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毕业生比妓女都不如
2007年2月3日
何必
不少面临毕业的女大学生却放弃了各大招聘会而转投了婚介所的怀抱，她们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急婚族”……专家分析，“急婚族”的出现，是一种世俗社会的普遍现象，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金钱崇拜和家庭婚姻关系的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就业压力、生活节奏等社会原因造成的，但如此形成的婚姻关系能维持多久令人深思。（略。）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略。）
昨天我那篇转发清华贾西津给我发来的邮件的稿子，在我个人的博客上刚刚贴出，就被隐藏起来，由于分作若干篇贴出，有的甚至为零点击率，也就是说，连看都不看直接隐藏。
那几篇文字的命数，虽然不出所料，但还是可以看出，如今这个人博客受管制的程度。或者说，言论自由到底是个什么中国特色的破烂。
昨天，还接到贾西津发来的邮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附件，比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澄清禁书.txt”、“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改口否认曾下令禁书.txt”，以及当事人的说法，和贾西津本人的态度。我真是感觉，现如今的文人们还是太容易轻信了，要是多一些对周边的了解，也许不会如此。看来，也应该像曹景行那样，找一些新闻工作者给学者及其所带的学生们讲讲有关当下腐败、鸡犬升天、红杏出墙的故事了。
如此，也就能够知道为什么现在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上都在歌舞升平、出现着为全社会所质疑和愤怒的新闻界“集体失语”了。所以，也就只能写些个风花雪月的乱七八糟了。
看了开篇的内容，的确让人欲言又止感慨万千。
网上有关婚姻的段子是什么来着？（何必注，略。）
这种状况，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事。最让我们清晰的，就是如今那些翻身落马的贪官污吏们，几乎个个都豢养着情妇。媒体披露的事件中最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南京为官的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以包养140多个情妇的骄人业绩，让人感觉其如何能够不弄乱。而媒体也报道出，官员们有着养着MBA情妇二奶，令其分管其他情妇的惊天动地创举。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虽然在重庆有家，但他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并且经常带不同的漂亮女人回去过夜。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即使在中央党校一年学习期间，他也不甘寂寞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现在，官员们凑到一起，已经不再比谁的钱多谁的房子大谁的子女在国外如何风光，而是直接带着各自的情妇在当场比谁更能够威风八面炉火纯青。
这也是胡锦涛在今年中纪委第七次会议上提出对党政干部生活作风要求这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的背景原因。
当官的如此，自然上行下效，中国社会也唯恐落后。
现在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一届委府为了振作内需，将高考扩招当作救命稻草，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把高等教育当作是强取豪夺聚敛民间财富的手段。1999年高考扩招，经过了4年或更长时间，那些被扩招进去的年轻人们，纷纷到了走出校门面向社会的时候。2003年非典，造成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这还可以用非典当作挡箭牌。此后，扩招继续进行，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就业市场。
一方面，中国的高等教育日益成为侵吞民脂民膏却制造着假冒伪劣质次价高垃圾的场所，通过工业化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推出一批又一批畸形人。另一方面，中国的各级委府在将经济发展进行异化方面走到了极致，就业被当作可有可无的鸡肋，成就着高增长低就业的世纪困局。
而在就业市场上，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有就业歧视，但是中国社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状况尽人皆知，因此在对求职者进行歧视性要求方面的招数五花八门愈演愈烈。2000年我还在报纸做编辑时，就曾经有过不少这方面的冷嘲热讽，比如“弄个博士后当厨娘”之类的说辞。这些年来怎么样呢？情况越来越糟糕。众所周知的是，女性在求职择业时（实际上，也包括在就业过程中）遭遇到的歧视更为严重。
