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名中学生抗议补课之背后
2004年10月31日
何必
江北建新中学初三年级的近200名学生拒绝进校，他们集体抗议学校要求他们周末补课……（略。）
想想看那个场景，清晨凛冽的寒风中，200个中学生黑压压地站在距离学校不远处，或者默不作声，或者叽叽喳喳，用不进校门的方式，抗议学校在周末还要把他们拖来，在完全违背他们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进行补课。这200个学生的聚集，也算是蔚为壮观了。
看了这样的新闻，有几点感触。
首先，从也许很招人烦的大道理上说，学校是为谁服务的？很显然，是为学生服务，是要向学生灌输知识、技能乃至“做人”的道理。既然如此，学生就是学校教育的接受者，学校的所作所为就应该以学生的需要为要义。学生对于校方安排的补课“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如此敌对与抵抗的情形当中，学校怎么能无视学生的要求与心愿，强行把学生在周末的大清早就拽到学校来补课？按照我国法律，这些已经上到初三的学生已经具备了部分的行为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可以对自己的行为部分地承担责任，而且已经可以对自己生存状态进行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进行判断取舍，对于是否要到校补课这种教育方式具有了一定的认知能力，并不需要他人越俎代庖。
其实，当地的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在此之前下达了有关禁止任何年级任何形式的补课行为的通知，这种通知之所以能够出台，也是在社会上对于如今中小学生负担过重、各类形式的补课、培训、学习班压得弱小的身心不看重负，严重影响其正常发育的背景当中才有的。孩子正在处于长身体和智力发育阶段，需要一个轻松宽容和睦友爱的成长氛围与环境。从我国情况而言，孩子们的成长环境状况却非常不容乐观。据称，我国中小学生视力存在问题的人数在全球高居前列，平均下来，小学生近视眼占比达约40％，初中生约为50％，高中生则为60％，而且由于学生运动缺乏，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更为严重的是，中小学生的心理卫生状况很令人担忧，孤独、焦虑、抑郁、强迫等心理症候的存在相当普遍，致使自闭与攻击倾向比比皆是。自此也有着越来越多的校园暴力的发生。因此，还孩子一个快乐的成长环境，让他们至少与成年人拥有同样的休养生息时间，而不是比成年人还要艰苦地每周劳作6～7天，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来调整学习、生活和娱乐状态。
其次，学校在召开家长会后就与家长们就在周末给学生补课达成了共识。不知道这是校方针对上级主管部门禁令而采取的迂回措施，还是面对气势汹汹的家长势力的妥协与让步，但结果却是在作为教育主体的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作出了有关的决定，而将此中最主要的角色抛在了一边。在独生子女政策、高考一考定终身、以及传统里望子成龙心理的驱使下，家长蔑视孩子权利与心境而悍然替其做主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与其说是家长对孩子的殷切之心的确切表达，毋宁视作在家庭中权力滥用的典型表现，家长可以利用自己生养孩子的事实而将孩子及其权利当作是自己的所有物，对孩子的身心现状与前程具有完全的所有、处分的决定权。而从畅行的法治社会时髦词汇里，家庭成员之间也应该是平等的，个人的权利也必须受到法定的尊重与维护，家长肆意践踏孩子权利的行径也是要受到道义谴责乃至法律责任追究的。
而学校与家长结盟侵害孩子权利，则有了共同侵权之嫌。假如学校是想借家长之手逃避有关补课禁令，那么就更是策划阴谋来达到学校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之行为了。
再有，从这200个学生集体以不进校门的方式抗议学校补课的行为本身，我们能将这种行为定义作什么？集体罢课！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想想，刚刚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就已经被逼迫不得不采取如此极端的与家长和学校在补课之事上誓不两立的态度与行为选择，这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的年龄再长大些，对于集体反抗的方式与效果的认同，将会形成正面心理反馈，使得依靠集体力量进行利益角逐成为习惯。联想起最近有中学教师也是因为周末补课而集体不上课（罢教）、深圳3000名员工因为薪水问题而拒集体绝工作（罢工）、北京一市场由于大房东与二房东发生纠纷而造成商场里停水停电最终导致商户集体不开门（罢市）并封锁市场通道、北京国安罢赛、深圳健力宝球员罢练等等事件，这种集体反抗的方式不仅仅存在于乳臭未干稚气淋漓的孩子们身上，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各色成年人群体当中。而越来越广泛的以集体不作为的方式来抗议侵权方的行径，也给了我们以警醒。
这种方式在西方是广泛存在的，经常能听到国外来的消息说因为什么部门又罢工了所以生活受到了影响，人们借这种集体抗议示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愿，发泄心中的不满。
尽管我们的宪法里取消了对这类行为的法律保护，但却阻止不了这类行为的发生与蔓延的频率越来越高。特别是，当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之际，这种行为的出现就会越来越普遍，并由于权力的威风凛凛而使这种弱势群体的反抗获得社会广泛的同情、默许乃至声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