华大学老教授，分量就要轻许多？这大概是该篇报道最大的败笔。
可转念想来，该报也算是与我很有渊源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佘世光时代开始，似乎就断断续续没完没了着；1989年夏天，该报卢跃刚躲到一个旅馆里写作，也是要把本人参与的事拾掇成书。
作为媒体中人，也作为截长补短就要被媒体追逐者，我一直游离于体制之外，处于社会底层，于是也就坚定不移地站在所处阶层立场上说话。
不管是老教授流着眼泪看完了该事件的报道，还是网友们在网上展开的道德自救，抑或是社会上对于该事件的无动于衷，康晓光在文中提出的问题不可谓不发人深省，而且在不长的文字中也几乎是面面俱到了。从行文笔法看，还是很煽情的，使得读者不得不随着作者的视野关注到与李思怡相关的各色人等。
是啊，李思怡，多么可爱的小女孩，天真漂亮，而且由于长期被歧视，养成了嘴很甜的习惯，见到谁都是很礼貌而招人爱怜地称呼。她的亲属、邻居、长者们对她的成长究竟干了些什么？那些派出所、公安局、家委会、妇联、儿童保护机构、媒体、政府等又干了些什么？一个美丽但自从到了这个世界上就因为妈妈吸毒而过早感受了太多的世态炎凉的小生命，在周边概莫能外的冷漠与无情中，哭着饿着死去了，离开了我们。
康晓光发问，还会有多少李思怡？是的，现在，《经济半小时》把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中的大头娃娃的图象当成了宣传片，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孩子的影像，（顺便说一句，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的宣传片里把从高楼上跳下自杀者跳下瞬间的图象频繁播出，真不知道在向社会发出什么样的信号？）以及孩子的家长抱着也许失去知觉或者以及死亡了的孩子的躯体面对镜头撕心裂肺又无可奈何；今年3月19日上午，河北曲周县侯村镇东高固小学教师刘丽娜强迫她所教班级42名学生伸出手来，然后在每个学生的掌心用削铅笔刀划伤出血，全班顿时哭成一片，为了防止学生逃跑，刘将教室的门顶上……
如今，安徽阜阳几名与劣质奶粉有牵连的涉案人员以及被法律追究责任，而河北那位女教师也受到法律制裁。可按照康晓光的逻辑，我们也照样有理由发问，该追究的仅仅是这么几号人吗？
换个角度想，中国一向是重刑事轻民事，到如今，中国刑法应该是属于重刑主义几乎达到顶峰了，光是死刑的罪种就不下10个，这在当今世界法律体系中也是不多见的。而即使如此，还是挡不住各式各样标新立异深圳惨绝人寰的行径的发生。由是，从李思怡那里，我们是否该问：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或者，按照康晓光的语气，除了警察外，还有谁该站在被告席上？如果说我们都是李思怡的地狱，没有人能幸免与罪，那么谁来担任审判者，而所依据的审判标准又该如何？
没有人可以幸免于罪，这是多么可怕的情形。可怕就在于，以权力腐败为核心与动力的全民腐败。如今，行业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军事腐败、交通腐败等已经不绝于耳，企业腐败、导师腐败、家庭腐败等也应运而生，使得专司各国腐败现象研究分析与对策研判的透明国际对于中国所出现的名目繁多的腐败刮目相看。按照传统腐败的定义，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者利用该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但现在中国，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就产生了利益划分的状况，而这种情况下也就有了两个人以上的人群中的公共权力，自然而然地也就有了腐败的温床。问题是，这种自然而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发生机理究竟如何？如果随便什么人只因为认识商场老总而可以在商场门口圈起一爿地界儿来画地为牢收取机动车、自行车停车费的现象俯拾皆是，看到街头上腐败到处游走，体会到作为道德垂范与教化功能承担者的政府，里面的官员一个接一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摩肩接踵前赴后继地奔向双规、法庭甚至刑场之际，民众对于道德的基本判断与诉求又当如何？如果上行下效，贪赃枉法之凤日盛，全民腐败又终于胡底？
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一档中国也算知名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里，曾经在节目之外问过一个自己认为是“主流”经济学派中的经济学家，在如今高速发展中国经济中，出现了道德的全民性沦丧，该如何看待？得到的答复是，他从来不认为抛开经济增长空泛谈论道德有任何意义。
也许，在GDP政绩观里，李思怡、阜阳大头娃娃、东高固小学那42个手掌冒出献血的孩子们的死亡或者受伤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许，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学者，职责不在于李思怡们是否依然忍饥挨饿以及是否能存活，只在于增长率到底是在8％还是9％，经济学本身就是见物不见人，腐败也是社会发展即使不是最优也是次优选择，既然有发展，那么就必须有人甚至一批人为此付出代价，当作改革的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思怡、阜阳大头娃娃们就顺理成章地荣幸其中。可对于李思怡、阜阳大头娃娃们来说，即使再高的增长率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全民腐败的社会环境里，来不来就得由国务院派出调查组才能搞定地方伤天害理的事件，居高不下的社会安定成本里又吞噬了多少增长率？
我曾经对很多人不厌其烦地讲起过我途径赫尔辛基机场的那段经历。过边防时，我前面金发碧眼的西方人都很快就盖章过关，但到了我这里，边防警察却拿着我的护照仔细端详，而且还煞有介事地打开防伪灯左顾右盼，我后面那些西方人看到这种情形也有着异样的表情。作为守法者我怒不可遏但又无可奈何，原因并不是由于我干了什么坏事，而只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在国外，中国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甚至比那些黑非洲、南亚次大陆国家的人还要受歧视，国人自己总结出来，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穷，而是因为中国人坏。
有趣的是，今年4月，在该文中慷慨陈辞义愤填膺的康晓光，参与主持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品牌推广方案”，该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朋友邀请我有偿写一篇有关的评论，成文传给基金会后，却被要求与康晓光面谈，目的就是对行文进行修改，而且要对该行动大书特书，而我坚持评论只能就事论事，不会满足过度宣传基金会的要求。结果，此事后来就杳无音信，不知道评论是否以及用什么样的面目见报，报酬也就不了了之，还是介绍的朋友不知道从哪儿弄了点钱填上了这个窟窿。
如此说来，还真是没有人能幸免于罪。当全民腐败比比皆是的时候，李思怡就显得更可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