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假若危机明天来临”

潘晓来信的作者之一。老么咔嚓眼的。不迎合不争论,不自以为是否定其他,不以为掌握真理,只是口无遮拦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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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假若危机明天来临”

                                 2007年2月19日

何必

水利部水资源评价最新成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量明显减少……(略。)

清早爬起来,跑到网上来溜达,就看到这么条让人添堵的消息。

反正过节期间,我终于能够休息上10天,节目在播着些四平八稳的内容,没什么可说的,就在网上寻摸些个事情来开涮。

曾经在拥有手机的年代收到过同事发给我的短信,内容无非是泡妞的信息:想你想你好想你,找个画家画下你,把你贴在杯子里,每天喝水亲亲你。

其实,中国的水资源短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水资源也面临着很严峻的形势。媒体2005年报道,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受荒漠化影响。在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之际,联合国发表报告指出,荒漠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全球1/3人口的生活,成为潜在的、最具威胁的生态系统变化,人类防治荒漠化已刻不容缓。报告说,荒漠化带来的土地退化给20亿草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影响,而这20亿人绝大多数是穷人。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和人为的因素,造成了荒漠化和干旱地区的增加。除了对土地的不当使用,世界人口继续快速增加,同时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人们要吃更多的肉,这意味着要养更多的牛,也意味着荒漠化的增加。

也在当时,媒体更是指出,中国对于这种荒漠化的治理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误区。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在《科学时报》刊文指出,我国荒漠化治理中,对荒漠化产生的原因不清楚,过分强调人的力量,忽视自然的力量,甚至采取反自然的做法,结果造成新的生态退化。文章说,“三北”防护林中的西北地区以干旱半干旱区为主,不适宜分布大面积的森林,试图通过人的努力将森林覆盖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代价是巨大的,代价之一是动用了后代的水资源。树木消耗的水分远大于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黄秉维院士当年就形象地称之为“抽水机”。用树木去阻挡土地荒漠化的效果,远不如用草在源头“捂”土壤明显。

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更是在中国原本已经非常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上火上浇油。去年媒体报道,山西每年挖煤破坏的水资源相当惊人。煤是中国的主要资源,但生产1吨煤付出的资源代价、生态环境代价、安全代价、后续发展能力代价惊人。据悉,目前煤矿每采出1吨煤,平均实际动用2.5吨的煤炭储量,损耗2.48吨的水资源。以山西为例,山西省每年挖5亿吨煤,使12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受到破坏,这相当于山西省整个“引黄工程”的总引水量;平均每生产1亿吨煤,造成水土流失影响面积约245平方公里;从1978年到2004年,山西省产煤近70亿吨,导致生态环境损失达数千亿元。

我在央视时的同事给我发来了BBC在去年11月3日有关中国事务的报道。

严重污染“使中国湖泊逐年消失”

(何必注,略。)

……

这样的内容简直是数不胜数。

虽然我被当作是乌鸦嘴,成天到晚说着一些个总是让人乐不起来的内容。可如今的现实也实在不能喜悦心情。看到上面那些文字,恐怕并非危言耸听。就连央视节目中也对黄河常年断流、长江水系全面污染、中国近海水域已经没有任何干净之处、用不了几年将可能全部变为所有动植物灭绝的死海……更何况,这还都是公开了的情况,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很是考验我们的想象力。

近期,温铁军给我发来了一篇很耐人寻味的文章。

假若危机明天来临

----“世界2007年会”上的发言

(何必注,略。)

顺带说说,这位北大的副校长之所谓,有着明显的漏洞。

比如,其所谓的亚洲人,其实充其量不过是大中国区域、以及中国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国家里的部分人群,而远不能将亚洲所有国家都囊括进去。从概念上说,这个“亚洲人”本身就是个大而化之的称谓,其内涵和外延都具有着非常的不确定性。

即使那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对中国一直存有敌意,在意识形态上谋求通过背道而驰而获取民族主义支撑下的独立性存在,并借此捍卫岛国意识的合法性。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脱亚入欧上进入加速阶段,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积极试图全面融入西方体系。由此,将日本人当作是所谓“亚洲人”,显然是有问题的。

在东南亚一些伊斯兰为主要群体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对于所谓天人合一物我超然的理念是很排斥的。用所谓儒家文化统领之,自然会被当作异教徒所进行的入侵。而米国人以输出民主为荣耀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一不留神说成了新十字军东征,一时间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激化了宗教之间的对立,使得原本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上升为全世界不同宗教人群的对峙,米国人不得不赶紧出面认错息事宁人。这个教训一定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何况,西亚穆斯林国家原本就是依靠输出石油资源而维持存在的区域。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就是其中的典型。而这个国家不仅盛产石油,也产生着本•拉登之类的让米国人头疼不已的原教旨极端分子。

