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厕所成了传递“秘密”的场所
别看在“监狱”里，我们天天忙极了，小纸条畅通无阻地传递着。要不是后来被看守发现，成了我们的罪证，这些小纸条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小纸条什么纸都有，有的是烟盒印花，有的是报纸白边，管它什么样的纸，卷成卷，都用来传递“情报”。为了多写一些字，钢笔尖反着用，这样笔划细。小纸条一个两指宽，密密麻麻好几百个字，字特别小，跟刚生出来的小蚂蚁似的。内容有骂街，有串供，还有鼓励，什么都有，这也是斗争中的一种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吧。
那时我们每天要通两三次信，按照这个统一的口径，大家交代的基本一致。太一致也不对头，审讯者也不傻，怎么交代都一模一样？口径这么一致？是不是他们通过气？看守提着工具突然闯到牢房搜查，也到厕所搜查，因为只有厕所是公共场所。所有的地方都搜查过了，“犯人”们怎么联系的，还是搞不懂，猜不出。有一个看守到张加毅的牢房里到处看，盯了电插座一眼，什么也没说，走了。张加毅特别敏感，马上通知我们，注意拧好螺丝，用布把手指印擦掉，抹上灰。果然下午看守来拆电插座，好在没有任何发现。不是我们暴露了，而是看守神经过敏。
电插座联络秘密是秘密，只是太费事，还老怕暴露。张加毅说，冯毅夫“官僚”了一辈子，太胖，他的电插座在床底下，每次取完条都累得够呛，坚决不干了。反正我们一天到晚没有事，大家又瞎琢磨，还有没有更好更方便的传递“情报”的办法？
过一阵，楼里厕所修好，可以用了。厕所自然成了交换“情报”的地方，我发现蒋先德在厕所放脸盆的铁架下夹了个纸条。我就给蒋先德写条，不能用这个办法。一两次行，时间长可能掉下来，叫造反派发现就糟了。后来干脆把纸条扔进厕所纸篓里，外面抹上大便，这样不容易被发现。可是大便又臭又不卫生，别看我们是“犯人”，人的尊严还是有的。张加毅很“鬼”，他把烟丝和水混合成黄水，用浆糊拌上，黏糊糊抹在纸上，与大便一样，又卫生，又安全。“犯人”们斗争起来也很有意思。
可是别以为只有我们聪明，看守中的聪明人也有的是。也亏他们想得出来，翻出擦屁股纸，一张一张看，而此时我们又“发明”了更好的办法。厕所蹲坑前面有个帽子样的罩子，把纸条贴在里面，鬼都不知道。写好纸条，折成小块，夹个大米粒，上厕所时贴在“蹲坑帽”的内面。收到条后就敲墙，“哒哒哒”，表示收到，或者“滋拉”拽一下铁壶，这就大大方便了。因为好几个人，条子经常拿错，还得再贴回去，这就增加了被发现的概率。
张加毅继续“发明”，每个人都排好位置，上下左右和中间，冯毅夫在中间，下边是我。给谁的条就贴在谁的位置上，这样就不会互相拿错了。排位置没排蒋先德，他好奇，有一天把“蹲坑帽”上的纸条全抓走了。追半天，他又贴回来，因为他不知道位置，贴得乱七八糟，把给张三的贴到李四的位置上，给李四的贴到王五的位置上，全乱了套。
蒋先德越狱失败，狱中“通信”暴露
张加毅的摄影师蒋先德写条子说他要“飞”，意思是他要“越狱”。蒋先德外号“蒋大胆”，为了空中拍摄取得更好的视角，他让人把自己绑到舰艇的旗杆上，还曾让飞行员把他绑到飞机门外。张加毅把蒋先德要越狱的事当好消息告诉冯毅夫，冯毅夫认为不可以，走到哪里都没用，现在天下都这样。张加毅则同意蒋先德越狱，以便出去好宣传我们在狱中的遭遇。
我看了纸条后全烧掉了，灰弄碎，装成烟灰放在烟灰缸里。而张加毅把纸条全留着，舍不得烧。他认为这是证据，也是个不可多得的纪念物。张加毅把这些纸条装进塑料袋，放到罐里，埋在地下。他给了蒋先德几十张纸条，蒋先德把皮衣领子弄个口，将纸条塞进去，藏好。
蒋先德选定从八一厂西门附近“越狱”，墙外是砖砌的垃圾箱。借垃圾箱爬下墙，不远处是小桥。蒋先德跳墙后沿着小河跑，跑了半天，过不了河，只得返回来，从小桥走。当时天正下着小雨，他还是粗中有细，怕留下脚印，倒着走了200多步。造反派出来搜查，发现脚印不是出去的，是进来的，就没再往外搜，让他成功逃掉了。
