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超市警示标语看开去
2007年6月14日
何必
市民在超市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些警示语句，但有家超市的警示字条令有些顾客难以接受。……（略。）
网上流传着内地妓女的总结。
主题： 一个妓女的年度总结报告ZT
（何必注，略。）
很搞笑吧。
我感觉，那京客隆超市里满眼都是的警示标语和这妓女总结中散发小广告异曲同工。
一说到标语口号，就让我想起了最近发生在厦门的百万市民上街游行抵制PX化工厂项目的活动，其中，标语口号也是比比皆是。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的相关内容。
2007年06月0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02北京时间 13:0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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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建化工厂 厦门民众继续上街
（何必注，略。）
博客上，我留下了邮箱，也有网民经常给我发来一些内容，希望我能给予关注、披露和评论。其中，也有将厦门市民上街游行的诸多图片发给我的。从图片上看，波澜壮阔群情激奋，打出了五彩缤纷的标语条幅，进行着示威。
这种自发性的群体活动，虽然未经当局许可，但却引起了大范围的密切关注，使得厦门当局对于这种可以定性为非法的活动不敢轻举妄动，并导致化工厂项目不得不暂缓建设。尽管厦门委府口口声声说该项目并非停建只是缓建，而且该项目投资者是台湾当局通缉的主儿，本身牵涉到对台关系，以及如何对待这个台湾民进党的眼中钉，但毕竟此项目是否应该兴建已经演化为一个公共事件，如果厦门当局一意孤行，所触发的麻烦不会局限于当地本身。这种事情的影响力，有孙志刚、重庆钉子户等可以当作前车之鉴。
特别是，在目前各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的情况下，网络上无奇不有，并且所有偶然突发事件无一不是以飞快的速度超乎事件本身而直指政治软肋，不管是学生辱骂老师，还是猪肉价格攀升，抑或是超女内幕，再不就是于丹为了参加北京市党代会而闻听自己的学生跳楼自杀的消息无动于衷，都会迅速扩展到触及统治的地步。可以说，互联网上那种被称之为亚文化的支离破碎的语言，更适合于标语口号式的传播要求，这种现代通信方式的存在，让中国人得到了比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够捷足先登的优先权。
为什么？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威权时代。专制主义夹杂着个人崇拜，裹挟了这个庞大人口的国度近30年。其间，资源动员方式统统经由领袖号召的途径，而口号标语也强化着参与正当性和热血沸腾。
1949年往后，在中国社会里标语口号的作用就日益升腾，来自共产党发迹的老少边穷地区的文盲状态下的文化风尚和社会资源动员方式快速遍及全国。无论是开国大典，还是抗美援朝，以及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或者三反五反，将社会生活简化并升华为政治性的标语口号，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八股八卦。
我还清晰记得，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能够听到大人们说，晚上八点要注意收听广播，有重要消息，而这通常意味着，毛泽东又要有指示发布。结果，到了这个时刻，万籁俱寂都在屋子里听广播，等到广播发布这通常很简短的消息后，整个空间就像爆炸了一样，大人们纷纷忙不迭地简单收拾就赶往单位，我那时还刚刚上小学，是一年级的班级干部，也呼唤着同学到所在的鸦儿胡同小学。到校后，看到老师正在赶制印有刚刚发布的毛主席语录文字内容的标语，然后学生排队由老师引领出发，从学校所在的鼓楼西大街向着天安门广场进发。马路上，已经成群结队挤满了工农兵学商各色人群的游行队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标语口号横七竖八鳞次栉比，人们气宇轩昂热血沸腾声嘶力竭，真有高尔基“大地在颤抖”的震撼感。由于我们年龄太小（或许由于老师偷懒？）往往游行到景山附近就打道回府，而大人们则要在天安门广场上折腾一宿。
