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有读者留言来骂我，他说，看看现在放开之后的感染者的病痛、街市的萧条，就可见像我这样的共存派“骨子里是冷酷自私的”，只顾抱着自己的抽象理念，却浑然不顾这可能会给现实中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冲击，“难道你家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吗？”
我不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以至于如此愤激。当然，我个人被骂几句是无所谓的，但这确实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社会心态——现在确实有很多人认定，当下放开之后出现的问题，印证了自己原先的预感，也反过来证明当初坚持清零、封控才是对的，而那些嚷嚷着要放开的观点则是在“草菅人命”。
问题是：当下的放开，真的是受共存派影响所致，并贯彻了其主张吗？这其中无疑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区别，但对抨击者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自己的愤恨找到一个现成的替罪羊。
我注意到一点：他们在这么控诉时，通常不是说自身利益受损，而会说是为了老人和孩子，仿佛放开就是无视老幼的冷酷心肠，所谓“自私”的逻辑是：“你反正阳了也没事，想到的只有自己生活因封控而不便，不顾别人死活。”
这样一对比，封控所带来的种种次生灾害，就仿佛都不成问题了，那被轻描淡写为一些私利的小小损失，是理应当服从大局而牺牲的。你受不了？那越发证明你吃不得苦、自私自利，眼里看不到更大的善。
在上海封城时，就曾有人对我说，目睹种种事件，他也“很痛心”，“但是，放开管控后，许多人的年迈父母，更有可能因新冠并发症而不幸去世，你我会不会更痛心？”
吊诡之处就在这里：抨击他人冷酷的人，却认为他人在封控之下所遭受的苦难是可以接受的，理由是为了保障集体的绝对安全，不得不如此——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这样是“冷酷”的。
日前，通俗读物作家张忆安说，他母亲不幸肺癌晚期脑转移，在医院感染新冠去世，宣称“因为我母亲的缘故，我是最坚决的清零派”；然而同样是死，别人的死则被他视为“为更多人的福祉、安康做出的牺牲”。
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孩子而支持清零，但现实是：清零之下，孩子可能是最不需要过度保护，却又是受苦最多的人群之一，其结果，让许多人更不愿意生孩子了。当下的社会环境，已经让“养孩子”这件事变成了普通人的英雄之举。
我当然也上有老下有小，母亲寡居乡下多年，为免我担忧，一直让我安心，她会照顾好自己。她甚至反过来怜悯我们，因为上海封城时，她还能在村里活动，“你们都不能出楼道，两个孩子是真可怜！”
乡下的很多老人，平日原本也不怎么出门，尤其是老头，家里油瓶倒了也不会去扶一下，封控对他们的生活几乎谈不上什么损失，种种不便都没有感受，当然支持。有一次说起，母亲说：“你们是无所谓，但睁眼看看年轻人吧，都快没饭吃了！”
她说，老人不能那么自私，拖着年轻人一起受罪，人这一辈子生死有命，该做的防护做了，万一真感染上没了，那也坦然接受，谁还能一直不死呢？
当然，像她这么想的，在乡下绝对是少数，但关键是这一点：在她看来，其实那些自己利益没多大损失、因而支持封到底的人，才是“自私”的。支持她这样想法的，也未必是多么现代的权利意识，倒不如说是一种传统的命运观：该做的做了，剩下的都是命，老人不应该为了自己去拖累年轻一代。
如果封控的代价不用自己来承受，那就会出现一种吊诡的现象：声称为了“老人和孩子”的“伪利他主义”，内在的却可能是利己的。
像张忆安的声讨看起来斩钉截铁，但有人翻出他的记录发现，其实他在母亲病逝的前天晚上还去看《阿凡达2：水之道》，何况其母本已病重，其死亡在多大程度上是因新冠引起的都很难说，不仅如此，在丧母的悲痛之下，他竟然还不忘在微博上长篇大论，这不是为了流量又是为什么？
要指望一个人的观念发生转变，那是极难的事，也因此，我有朋友说，烦琐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只有沉浸式地体验一下才可能醒悟，譬如下个月起他收入都没有了，医院封半年其他病他也去不了；那些拉横幅要把阳性拉走的，不过因为他和他的家人没有阳啊，等他们阳了，还会拉横幅吗？总之不过是没有到他那个临界点。
我并不希望那些磨难降临到他们头上，只要不拖着别人一起封控，如果一个人愿意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自己封自己，这当然是他的权利。并不需要在我们理解的意义上“醒悟”。
作家张明扬日前也说：“其实放开后，恐惧的人还是可以自我封闭啊，有谁拦着了？封城是强制所有人封，放开可没有强制所有人放开，爱封的人还是可以封自己，而且不用担心没快递，不用担心做核酸聚集感染，不用担心经济崩溃没退休金，简直太好了。因此，防疫爱好者就是又想绝对安全（呆在家当然更安全），又看不得人家在外面吃喝玩乐，就想拖着大家一起。”
实际上，流感每年也造成全国88000人超额死亡，但没有人会说：“为什么让我家人流感而死，难道不能封城吗？”毕竟那听起来很疯狂。换言之，眼下烦琐争论的背后，其实是默认的自然状态不同：哪一种生活才应当是“常态”？
在广州放开后，有一个观点曾引发很多人的共鸣：“首先要搞清楚，放开是常态，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居家是非常态。居家的人自愿放弃权利是可以的，但他不能要求别人也放弃这种权利。”
支持放开的那些人，并不一定是“自私”的。我有些朋友，虽然也曾被封控，收入影响却很小，但他们照样支持放开，因为他们早早就意识到，只有这样，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
但这就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在放开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磨难呢？我有一次曾说，放开是正常的，虽然不可避免会有死亡，但社会还是会生生不息，不然若论人口，那单单是这三年，恐怕就少出生了不止百万人。结果有人说，这话让他相当震惊，隐含的意味“极为冷酷”。
我想他这么说也未必就是支持清零，只是在他看来，任何个体的价值都是至上的，不应被当作一个数字。当然我并不是说那些人是“应该死”的，事实上我一贯主张为放开共存做好尽可能周全的准备，减少伤亡和冲击，每个人的死亡对亲友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损失，但事实是：不论是哪一种方案都不可能避免任何死亡，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不完美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尽力而为，就像医生无法包治百病，如果他在程序上做了所有能做的，那就不应为病患的死亡承担无限责任。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公共利益”的视角都可能隐含着去个体价值的危险，我们所争的是如何权衡这两者。公共卫生法原本就需要个人让渡一些自由和权益，但如果一个人不能清楚地理解个人和群体利益的边界，寸步不让，那规则势必就难以建立。
也因此，当下的争论，撇开“冷酷自私”这样混杂着情绪的道德指控不论，乍看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在背后其实是对“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不同理解。
说到底，这需要自治、自主、自立的现代个体在权利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自我负责，并自愿遵守规则，而这或许意味着可能由此诞生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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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