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17000元之慨
2004年10月22日
何必
昨天，中国电信……公告透露：两人月薪17000元，年终两人还有权收取由董事会决定的酌情花红。……（略。）
笔者有一个网友，从网上联系至今已经有将近5年的时光了。最初该网友是在陕西某地的通讯经营部门工作，后来考取了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生，并且还按照校方要求，组织了对该校毕业生里像原信息产业部长吴基传、高通中国区总裁孟樸、UT斯达康中国公司华北区总经理易有胡那样的叱咤风云的有头有脸成功人士的专访，颇为迎合如今日益流行的成者王败者寇的实用理性风尚。到了北京以后，自己体会应该改一改待人接物方面稍显刻薄的习性，平素里无论是网上聊天还是面谈喝酒，逐渐显得改变了不少。但是，就是不能涉及有关通讯运营的话题，否则还是一反常态原形毕露，言辞尖刻咄咄逼人，并且一副圈内人通晓个中深浅不足为外人道的架势，对笔者这种外行人要对电信业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的行径不屑一顾乃至怒火中烧。
从职业化角度讲，该网友能对通讯行业如此忠心耿耿，倒是如今世风日下里很少见的忠诚，虽然看上去有些像一个凶悍的家长在孩子遭到欺负时不问青红皂白撒泼打架那样的护犊子，但这样的忠诚度是日渐稀缺的职业资源。
可尽管如此，并不能妨碍笔者作为新闻人和消费者对通讯业继续冷嘲热讽嘻笑怒骂，因为它实在是该享受如此待遇，并不因为其中有着太多的外人很难了解的内幕而缄口不语，也许正是因为这更激发了外界探究包括黑幕在内的内幕的兴趣和锲而不舍，把通讯行业从一些圈内人的盛宴拉到大庭广众之下是骡子是马溜一遭。
如今，选择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电信在香港披露了即将上任的两名执行董事的月薪，并被媒体煞有介事地评论作“这是运营商首次公开公司董事的薪酬情况，显示了企业管理透明度的提高”，显示出一些媒体迎风洒泪阿谀奉承的劲道。中国电信的用户都是在内地，但是却选择在香港公布管理人员薪酬，这种做法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还是延续着英国殖民地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因之而具备了民主化的基本条件：人民素质、法治文化、舆论开放、政党竞争、司法独立。与内地资本市场的一潭混水不同，香港的法治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正规化经营，内地到香港上市的公司都有着上市过程好像“被剥了一层皮”那种痛不欲生的经历，凸显内地市场环境与香港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中国电信在香港披露自身实情，并非中国电信自身的觉悟水平提升所致，而是香港法治化环境的自然要求。假如什么公司是在内地上市，难免出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作假共同欺骗股民的勾当。被吴敬链痛斥的股市黑幕就足以说明股市的混乱与肮脏。
如此被香港法治环境逼出来的实情展现，内地不管是消费者还是投资者都要转道从香港获知此况，大概也反映出中国电信对作为“上帝”的用户的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的颐指气使做派，以及作为全世界数量最大的“上帝”们地位的尴尬。中国消费者协会就通讯领域里存在的诸多不平等格式条款（被媒体称之为“霸王条款”）公开点评已经有一年多，但通讯领域里死皮赖脸不为所动，也昭示着这个垄断行业的头头脑脑们为了既得利益决然不肯作哪怕些许的让步。而从《民法通则》里所规定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四大基本原则上看，所谓不平等格式条款本身就是对法律原则的违背与践踏，而这种涉嫌违法的行业规则的畅行无阻，的的确确让人领略到霸王们的无法无天，以及如此消费环境里消费者的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两位新上任的执行董事月薪达到了17000元，这是什么水平的收入？这差不多相当于北京市年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说，按照平均收入水平计算，中国电信执行董事月收入要抵上一个北京人一年的收入，这还不算“年终两人还有权收取由董事会决定的酌情花红”（这种酌情分配给人以太多的想象空间，有着太大的操作弹性）；而如果考虑到中国农民年人均收入在2400元的状况，执行董事的公开收入水平就是农民收入的85倍！如此数字可能不得不让人触目惊心。
