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搬到二楼后，住在东二楼的最东边，与南二楼最东边的房子紧挨着。南二楼每套房子的布局都一样，都是两室一厅，一个厨房，一个水冲厕所和一个砖砌的小浴室，厅的窗户朝北，窗外就是共用阳台，两个居室则都朝南。五八年大跃进时，大量农村人进城工作，造成沈阳住房非常困难。省政府接收这个大楼后，几乎每套房子都安置了两户人家，原来的饭厅和客厅也变成了居室。
江小涛一家搬来之前，那套房子就是两户人家共住。一家姓刘，四川人，刘叔和我父亲是省供销社的同志，财务处的会计。刘叔家住一南一北两间房，家里四个孩子，俩男孩俩女孩，还有刘叔的老母亲，一共七口人住两间房。困难时期，老太太看着自己孙子孙女挨饿不忍，就回四川老家了。另一间南屋住着彭叔一家人，彭叔家两个老人，俩大人加四个孩子，一共八口。两个老人住东二楼大门洞一侧一个窄的只能摆一张单人床的小屋，但上厕所还是要去大屋。一共十五口人共用一个厕所，早晨起来上学和上班的时候都要排队。
刘叔家最小的孩子叫小刚，瘦瘦的，和我同龄。我现在能记住他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困难时期，他教我怎么吃饼干。拿一张白纸，饼干放在白纸上，然后将饼干弄碎，用舌头舔着吃。他说这样吃饼干一点都不会浪费，如果拿着吃，饼干渣就浪费了。他那时几乎每天都我家玩，后来他得了肝炎去住院，等他出院不久他们一家搬到了省社附近的机关宿舍楼，之后我就再没见到他。
小涛的父母也是四川人，父亲是大学生，在外贸局做出口贸易，是个很热情很实在的人。母亲方姨是大凉山彝族一个头人的女儿，长得瘦瘦小小，说话也细声细气。小涛有个妹妹叫小薇，比他小一岁，刚搬来那年还在幼儿园长托。小薇不像她哥哥那样立事，她特别不爱去幼儿园，每个星期一早晨要去幼儿园的时，她都大哭大闹，哭声非常响亮。
别看小涛只比小薇年长一岁，可他很有哥哥样，什么事都让着妹妹。他家里没有老人，父母都在机关上班，平时他脖子总挂个钥匙，家里的事都是他管。小薇上学后，他还要负责俩人的中午饭。江叔两口子都是南方人，也不会做棉衣棉裤，小涛冬天穿的都是商店买的那种棉套做的棉袄棉裤，不怎么保暖不说，袖头那还总是露出棉花。奶奶和母亲觉得他可怜，就总帮他缝袖口。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闹革命，大院里上中学的大孩子们都一拨拨地去大串联，回来给我们讲各地见闻，撩拨得我们这些小学生也都按捺不住潇洒走一回的冲动。小涛就偷着和我商量，咱俩也去串联吧，反正到哪都有人管饭，也饿不着。我说好啊，我早就想去了，我们去北京吧。小涛则说：我想去走红军长征路，正好可以去我妈妈老家看看。我说行啊，我们先去北京，然后再去走长征路。我们那时都不懂事，不知道害怕。以为社会都如小喇叭广播里讲的一样，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好人。
小涛和我不一样，他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去走长征路也不是像我内心想的是游山玩水，他是真的想体验老红军的艰苦经历。后来的很多事，他都表现出一种和他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我的小学同学里，小涛和王革有着类似的气质，那是一种真诚和激情混合在一起的特有的气质，从他们的眼神里你会感到有一种圣洁的光芒。我想，那些真有信仰的，富有牺牲精神的革命者大概就是这样的人。有时他们也许会有左派幼稚病，但他们绝不是虚伪之徒。
在我和小涛密谋串联进入商量带什么东西，如何打背包的阶段时，事情败露了。是我弟弟告诉了我奶奶，把我奶奶吓得成天看着我，然后奶奶又告诉了我母亲和小涛的父亲。我母亲没办法，也担心我成天带俩弟弟瞎跑疯出事，就每天上班都把我带去单位。有一次，父亲来母亲的商场给单位买暖瓶，我一看是开着车来的，就非要跟父亲的车去他单位，其实就想过过坐车的瘾。后来，整个停课闹革命那半年，我基本都是在父亲单位度过的。跟一帮大人在一起，确实很长见识。我后来觉得，我就是从那之后才开始懂事的，智力在其后也有了一个飞跃式发展。
我们大院的中学生们几乎都参加了文革大串联，没有一个在外地出事的，邻居慧清二姐去的是上海，彭叔的大儿子建国大哥去的是北京和武汉，连秀芳姐（建国大哥的妹妹）才初中一年，也去大串联了。他们都全须全尾地回来了，讲起串联的见闻都兴奋的脸上放光。最骄傲的是一个赶上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高中生，我现在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毛主席，回来很多人围着他让他讲见到毛主席的情景，那激动的样子和文革时的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里的红卫兵一模一样。
但大串联时期确实有一些中学生因各种事故不幸死在外边的。沈阳北两洞桥那就出过事，一个火车头和一辆刚出站台满载大串联学生的火车相撞，因为车厢顶上都爬满了学生，火车相撞时，有的学生被甩到车下，还有被甩到桥下的，死了不少学生。据说这个事故是沈阳铁路局建局以来最大的事故，甚至都惊动了周总理。我因住在父亲单位，没有去现场看热闹。事故是后来听我们大院宋大哥说的，他那时是火车副司机，负责瞭望的。文革后期，他负责瞭望的火车撞了一个拖拉机，造成几个农民的伤亡，他因此还被判了一年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