看守发现“犯人”跑了，通过公安部门，发出全国通缉令。蒋先德到一起打猎的猎友那里躲了一个多月，以为风声已过，找人把揭露八一厂非法关押的大字报贴到王府井大街。这样就暴露了，蒋先德被抓了回来。我从窗口看见蒋先德被粗铁丝套住脖子，拴在汽车前座上，他只能撅着屁股跪在那里。看守把蒋先德关在录音棚里，打了他整整三天，打得他几次昏死过去。蒋先德满脸青紫，人已经变了模样，几乎是被拖回来的。他躺在地上，咬牙吃掉看守扔给他的小窝头，才活了下来。
好长时间我们都不知道蒋先德被关在什么地方，后来张加毅上厕所，下楼梯时无意看了一眼放扫把杂物的一米多高的小楼梯间，门上木条贴着报纸，他发现报纸在轻轻摆动，掀开一看，蒋先德躺在地上。他被打得尿血，气息奄奄了。
张加毅以为蒋先德跑掉了，很高兴，在牢房里高声唱语录歌，“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看守说：“你高兴什么？”“没高兴什么？”“你们有什么串连？这是谁的字？”坏啦，蒋先德往衣领里藏纸条时，毛毛躁躁丢了一张在草地上，被看守捡到了。马上追查，张加毅承认是他写的。看守问：“你放在哪儿？”“我扔厕所。”“给谁看？”“谁都可以看。”看守知道不可能只有这一张纸条，把张加毅的褥子、被子全撕开，没有找到纸条。张加毅以为逃过一劫，正暗自庆幸。没想到看守找不到纸条，特别生气，要打张加毅。牢房里再没有别的东西，看守顺手抄起扫帚狠狠一抡，好家伙，“天女散花”，所有的纸条全飞了出来。原来张加毅把纸条塞在扫帚把里，因为牢房里只有一张床，又经常要转换地方，只有扫帚簸箕能跟着走。
用于串连的小纸条，就这样被“打”了出来。看守把小纸条上的字一一放大，抄在纸上，作为“反革命”串连条，保存进档案，还在八一厂展览过。文化大革命后这些作为“反革命”罪证的小纸条退给了张加毅，他舍不得烧掉，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当成了传家宝。
“黑帮”被押送山西总政五七干校
从1967年9月20日我被关进“黑楼”，到1969年4月15日放出来，关了一年零七个月。4月16日，我被放出来第二天，又接着进学习班，学习班成员都是“黑帮”，继续交代问题。10月24日，学习班结束。10月25日，八一厂革委会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我们44名“黑帮”押到山西高显总政五七干校“劳改”。还是一样的硬座，还是路上有枪盯着。想跑，毫不客气会被打死，完全是“犯人”待遇。
那时领袖号召，五七干校成风，中央各部委都办有五七干校。总政干校名为总政五七劳动学校，接收了一个劳改农场。总政干校分几个连，大都是定期轮换的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我们这些“黑帮”不算“五七战士”，是另类，单独一个队，劳动中有战士持枪监视。八一厂要把我们“升级”成劳改队，干校政委贾纯清没有同意，他说劳改队放在干校不合适。干校是机关干部轮流劳动锻炼的地方，弄个劳改队没办法管理，这才算了。
我们这些“黑帮”仍由八一厂监管，分住在六眼石窑里。除名画家、名作家、名导，还有好几位将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中将也在其中，他那时已经60多岁了。干校主要是种水稻，活很重。干校领导都是徐立清的下级，对他很照顾，让他象征性劳动，到苹果园看果树，以后又让他到葡萄园剪枝。他夫人老党和他住一间窑洞，干校粗粮多，在校长张景华和政委贾纯清关照下，经常给他换点细粮，还偷偷把红头中央文件拿给他看。我们经常到徐主任那里“串门”，每天帮他打两桶水，也多少知道一点内部情况。他夫人老党说：“我们老徐爱吃嫩黄瓜，爱吃心里美萝卜，爱吃西红柿。”反正菜地里有的是，我们就摘好多送去。徐立清看我们用水曲柳做烟斗，还做了涂漆的理发盒子，他也要做。1973年底徐立清恢复工作，出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到八一厂看见我，仍不忘干校的情意，很亲热地叫我“老战友”。
