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上网费并不高？实在中国特色专家之高论
2007年5月10日
何必
日前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互联网使用价格占到人均收入的10%，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倍……（略。）
网上流传着这样的段子。
黑社会日报
严重警告：此报仅供黑社会内部参考，如有偷看，左眼看者挖其左眼，右眼看挖其右眼 ，双眼看者挖其鼻屎，黑道弟兄共遵，关二哥为证。
……
开锁专家乙：78岁，中国山西人士。原为一盗窃集团技术顾问，因其他成员已经退休或老死，现欲跳槽。开锁经验丰富，用各种工具开各种锁数千把，曾创造1分钟铁钉开锁奇迹，被道上誉为“开锁先疯”。求职意向：盗窃团伙或修锁配钥匙店。月薪两万元以上（大买卖要求提成百分之十）。
这几天，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报告说，中国人上网费用占收入比例，要高出发达国家10倍。这个消息，在中国人已经非常脆弱个人支出合理性领域，再一次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对于中国人拿着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几十分之一的钱，却要从中不得不交出高于发达国家收入比例十几倍的钱来交给中国的互联网接入提供商，愤慨之意油然而生并且迅速扩散。
而这时，就有了这么个专家出面，发自肺腑斩钉截铁地信誓旦旦说，中国的上网费用并不高昂；印度宣称2009年将为其境内网络使用者提供两兆带宽的免费网络，那是不可能的。
此言一出，又引起恨不得全中国的热议。网络上骂声一片，几乎一边倒地对这个人模狗样的专家进行着口诛笔伐。
从网上很容易查到，曾剑秋 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竞争力与IT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社会兼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专家、亚太网络运行与管理论坛以及IEEE专家。
这么个专家，站出来向世行报告发起挑战和责难，很令人欣慰和振奋：咱中国人好歹有了不畏强权捍卫真理、敢于向洋鬼子兴师问罪的骨气啦。
可问题是，看到其说法，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中国国内上网资费水平不高。看起来，他喋喋不休之中不过是说明，中国的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在等待着规模效益的出现。
这就让人搞不明白了，互联网的规模效益是怎么出现的？必须完全按照人口基数来决定？如果是这样，那么像不丹、柬埔寨那样的人口小国注定永远也无法达到规模效益，永远就要忍受着高于发达国家的上网资费水平。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6年1月17日发布的第1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内地网民总人数已经达到1.11亿人。这份报告也指出，在中国，还有近95%的人口无法接近互联网。那么，是不是说，必须要等到中国有相当比例的人口都能够上网后，才能够达到资费下降的条件呢？
而今年1月23日 CNNIC发布《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1.37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5%。报告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网民人数增加了2600万人，是历年来网民增长最多的一年，增长率为23.4%。
网民数量1.37亿，意味着什么？在全世界范围里，中国网民数量仅次于美国，已经达到了第二位的水平。
如果说，拥有如此巨大网民数量的用户基础，还没达到互联网规模效益的规定条件，那么显然不是使用者数量错了，而是互联网错了。
而且要注意到，世界银行报告里，提及的中国上网费用比较的对象，并不是美国，而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当然并不仅仅指美国，还包括欧洲、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欧洲国家里，当然也包括像安道尔、卢森堡乃至梵蒂冈这样的人口袖珍国家。按照这位专家的观点，这种小国，要想活得上网费用的下降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从这位专家的职务上看，好歹也是个为人师表者，担任着博士生导师的职责，并且还有些个行政职务，同时也具备了参与衙门决策议定过程的资格、条件和机会。特别是，北京邮电大学原先作为信产部的直属院校，与信产部有着行政隶属的关系；即使到现在，该学校与信产部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信产部的决策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而且，北邮的教授们，大多数都担任着信产部研究机构的客座专家、以及中国通信行业里大大小小企业的顾问；而在该领域里，垄断化程度之高令人咋舌之程度，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两天，针对中国移动通信漫游费的指责，又一次被提到了社会热点的层面，人们发现，在与国际接轨的叫嚣当中，中国的移动通讯服务提供商们偷梁换柱，经年累月地向用户收取高额漫游费，而这项收费，在被奉为神明的国际惯例中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
对于移动通讯漫游费，也有着这位北邮教授的支持之声。在3月22日召开的“信息产业部2007年中国电信业发展与政策通报会”上，降低手机国内漫游费被列为今年电信资费管理重点。对此，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说，因打电话需要在基站之间转换，电话经过别的地域时加收“漫游费”有一定的历史沿革。“但是，取消手机漫游费在当前还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先通过降低漫游费来确保这一政策平稳过渡。因漫游费是整个资费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取消漫游费的影响会很大。如果取消漫游费，手机的通话费便与固定电话的通话费相当或更低，对固定电话运营将产生强烈冲击。”曾剑秋说。
看见了吧，人家考虑的不仅仅是手机漫游费的高低，还要考虑如果取消了手机漫游费对于固定电话运营的冲击。多么高屋建瓴，多么胸怀博大。
可考虑了手机运营商，考虑了固话运营商，考虑了信产部收益，考虑了行业效能……如此这般考虑当中，惟独不见了最终用户、也就是消费者的利益。在所有这些说辞当中，只看到专家作为衙门御用的传声筒和企业的哈巴狗的姿态，却根本没有了亿万用户的利益表达和主张。这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这所谓的“专家”在当前中国社会里的所作所为，也让我们领教了太多。也是这北京邮电大学的文法经济学院教授杜振华抛出《手机双向收费比单向收费更有利于消费者》，在网络上就引发了汹涌的口水。