这巨大的收入差距究竟来自何方？这样的发问几乎是胡言乱语：明摆着是来自垄断嘛。笔者在挪威时，往国内打电话要用那里的电话卡，一张100分钟的卡要花100克郎（挪威克郎当时与人民币比价约为1：1），而且这种卡还经常能打到7－8折，换言之，从挪威往中国打电话每分钟也就花人民币7、8毛钱；而在国内，即使购买了什么真IP、假IP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电话卡，往挪威打电话一分钟至少还是要花3.4元，意味着国内外国际长途电话资费差距有4、5倍之多。可挪威4万美元的人均收入，比去年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跨国1千美元人均收入大关的中国来，又有着40倍的差距。
这时，“与国际接轨”的叫嚣板上钉钉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没人理会欧洲早就实施了手机通话的单向收费、以及话费水平相对于收入水平来说几近九牛一毛的实际状况，更没人面对北美开通已经5年之久的所谓PC to phone（电脑与电话之间通话）一直是40美元包月，即使打国际长途电话“煲粥”（没完没了地通话）也就这么点钱的客观事实。
说起来，这“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了我们现实环境中各行各业的一道挡箭牌，一个像胡适所谓“漂亮姑娘”任人打扮成自己所需要的模样，各取所需，量身订作，包君满意。
不信，看看最近的事大概能说明点什么。有人质疑，酒店每到中午12点就要按照一天收费，即使客人早晨才入住也概莫能外，不足24小时却收取如此资费，这种做法实在有欺行霸市之嫌。但媒体刚刚就此质疑，国家旅游局就立即气势汹汹出面，说这种做法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不可改变。这大概是“与国际接轨”方面的范例。
可国际上著名的摩根斯坦利发布报告认为全世界存在房地产泡沫，而中国也未能幸免，中国人购买房产所花费的钱要占到家庭收入10－15年的全部，而在美国只是3年半；中国目前尚未出售房屋占到总开发量的比例（空置率）远远超出国际警戒线的15％的水平，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日子不超过一年，很可能就是未来几个月的事。按说，这应该是“与国际接轨”的最佳时期，而且也符合最高党政部门实施宏观调控的战略方向，可是，建设部有关部门立即发布报告，信誓旦旦地宣传中国房地产领域不存在泡沫。这大概是“与国际接轨”方面的一个反面的范例。联想到近几年房地产领域价格水平逐渐下滑，建设部却在此时出台了“831”大限，对城市土地采取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造成土地供应紧缺的局面，迫使房屋价格进一步攀升，10月22日，上海房屋平均成交价格已经到了8201元几乎荒唐的历史最高水平，这种在价格上直逼美国而国民收入上却集体失语的状况，也是“与国际接轨”方面的靓丽风景。
如此，再看中国电信浩浩荡荡11个执行董事的收入，以及消费者为此买单的水平，想必“大多数人”心里都会酸酸的不是滋味。
笔者一次与信息产业部新闻发言人讨论中，对方认为中国建立了全世界第二大骨干网，并且无论固定电话还是移动电话用户数量都达到了全球第一，这种宏观上气吞山河的豪迈成就在数落时足以令其两眼发光津津乐道，但却碰到了我这么个不开眼专门挑刺儿的主儿，反唇相讥说作为消费者，才不会理睬什么第几大骨干网，那只是“业内人士”撰写八股文向上回报政绩时才会热衷的事情，而消费者关心的只是在地铁里如何才能通话、在建立了那么可歌可泣的骨干网的同时却比比皆是的信号不良区域如何确保通话质量、以及什么时候才能把话费水平调整到国际上通行的程度，而不是像北京市那样，在信息产业部和当时的国家计委用行政方式（而不是市场调节）下发的地方固定电话资费档次里吃错药似的竟然选取最高档次让北京人来承受。
按照邓小平的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还是应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要求。可怎么看，拿着比农民至少高85倍收入的中国电信执行董事们，也不像要帮其他人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架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