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产业可能回暖

潘晓来信的作者之一。老么咔嚓眼的。不迎合不争论,不自以为是否定其他,不以为掌握真理,只是口无遮拦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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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可能回暖

                                          2005年4月8日

何必

虽然国内汽车消费已日趋理性,但人们依旧盼望一场完美的车展……(略。)

该报道除了这个诗情画意的猜想外,也有其他比如展商、门票、场地等猜想。不过,比起“汽车产业由此回暖”这种乐观猜想来,都不过是小把戏。从中,可以体会到嗲嗲的上海人对未来的美好期望,联想到国务院于3月26日下发了稳定房价的8条意见,其中提出如果房价失控,地方官员要承担责任。有香港媒体指出,政策调控重点主要针对的是上海,当地政界盛传有官员可能要为房价失控而丢官。这上海人!

汽车产业到底是什么状况呢?从总体上可以看出,国内汽车市场格局年初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日韩厂商取代了欧美厂商的领先地位,从亚洲其它地区的经验看,这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数据显示,1至2月份,韩国现代汽车销量升至中国汽车市场首位,销售量达3.42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0%,日本的丰田和本田则紧随其后。相反,多年来的市场领头羊大众和通用的销量则出现了大幅下降,大众头两个月销量为3.3万辆,同比下降了70%,市场占有率也从前几年的50%降到了11%,除捷达外,其它车型销量下降都超过了50%,捷达下降了46%。上海通用销量不到2万辆,仅为去年同期水平的50%。分析人士称,日韩汽车的成功,反映出中国市场需求正转向更小、更便宜的轿车。事实上,在整个亚洲,当市场竞争激烈时,日本和韩国车表现最优秀,这也表明中国市场被欧美车商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面对近来联合国改革、特别是日本力主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日本在钓鱼岛、教科书等方面与中国和亚洲国家关系紧张之际,韩国人开始全面抵制日货,国内抵制日货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当口,一向主张对中国只输出产品拒绝提供技术的日本汽车厂商却取得了如此骄人的业绩,大概也的确让国人蒙羞。

2003年10月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可谓一语中地:“合资企业的中方合资伙伴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

在汽车产业发展方面,中国走着自主研发让位于国产化的道路,以至于温铁军时代的《中国改革》杂志用“中国汽车业:从神到猴的蜕变”这种触目惊心的标题,来描述自主研发是神,自己生产是人,只落得拼装就只能是猴这样一条中国汽车业走过的蜕变之路。

到现在,国内汽车业现状如何,也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4月8日《东方早报》数据,江淮汽车董事长左延安指出,在外资不断加强控制的情况下,国内汽车业现状突出表现为产业资本金融化、民族资本边缘化、制造领域“空心化”、支柱产业附庸化。在跨国汽车公司的挤压下,中国汽车产业资本“有股权,没有决策权”,有变成金融资本的危险,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也受到极大限制。从资本权益上看,中资将失去中国汽车制造领域的掌控,其决策权、经营权、分配权和发展权都受到外资严重侵蚀。从生产方式上看,由于国产化要求被取消,跨国汽车公司在华生产将由过去的零部件先行向总成先行转变,近年出现的组装热就是明证。虽然国家可以对进口零部件按整车征税,这也只是一种经济调节手段,不具有强制性,跨国汽车公司可以在全球采购和本地化生产之间,在构成整车特征和零部件进口之间维持一种最优化的比率关系。从整体上看,与过去相比跨国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制造比重会降低。中国汽车业则成为其全球产业链上的附庸。

社会上,有关汽车产业应该放弃发展自主品牌、接受国际分工而成为国际巨头加工厂的说法,一时间成为占据主流话语空间的强势论调,在市场化的说辞中,漠视国家安全及其所必须的战略制高点,出让知识与市场的所有权,洋奴和殖民地哲学无与伦比地甚嚣尘上。

现实情况是,目前的税收政策,不但不利于对民族汽车产业的培植,实际上是对民族汽车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2004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则被各界认为是给中国民族汽车企业设置了太高的壁垒,从而有意将国内汽车市场拱手出让给国际汽车巨头的强力宣言。

这种内外有别、重外资轻自主品牌的基本思路,把一个好端端的汽车产业(中国红旗轿车和载重汽车曾经距离国际水平很近)活生生沦为彻头彻尾的附庸。

独立完整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是支撑国家的民族特质的三大支柱。

拿破仑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69页)。而李斯特本人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这是因为“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 。因此,“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127、118、131页。)

笔者并非主张闭关自守,只是,在当今经济活动当中,在向国际融合的同时,加强自身实力是必需的;而这种实力,决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更多的还有民族精神和气节的提升。现在丧权辱国论逐渐占据舆论上风,把中国带入十足的世界加工场,并因之丧失国际生活里的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彻底出卖市场与未来,这差不多也就上要返回彻底的茹毛饮血刀耕火种时代。

邓小平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在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在如此背景下,再来看开篇那种认为汽车产业会由于一个展会而回暖的见地,好像没那么舒服。即使如此春光明媚的上海真能出现中国汽车产业回暖的奇迹,对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又有何益?无非是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崇洋媚外的地方,再培育些个汉奸、再把中国汽车业总体都拉到国际修车铺档次方面推波助澜而已。

要真是这样,这汽车产业回不回暖,倒还真不重要,因为,卖国的速度越快,祸国殃民的灾难越深重。

其实,沦为全球产业链上的附庸,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汽车业,在目前被叫嚣得如火如荼的重化工业、机械加工业、金融业、乃至食品深加工等行业,中国人正在一个个丧失阵地,在只开放不改革、只增长不增收,只引进不消化、只繁荣不富裕的大局里,完成了邓小平所谓“附庸国”国格的塑造、语境的成就以及殖民心态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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