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拒游看公共空间缺失
2004年10月5日
何必
从昨天开始，北大开始限制游客入内参观……（略。）
北大又一次敢为天下先，发轫于新举措颁行。这个消息一出，媒体上议论纷纷，大部分都是指责的声音。
想来，北大也真是不容易，作为全国瞩目的最高学府，处于万众目光的焦点当中，总是被当作靶子。在名不见经传的什么单位或人员弄的全国高校排名里，北大落后于北京及外地其他一些学校，北大曾经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质问这种排名的科学性、权威性与公正性，远没有虚怀若谷的高风亮节，更不管自己教学科研成果水平与数量远远落后于国内其他一些高校的现实；把像巩俐那样的影星免试入校读书，引发社会上对北大传统精神丧失与沦落的怀疑，感觉北大也在如今世风日下里随波逐流，坏揣着色迷迷的心理拜倒在女星的石榴裙下，堕落到连自身起码的教育科技学术颜面都不顾的地步；在全国高校当中率先实行高等院校教育体制改革，却被校内外评价为沽名钓誉，只是迎合了“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的既得利益，成为党同伐异戕害无辜的巧立名目；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卖肉、在校学生郝璐璐花费30万将自己打造成美女、网上闻名的电子公告版“一塌糊涂”被莫名其妙而蛮不讲理地强行关闭，等等，都让北大多次成为了众矢之的，在群情激愤当中死皮赖脸不为所动。
而曾经在北京沙滩红楼里那所被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乃至毛泽东等一系列历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烘托出的北大哪儿去了？我们还能看到“12.9”时代的北大风貌与气概么？随着张岱年、陈岱荪、钱钟书等一代大师们的仙逝，以及季羡林老先生身体不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北大还剩下什么呢？远处不说，自从文革结束后到今天，北大产生过什么哪怕在当代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如果说没有，好像也不切实，但的确像坊间评论北大教改时所谓那般，一个个“机会主义分子”喷薄汹涌蔚然成势，把学术、教书育人乃至科学作为社会良知的守护神演变为为个人捞取政治、学术资本乃至财富的工具，将人格贬损到迎风洒泪见风使舵的社会道德沦丧大潮中并不惜一马当先破而不立，可想而知的是，即使是斯人在世的当口，恐怕也难逃被遗忘乃至谴责的社会待遇。
而说到北大精神，那些曾经早在多年前就明确喊出中国需要“德”、“赛”二先生，并在日后的精神发育过程中逐渐认同与倡行民主化所需具备基本条件：人民素质、法治文化、舆论开放、政党竞争、司法独立的北大，到现在却在干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用校园不是公园的借口，将慕名拜访景仰观瞻者用一群保安拒之门外。这实在是反映出北大精神的堕落，也从另一个侧面映衬出我们时代的悲哀。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本身是个舶来品，是比照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照方抓药如法炮制的货色。但是，在“与国际接轨”的叫嚣中，我们却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最终弄出了东施效颦的可笑结局，变成了很具中国特色的不伦不类。在欧洲游走，会发现那里的大学要是想拒绝游人的进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围墙！进入大学园区，只是相当于到了一个散布着浓烈学习气息的一个个公共建筑物当中，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在其中徜徉穿行，不管是乞丐、吸毒者还是知识分子。在那里，大学本身就是在“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统治被颠覆后，作为世俗化的知识普及专业化场所而产生出来的，形成了科学、世俗与宗教的抗衡，并由于其强烈的世俗色彩而与公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大学本身就必须根植于公众之中，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与支持。大学本身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决然没有任何借口把自己束之高阁。而且，在西欧普遍提倡社会发展目标于“教育、福利、社会公正”的理念时，教育自然也就被当作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必要内容，是全社会的财产，是纳税人的供养产品，是属于“公共空间”。而扩大国民文化的公共空间，提升“公共建筑”的“公共性”，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的必行之路，而也必然伴随官方意志的淡化。
而在我们这里，大学却成为社会精英的金字塔，成为社会里几乎每一个人人生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通天阶梯，多少人在这千军万马拥挤的独木桥上滑落下去抱憾终生死不瞑目，高等教育作为精英汇聚的盛宴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惟利是图之徒，高等院校也就自然把自己当作是完全有资格远离社会喧嚣而超凡脱俗高高在上的尤物，在占取大量财政拨款并形成了类似廊坊“东方大学城”那样的腐败工程时，却恶狠狠地把纳税人弃如敝屐；尤其在近来，更成为科学向权贵让步与妥协的交易场，成为官、产、学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名利场，成为这个社会少数人所把持的地盘。应该说，中国的高等院校自始至终就没有过什么“公共性”，所以，从西方拿来的高等教育到我们这里被邯郸学步成了贵族俱乐部，也就在所难免了。而欧洲那“教育、福利、社会公正”到我们这里被全盘“语焉不详”，也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