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女大学毕业生急婚现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说是可以理解，可急婚这种人类历史上也可以算是空前绝后的行径，在我们的时代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怎么着也感觉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不管怎么样，在现代生活，婚姻毕竟还是个较为神圣和严肃的事情，把婚姻当作儿戏的做法依然还是无法让人释怀。可能是我太古板老化保守陈旧了些，一反我曾经自我标榜的相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于一身的路数，对于婚姻还保存着些许敬意。
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中，有张子楚的《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其中认为：“黛玉是恋爱，是情感沉醉于意境；宝钗是婚姻，是理智把握住现实；黛玉是自然表现自己的灵性，宝钗是有意适应生活法则；黛玉是做诗，宝钗是做人。”（第69页）这种把爱情与婚姻相分离的方法论，曾经被彼时广泛奉为圭臬，人们都在分析自己的婚姻当中到底是什么成分居多，并且也给爱情戴上了至高无上的光环。
其实，这种分法并不稀奇。司汤达也曾经说过：婚姻的畸形的发展，这就是十九世纪所造成的！若是恋爱先于结婚，婚后生活的烦恼，准毁灭了婚前的爱情。一位哲学家曾这样说到：“在那些不须工作的富有的人的家里，婚姻迅速地带来对于一切安闲享受的疲倦和厌烦，在妇女当中，只有心灵枯燥的人，才不懂得倾向爱情。”（《红与黑》第202页）这种对于连的所作所为进行铺垫的笔法，在现实中国社会当中又何尝仅仅是文学作品当中的景象，全中国不都在床第之间萎靡不振，用典型的小调曲式抹平历史波澜，以砍裆一挺告慰悲怆苍生。
而现在的女大学毕业生们，则把这婚姻的外延扩充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干脆当作回避就业压力的避风港，让婚姻里面除去情感因素之外，更加上了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当中无处不在的铜臭味。
这种现象实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理查德•斯第尔那最初曾经让人莫名其妙的说辞：“婚姻状态……是我们此生能够获得的天堂和地狱的最完美映象。”（转引自【美】朱迪丝•维尔斯特《必要的丧失》第196页）在当今中国，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种天堂和地狱和平共处的奇观，让我们领略到现今中国的无奇不有。
也是在这本书当中，维尔斯特还引述了布朗尼斯洛•马林诺夫斯基的箴言：“婚姻提出了人生最困难的个人问题之一；它是最浪漫的、同时也是感情最脆弱的人类梦想，必须把它加固成一种普遍的、切实可行的关系。”（第199页）而当代中国的女大学毕业生们，阴气霏霏而有效地践行了把婚姻通过急不可耐的方式加固成“一种普遍的、切实可行的关系”的原则和目标，通过对求偶方面标定彼此非常外在状况的路径，使得人生的交易成本获得实质性的下降，以近乎妓女般的将肉体明码标价公开贩卖；而女大学毕业生比妓女还不如的是，后者出卖的也就是消魂的片刻，而前者则干脆将自己青春当中也许是经年累月并经过法律认可的年华完全付诸金钱当中，而彻底没有了什么感情的位置，也由此将婚姻这种人类文明的结晶如此这般地消解亵渎掉了。
泰戈尔说，“生命因为有了爱才有价值”，“生命因为失去了爱而变得更为富有。”（转引自曹明华《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第8页）对吧，女大学毕业生们并不追求什么生命的价值，而只不过是目不转睛地瞄准着生命“因为失去了爱”然后会是何等的富有。本来嘛，妓女的爱与爱的妓女在本质上不过是主宾结构的变化而已。
我们当然不能指责培养了她们的高等院校们。原本，我们的社会就是个道德彻底沦丧的地界儿，高校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已经彻底从教书育人当中溃败下来，所谓的德育，被全社会当作是陈腐不堪甚至带有政治化色彩的胡言乱语；而当政教合一的社会运行方式久而久之到现在，道德更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丧家犬。
更何况，婚姻是否美满，与受教育程度并不相关。汤姆斯•哈代告诉我们，家庭幸福是依据感情和冲动的搏动而产生的，教育对这些东西并没有给什么影响。（《德伯家的苔丝》第227页）这种看法，被中国农村家庭的幸福感比城市家庭要显著处在高位的调查结果所佐证。而那些接受了现在中国八股八卦的高等教育的大姑娘们，自然也就会随着知识的积累和与国际接轨程度的提高，感情和冲动必定销声匿迹。