全世界最为敏感的地区在什么地方?就在亚洲。如果说30年前巴尔干是火药桶,那么时过境迁,到了现在,西亚成为全世界最不平静的地带应该是尽人皆知的。巴以冲突是整个中东地区的核心,而中东地区除了埃及位于北非、土耳其位于欧洲之外,其他国家全部都在亚洲。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体炸弹现象,的确让我们见识到了视死如归的气概,也对那位北大副校长面对全世界所发出的亚洲价值观进行了近乎讽刺性的注解。

当然,也有中国人认为,正是西亚穆斯林的存在,才阻挡或延缓了基督教国家对中国的浸淫。中国的回族作家张承志很是赞同那个从英国拿到博士学位、曾经是赵紫阳智囊班子成员的王小东的如是分析。其中认为,伊斯兰兄弟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抵挡了武装到牙齿的异教徒的征伐,在结果上给中国发展赢得了生死攸关的战略机缘。这种亨廷顿式的分析方法,权且让我们听之任之。

回到主题上,尽管北大那位副校长的分析当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疏漏,但其发问还是有些意味。“假若危机明天来临”,这应该也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设问。

可接下来一系列的问题在于,这仅仅是个设问?“明天”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指的是多久以后?“危机”又当如何界定?“来临”意味着什么?

在1980到1982连续三年位居全国首富县的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的发源地,那时玛多的畜牧业非常发达,当地政府号召其他地方的人到那里去放牧,结果造成过度,植被迅速破坏,牲畜吃不到草就连草根吃掉,人口只有1.2万人的县拥有的2.5万平方公里草原无可挽回地迅速沙化,现在沙化退化面积已经达到70%,而且还在以2.6%的速度疯狂扩张,牲畜数量也从当时的79万头下降到如今的23万头,即使如此还是不能养活县里的人口,大量牲畜由于饥渴倒毙,牧民都懒得收拾其尸骨;河水断流,原先4000多湖泊只剩下现在的1000多个,发电站无水可用而停止工作,人们重新回到蜡烛时代,人们担心最后连吃的水都没有了。

事实上,黄河在下游乃至出海口处出现断流,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从黄河发源地的情形看,我们实在不能不担心未来的局势。

但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地区之一,宁夏银川却正在进行着“塞上湖城”的形象工程建设。银川是个水蒸发量和渗透量超过降雨量10倍的地方,但当地政府不顾专家和各界的强烈反对,在连项目论证都没有的情况下,以“有可行性报告也行”为借口,依然上马了该项目。项目总估算投资为4.61亿元,而宁夏地方财政困难,自筹资金难度很大,工程建设需要申请国家补助3.4亿多元,占总投资的75%,而这个项目的上马,用的是黄河的回流水,必然加剧黄河水资源的紧张局面,危及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安全。

从前面引述的各式各样的内容上看,危机应该不是假若的虚拟语境当中的杯弓蛇影,而是现实的存在,也就是说,已经来临了;不是虚无飘渺的明天,而就是现在,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理所当然地从将来时态变作正在进行时态甚至完成时态;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国歌里那句著名的论断来描述现如今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及的时候”。

可问题是,中华民族大难临头,我们是否能够“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是个愿望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更是个环境问题。

我实在不敢说,那位副校长在“亚洲人”这种空洞虚幻概念下和逻辑中所倡导的所谓亚洲价值观就能够让我们从已经发生着的危机当中得以幸免于难。我们无法阻止已经失去控制的中国,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道德最为败坏的庞然大物,自毁长城恶化自身生存环境的全民腐败举动。

那位副校长开宗明义提及的中国在尼日利亚被绑架的工人的家庭生活状况,应该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真实景象。当中国人为了养家活口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在类似尼日利亚、以及还处于战争状态的伊拉克等那种极为混乱的环境里出生入死之际,大概谁也无法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其损毁家乡环境来获取苟延残喘条件的行为进行大义凛然的指责和非议吧,就像谁也不能对乞丐(那些骗子不在此列)的自尊心和廉耻感说三道四一样。

空泛坐而论道地抽象些个价值观,对日益恶化的中国生态环境并无助益。当前中国的粮食危机(对于这个问题于此不赘)和水资源危机就是个显形的存在。

可麻烦在于,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们想要怎么办?我们又能够怎么办?

危机就在面前,我们能够侥幸地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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