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
2006年2月16日
何必
北京电视台《城市》用了两期的时长播出了标题是“今天我说不”的节目（略。）
节目里也提到，于凌罡对高房价说不，郝劲松对在火车消费不开发票说不，邱宝昌对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说不，秦兵对……说不，李金华对……说不。而其中却没有涉及郎宪平对国有资产流失说不、丁学良对国内经济学界污泥浊水说不……
其实，老潘应该算是拒绝消费对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说不的典型了。当初在北京电视台奥运节目部胡紫威《身边》节目帮忙时，那里就想让我做嘉宾，直接进演播室，说说我不用手机、不买房、不买车、不旅游……的真实心态。两袖清风之中，就剩下一个全北京只有几千人在用的寻呼机，2005年春节前还被寻呼台给停了，为此《首都经济报道》还做了个节目，说老潘这下彻底从人间被强行蒸发了。
对身边的很多事情说不，这应该是日渐强盛的社会风气。《首经》节目中，总是报道这个食品下架那个物品有毒，弄得观众发短信，说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自来水不干净纯净水有隐患，连他妈的喝西北风都有沙尘暴，这人还怎么活呀！
《城市》开始，就瞄准了这种说“不”，而且让老潘给提供可以说不的点滴。在办公室拽了个百无聊赖的首经小女孩简单罗列，以“我靠，说‘不’一下大发了！”为题给制片人发过去：“不买房、不买车、不开车、不留学、不出国、不移民、不存钱、不过生日、不过节、不养宠物、不买手机、不学外语、不下饭馆、不买盗版光盘、不抽烟、不喝酒、不喝饮料、不吃鸡肉、不吃洋快餐、不吃油炸食品、不旅游、不坐飞机、不坐火车、不坐公交车、不考研、不工作、不加班、不恋爱、不结婚、不要孩子、不请保姆、不入党、不开会、不交税、不信教、不出家、不逛街、不化妆、不赌博、不嫖妓、不玩网游、不吃药、不看病、不熬夜、不去幼儿园、不上学、不写作业、不看广告、不看书、不看报、不听音乐、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用电脑、不上网、不照相、不健身、不跳舞、不泡吧、不考试、不整容、不赶时髦、不追星、不进电影院、不看话剧、不减肥、不吵架、不打仗、不打官司、不办喜事、不进养老院、不办丧事……”
这种说“不”，还可以有太多，特别是那些为官方所鼓励的，就更应该是卯足了劲说“不”的。
看到该节目初稿，有着平铺直叙现象并列的特点。就此给记者和主编回复：
“家庭是什么？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而中国人的家庭为全世界羡慕。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家庭中也有着分工，更有着各自的地盘，家庭成员之间的隔膜逐渐呈现。如今，孩子对父母偷看自己日记说不，配偶对对方检查自己手机说不，老年人对不肖子孙说不，儿女对家长包打听的行为说不，兄弟姐妹之间对欠帐说不，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这是权利社会的标志，而也有人说这是对家庭文明的背叛。”“所谓的生活，在这里基本上都是些消费行为。而提到消费，就自然而然地有消费者。当我们一不留神或者无法避免地成为消费者的时候，所面对的是千奇百怪无处不在的消费陷阱，公交车太挤，化妆品太坑人，保健食品假冒，绿色食品伪劣，手机有诈骗短信，住房有霸王条款，住的家里还有物业公司烦人，上街满眼小广告，遛弯空气质量恶劣，而当消费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者后，才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只剩下说不了。”“实际上，求学只是关注到了考研这一个领域，而考研为的就是延迟就业时间。而涉及到就业，更多的涉及到企业霸权问题，也就是说，企业主掌握着太多的权力，而劳动者法定处于弱势地位。”“更应该看到，人们所谓‘说不’，实际上缘起于上个世纪日本经济起飞后，成为世界上经济第二，于是成就了日本人敢于向美国叫板的态势，而那本《日本可以说‘不’》，一时间被当作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争取自己适当位置的号角。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一帮愤青也照猫画虎弄了本《中国可以说‘不’》，连名字都模仿日本人。实质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说‘不’，是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是旗帜鲜明地对周围主张自己权利的行动。在动物世界里，猫科动物往往要用排泄物圈定自己的领地，而人类也以说‘不’的方式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说不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集体性的权利再分配，并且使得整个社会资源得到重构。”
的确，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并迅速爬升到全世界名列前茅的位置，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却与此很不相称。现在也算是名声显赫褒贬不一的日本政治家、东京知事，当时还是一名作家的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针对美国对日本的总体关系饱含全面否定，后来在美国发行了英文版。该书以藐视的姿态批评了美国的各项对日贸易政策。当日本在1990年代进入经济萧条期后，中国开始了经济持续增长的进程。张藏藏、宋强、乔边模仿着石原慎太郎的语调，也来了个《中国可以说不》，并附庸了日益加强的拙劣的民族主义情绪。针对这种充斥偏狭与狂燥的权利诉求，有人甚至不无极端地引用袁世凯曾说过的话：“中国人民智未开，不适合搞共和。”
现在，通看日本和中国这两个说不，共同于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的喜不自胜，但却都失于政治上的成熟。『我引用过甘阳在一篇《走向‘政治民族’》文章，他指出，“一个世纪前，韦伯对其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曾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 (political immatuarity)，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韦伯所谓的“政治成熟”，是指“这些阶级（领导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利’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严肃的莫过于自觉地意识到这个政治教育的任务并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致力于民族的政治教育。我们政治经济学尤其必须以此作为我们学科的终极目的。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腐蚀着人的天然政治本能，如果经济科学也同样走向以腐蚀政治本能为己任，一味只知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景观而全然不察，把这种景观当做独立的‘社会政治’理想乃是十足的错觉，那么不管这种景观被描述得如何像人间天堂，都只能表明经济科学已多么不幸地误人歧途。”（《民族同家与经济政策》，见《韦伯文集（下）》，第 397、403～40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姑且不说当下的中国与韦伯时代的德国的权利和责任方面的巨大差异，只是，往里看，现在中国居民储蓄已经达到了14万亿，而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却越来越高，依靠国内消费根本不足以支撑自己的经济，这种事情对于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危险性再怎么说也似乎不过分。而这种现象应该看作什么？消费者对商家说不，国民对公权力说不，民间对启动或振作内需说不；向外看，排华浪潮风起云涌，反倾销诉讼此起彼伏，欧洲国家光用汉语标示“请把尿撒在便池里”的警戒越来越多想瘟疫般的扩散民间，逐渐形成着全世界对中国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