朱岑楼在其《婚姻研究》一文中介绍，社会学者列出五项青年阶段应发展的重要工作：1•独立与进取之培养；2•职业之选择与准备；3•自己性别角色之接受与满意；4•同辈团体之参加；5•婚姻与家庭生活之准备。（转引自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第109页）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这五项工作有哪一个是还算过得去的？女大学毕业生急婚行为里，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当代中国青年的独立精神、职业能力、性别认知、团队意识以及婚姻家庭观念方面的全方位缺失，也是中国社会根基腐烂变质摇摇欲坠的信号，更是中国社会走向没落和完结的征兆。
悲喜人生吧。面对现如今的中国，说什么似乎都不过分。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男盗女娼，都登堂入室合理合法地干着伤天害理无恶不作的勾当。“他用冷冰冰的最后的目光，凝视着他刚刚看见的世界。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兄弟感情的家庭，没有良心的财富，没有羞耻的美，没有公道的正义，没有平衡的秩序，没有理智的权力，没有权利的统治，没有光明的荣华。这是一份一丝不苟的清单。……命运是什么？陷井。环境呢？绝望。社会呢？仇恨。他自己呢？一个失败者。他从灵魂深处发出了叫声：社会是晚娘，大自然是生身母。社会是肉体的世界，自然是灵魂的世界。前者要进棺材，躺在坟坑里的一个松木匣子里喂虫子，就在那儿结束。后者要展开翅膀，在曙光里改变形象，飞升穹苍，从此开始新的生命。”（雨果《笑面人》第676页）我不知道中国社会是否能够开始新的生命，却看到了无可救药的归程。
本•史华慈是哈佛研究中国思想史卓有成就的教授，强调“家庭价值”，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但在中国自上而下的全民努力之下，中国的家庭已经凋谢得所剩无几。温铁军在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指出，东方古国以原始灌溉农业为生存基础，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求以“群体（家庭）”为社会基因，其社会发展过程因此的确有别于以原始狩猎、采集和畜牧为生存基础、以“个体”为社会基因的西方。人类从原始氏族公有制社会向古代社会国家的社会进化历程，东西方差别十分明显。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结构的社会：西方在采集、狩猎这种“索取性”的生产方式制约下个体的强壮和能力是索取多少的前提，因此必然突出个体，也就形成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东方尤其是至今还没有被西方完全殖民化过的中国，则是在原始部落沿河引水、开发灌溉农业所要求的共同劳动中，形成了以群体为近因的社会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及“积贮防灾”的积累方式。【转引自《以民为本 关注民生》（杨帆、卢周来主编）第117页】而我们现在很幸运地目睹到，中国家庭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在家庭功能发生着急遽的蜕变、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叫嚣当中被公权力逐步退却而将日益为多的社会责任全部推给家庭使之不堪重负的当口，伦理的破败更使得家庭演变为赤裸裸的青楼，成员之间斤斤计较着彼此的得不偿失。按照温铁军的思路，现在女大学毕业生们的行径则完全成为把婚姻和家庭中西合璧成集“索取性”和“积贮防灾”于一体的不伦不类的四不象。
我在挪威认识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一文中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使大多数中国家庭失去了传统的就业保障以及相关的福利和服务，在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完全要靠自身的力量来满足其成员的保障和发展需要。虽然大多数城市家庭的生活水平在改革以来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随着教育、医疗、养老和育幼等基本社会服务日趋商品化的趋势，特别是对于那些承担养老和对未成年人提供抚育和教育责任的家庭来说，普遍面临着如何独立地应对保障和发展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及其成员都是潜在的社会弱势群体，遇到任何风险如失业、疾病或其他天灾人祸时都有可能陷入极端的困境而成为现实的弱势群体。
还是回到马克思吧。“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
我更加理解，为什么国际上认为，西方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名义下的社会主义，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名义下的资本主义。
当一个民族如此寡廉鲜耻，彻头彻尾地被金钱所把握，丧失了最基本的伦理、情感、操守和气节之际，它将会是个全人类当中位于何种地位呢？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换言之，如何会不被当作是垃圾民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