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亡灵呼唤安全与快乐童年
2004年3月10日
何必
云南寻甸县三元庄小学……8名住校男生被活活烧死……（略。）
看了这则消息，一时间，竟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切话语都被触目惊心所带来的震慑与绞痛淹没；惨不忍赌的字里行间挑战着我们的正义和秩序，愤懑与憋屈荡涤了所有粉饰太平的叫嚣与璀璨，现实以赤裸裸却不乏残酷的表象向我们的心理底线叫板寻衅，试探着社会方方面面的承受力。
这里面所牵涉的问题太多，似乎远远不是一两篇小文章能说清楚的，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不是靠写些无关痛痒的文章就能使局面有所改观的。相对于拿天真无辜的孩子发泄私愤小学教师人性的泯灭、火灾发生后人们把教师的“摩托车、教具甚至粉笔都搬出来却无人想起去组织救援被困的孩子”这样真切的蔑视生命的行经、镇县教育部门以“在事故前后均已尽到监管责任”而不承担法律责任（报告没有提及这些部门是否承担了哪怕稍微具有人情味些的道义责任）的嘴脸、当地律师慑于当地政府机关的淫威而不敢接手此案，等等等等，想必会使每个稍微具有些社会良知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欲说还休。在如此情状下，那些空泛、抽象得稍显做作还矫情地谈论生命的价值、人的权利被尊重的必要性、对于强势的制约和束缚、社会关怀、法律救助等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对于被大火吞噬的8个孩子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看到这则消息后，我立即给办公室里的同事阅读，因为此前我们曾经就如何让孩子在这种状态下获得健康成长的条件而多次讨论过。说起来，这件事发生在偏远边陲的云南，但即使其他省会城市照样发生了令人不敢多想的事，2001年，南昌一家贵族幼儿园就发生了大火烧死13名孩子的悲惨事件，虽然事后把当时不务正业的老师关了起来，但孩子们还是永远离开了我们；是在首都北京，孩子们的境遇也强不到哪儿去。前几年，一个北京排得上号的幼儿园（北京第几幼儿园是档次比较高而且不是随便什么市民都可以把孩子送进去的）曾经发生过孩子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做而受到惩罚关在衣柜里，到下班老师忘记放孩子出来，结果第二天早晨打开柜门发现孩子已经窒息。就拿我自己的孩子来说，在北京某幼儿园由于多动而经常受到老师的体罚，最可怕的是，孩子有时中午没有按规定午睡，拿起小床上的物品在手里转呀转地一不留神扔到了别的小朋友的床上，被老师发现，三伏天中午被勒令在太阳地里暴晒，这还不算，中午幼儿园的大门是敞开的，而孩子站在院子里时，老师也去午睡了，如果这时有人把孩子弄走，将会如何？想起来就后怕，只能再三叮嘱孩子：即使睡不着也要假装睡了，千万别再让老师弄到当院里罚站。后来，孩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报告，或者兴高采烈地宣布当天中午睡着了，或者没有睡着但却没有被老师发现而罚站。
把孩子送到欧洲后，我自己回国前对他开玩笑说带他回来，他马上拉下脸来带着哭腔拒绝。问他为什么，脱口而出“这里不丢小孩！”接下来如数家珍般地陈列“这里”幼儿园男老师让孩子骑在身上满园子爬、让揪头发和胡子、让带自己的玩具、让一块坐地铁到闹市区玩、让全员“一个都不能少”地参加圣诞节专门为孩子的教堂演唱会……以致于，现在已经上初小的他如果在学校里调皮捣蛋，最有效的警告就是让他回到国内来上学。
我带孩子赴欧洲是2001年10月上旬，正值“9•11”刚刚发生，欧洲各大机场都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凡是进出旅客无不被荷枪实弹面无表情的警察检查个底朝天，但我却没有受到任何盘查，反而被那些警察笑容可掬地安排在其他同行中国人羡慕嫉妒不已的快速通道，仅仅是因为我带了个孩子。
我对那里幼儿园职员（那里并不叫“老师”而大小都直呼其名）谈起中国幼儿园里孩子怕老师的情形，那些职员瞪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外星人的故事，最后，我们在如此层面上取得了一致：中国的老师不爱孩子，教育只是其谋生手段，他们只爱自己。
在孩子的记忆中，国内的幼儿园是充满惩罚、训斥、白眼、暴力、倾轧、野蛮、排挤等恐怖的，这种孩提时代的记忆不知道会对其未来的成长、以及在如此环境中有共同遭遇的一代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目前社会上孩子动辄就采取极端行为的现象日益频繁，少年儿童心理问题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负担，并对社会发展形成了难以忽视的负作用。但究其原因，谁又能像开篇县镇教育机构那样从容免责而将过错都归在孩子身上？对于这些孩子如何本着起码的天良裁定他们的过失？更不用说，寻甸、南昌等七七八八之处被如此和这般林林总总死于非命的那些天真、可爱、无邪的孩子们了。
孩子出生在哪里并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而且也不能因此获罪。面对开篇里那些让人不忍回顾的消息，空洞而小心翼翼的说辞都已经倍露寒蝉，唯一可谓的真理是：孩子有权利获得安全而快乐的童年。
然而什么时候，这才能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