山西煤多，勘探队在总政干校的范围内探测到煤田，签下协议，如果打出煤，干校搬家，如果没有打出煤，帮助干校打一眼井。由于煤层太薄，没有开采价值，勘探队打出一口温泉给了干校。刚开始还不敢用，怕是毒水，拿到北京化验，是矿泉水。干校建了一个简单的淋浴室，因为水头很旺，没有开关，温泉一天到晚流。我们每天下工都可以洗一个热水澡，舒服极了。洗完澡再接一壶矿泉水喝。到了晚上，没有什么文艺活动，偶尔放场电影，尽是《红灯记》、《沙家浜》之类，不知看过多少遍了。但有电影看总比没电影看要好，我虽然已经死了再当导演的心，但看电影仍是我的爱好。
如果光劳动也还行，平平安安。虽然干校不管运动，可是干校是一期期轮换的，八一厂新来的一批人中有两个曾经整过我们的坏蛋，我们又继续挨整了。有一次食物中毒，集体拉肚子。这两个坏蛋说是有人破坏，怀疑是冯毅夫下的毒。调查半天，搞清楚是吃炒豆腐渣的原因，才放过了他。欺人太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张加毅、蒋先德等人，要找这两个坏蛋算账。
那时我们已经劳动了一年多，挖沙，挖水沟，干校最苦最重的活全归我们“黑帮”。每天光膀子干活，晒得黑黑的，200斤的大麻袋上肩，一干一整天。不过也有大大的好处，身体棒极了，鼓起来的肚子没了，病也全跑光了。我们一人拿一把亮闪闪的铁锹，质问那两个坏蛋：“八一厂杀人夺权黑会是怎么编出来的？为什么把罪名安在我们头上？‘八一六’到底有没有？到底谁是反革命？一定要说清楚！”反正我们横下一条心，已经是“反革命”了，同归于尽，削了完了。那两个趾高气扬的坏蛋看着我们磨得雪亮的铁锹，吓得魂飞魄散。
晚上干校政委贾纯清到我们窑洞里，他说：“同志们，千万千万不能动手，动手就错了。”这一句话就感动了我们，那时成了“反革命”，谁叫过我们“同志”？这是我们成“黑帮”后头一次听到“同志”这两个亲切的声音。贾政委在文化大革命前 在总政群工部任处长，多少了解我们，他并没有把我们当“犯人”看待。我们在干校的生活很糟糕，打饭一人一份，窝头多，还老是少给我们。吃不饱不说，有时吃饭还要挨训斥。贾政委看见后说：“该怎么就怎么，吃饭还要让人家吃饱，不要亏待了他们。”贾政委对我们说：“历史过去了，你们这些老同志过去做了很多事。说老实话，我看过你们拍的电影，我不好说什么，组织上并没有给你们作结论。你们还是要沉着，要非常稳重，不能动武，动武对你们非常不利。”以后干校把行凶打人的那两个坏蛋调到苹果园。苹果园距离干校本部很远，他们也“无用武之地”了。
干校门前是汾河，张加毅的老家就在汾河对面五里地。他三次提出要回家看看，八一厂看管“黑帮”的人不让，后来他母亲病重，经干校贾政委同意，他终于回了一趟家。这让他几十年后仍记得这件事，对贾政委感恩戴德。
干校有两只退役军犬花子和黑子，是我们的好朋友。黑子抓犯人立过功，有专门的供给标准。狗通人性，花子和黑子对我们很好，没事就上我们那里去。往车站送人，不管反革命不反革命，都送。但也怪，它们一看见那些曾经的造反派就躲得远远的。
1971年秋，上边命令我和张加毅铲掉干校门口的林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奇怪？当然我们不敢说什么。过一星期，小卖部来了一批贱卖的本子，人造革封面上的林彪题词也被刮去，但印迹还在。我还是搞不明白，很晚才知道九一三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