2003年10月份，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王炜教授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自行车多是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引起了轩然大波。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题目干脆就是“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评论说，王炜之说一出，“争议骤起，至今犹有余波。争议是一边倒的，王炜被群起而攻之，并掺杂有学术之外的人身攻击与谩骂，而支持王炜的声音则相当微弱。有人质疑：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的家伙？公众首先认定王炜的观点是一种悖论，进而推想，为什么一个国家级专家竟会有这么荒谬的观点？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王炜的观点并非出于科学精神，而是出于故意———专和老百姓过不去！”
2003年11月4日，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节目播出了一期题为“清剿‘洋泾浜’”的节目。节目里请了中国人民大学英语系主任张勇先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担任嘉宾。节目里两位嘉宾开宗明义直奔主题，说到如今在我国英语地位越来越重要。焦国标说：“我觉得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话一样，它的趋势是肯定的。现在没有普通话重要，但是它总有一天会像普通话一样重要”张勇先也认为，“我觉得英语现在应该是一种国际语言，在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当中，它是最广泛的一种，用的地方非常多，……在交通枢纽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给人一种紧张情绪，给外国人带来很多旅行生活方面的不便。”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研究所长喻国明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认为媒介应该去关注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那些“产业界、财经界的领袖”，应该关注这些人所关注的事务和现象，这样才能“触及社会崩得最紧的那根神经”，来适应媒介竞争。
中国经济学家无视社会上越来越广泛的对于腐败的反感的现实，依然宣传着“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温床”之类的说法。而这种说法也早就被中国经济学家们热捧过，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腐败是次优选择”（《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也是次优》，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大论战》）几年前，经济学家左大培就提出过“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的论断，认为一些处于霸主地位的经济学家们对于广大民众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于不顾，与利益集团勾结起来瓜分社会财富，“这一批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警惕有人用金钱来收买经济学界！过去我们揭露‘寻租现象’，总以为‘寻租’的人只是在政界用金钱收买政治家和官员，而在不知不觉中，各种有钱人物的‘寻租’之手已经伸进了经济学界。……可惜的是，某些戴着‘经济学家’头衔的人也爱吃这一套。他们或者兼着一些不明不白的公司的董事和顾问，拿着人家的钱为人家说话；或者到处开会吃请，谁招待优厚就替谁说话，而且乐此不疲。这些人也沾着‘大款’们的光先富起来，只苦了中国那些在通货膨胀中挣扎的小老百姓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8月首次印刷《以民为主，关注民生》44～45页）杨帆也提纲挈领地指出，“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却出现了顽固的‘市场教条主义’。这种市场教条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超过计划经济教条主义的水平，只不过是在同一层次上的简单对立，这就严重地妨碍我们科学地认识目前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市场教条主义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相结合，并被国际敌对势力所利用，就必然以各种手段排斥异己，树立学术霸权，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客观公正性和实证性。”
温铁军给我发来的材料当中，就有相关内容。2004年12月9日《南方周末》载文，在安全存在疑问的情况下，中国一些颇具权威的农业专家大力推动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种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有16名。（何必注，略。）
2005年8月2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建行北京分行将从今年9月21日起，对日均存款余额低于500元的人民币个人活期存款小额账户收取管理费，收费标准为每季度3元。专家分析：“减少低效账户对银行系统资源的占用”以及“紧跟国际惯例”是收费的两大原因。
……
现在的中国社会，“专家”都成了什么样的货色？
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选集四第348页》可放到当前中国的现实中呢？专家治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公害，成就了吉登斯所谓“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比之以前惯常的生活更危险，因为对发达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情形并非如此。相反，无论是由外行行动者还是由技术专家来组织的社会世界，风险都是基本的。”
当专家沦为赤裸裸的强势利益集团代言人，并且连最起码的公正和良知都放逐到九霄云外之际，现代性的风险也就在以乘数效应放大着，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
问题在于，防火防盗防专家，可这火灾盗贼还容易防范，这专家是防得了的吗？按照温铁军的说法，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官产学媒沆瀣一气的时代，专家在其中的功用已经在利益共同体中无法分割，现如今所有的改革政策都成为专家绑架国家裹胁公共利益强取豪夺的过程，对此我们有什么能力反抗吗？我从来没有任何信心于如此局面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