后来，就是批斗封资修，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什么毛泽东520声明（声援柬埔寨抗美运动）、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也正是因为这个指示，让我全家都迁往青海大通县，并成就了我后来中学时代的寄人篱下以及至今未决的悲观主义人生基调），或者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莫不是采用精致而琐碎的标语口号作为社会标识。
其中，在公共场所稀缺的时代，大街的围墙上写着“万炮齐轰邓小平”，下面站着齐刷刷撒尿的主儿，也给那个时代的标语作了绝妙的注解和诠释。
1978年改革开放，从政治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但政治体制改革却到现在也还裹足不前。于是，在经济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股份制改造，大锅饭破除，私有制褒扬，可在政治上却一直沿用古旧的方式。所改换的，只不过像20多年前欧洲共同体成员负责人之一西科费肖尔特所标会的那样：“更多更远更快更富是当年社会的口号。”（转引自E.F.舒马赫《小的就是美好的》第105页）在举国上下的唯利是图当中，在理性经济人的个人理性纠集聚合到一起演变为肆无忌惮的群体非理性并导致资源、环境、伦常乃至生命质量严重透支的情况下，向钱看就成为了天经地义的中国准则。
而在政治动员方式依然被委府死死抱住不放的思路指引下，各式各样的官方活动也就变得抱残守缺光怪陆离。2004年4月4日《北京青年报》：4月3日，是北京市的第20个全民义务植树日，京城200多万军民当天就栽种树木300余万株。一大早，城四区的居民就走上街头，绿化美化家园。据不完全统计，当天全市军民共植树300多万株，养护树木407万株，清扫绿地552万平方米，悬挂宣传标语20933条，设宣传咨询站388个，发放宣传材料59万份，出动绿色小信使6.54万人。
这种对公共资源的消耗，当然也成就着将社会生活标语化口号化的演进。
孙立平在《劳模评选的尴尬》的最后写道，“当我们现在来评论劳模评选这个现象的时候，不禁让人想起某些机关门口挂着的标语：某个节日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为那个节日布置的标语还挂在那里。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不良机制——无人愿意对结束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负责任。当初挂那个标语的时候有人负责，而摘那个标语的时候，无人负责了。于是，标语就只好在那风吹雨淋。”
与此同时，河南省虞城县沙集乡村头标语写着：“越级上访就是违法！”
而网上很多各地拍摄到的标语画面也很是令人震撼，与河南那则如出一辙，……就断子绝孙！……就满门抄斩！……不得好死！
这似乎正是印证了英国法学家约翰•萨尔蒙《法律学》里的那句名言：刑罚，首先就是恐吓，刑罚的主要目的就是给犯罪分子做出榜样，并警告所有和他有同样念头的人。
但是，警示并不能等同于刑罚。犯罪分子及其有同样念头的人所得到的处罚的威慑作用，也并不意味着类似北京京客隆超市可以将所有的顾客都当作贼那样进行大张旗鼓的警示。
偷窃超市商品是否构成犯罪，这并不是超市能够定夺的，罪与非罪、罪的量刑等等，都要由法律来裁定，而不是依靠超市的标语。
超市里的顾客，不消说其中肯定有贼，但这也并不代表着超市有权力通过标语的方式向所有顾客提示和警告盗窃超市物品行为的属性以及可能受到的制裁。
超市如此行为，有着向不特定客体进行言辞威胁的嫌疑，或者是，涉嫌侵害顾客的合法权益。
其实，这种情形并不罕见。我回国时在航班上，快到中国时，飞机上的乘务员给每个乘客分发一张由中国边防部门印制的物品登记表，那上面要求乘客填写不少个人信息，以及所携带的物品，并且在最后也郑重其事地声明，必须如实添写，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我出国到其他国家时，并没有遇到过此类待遇。这种情况说明了说明？中国的法治状况要优于其他国家？这恐怕是滑天下之大稽吧。问题就在于，这种把所有人都当作是贼，恰恰是法治形同虚设的当局的虚张声势之举。
换言之，当举着法律的牌子到处招摇惑众之际，只不过折射出法律不过就是个婊子；而习惯于如此治理行径的，恐怕更多的就是做贼心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