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治理通胀也能够变成新型的强取豪夺
2008年1月18日
何必
“南京上海武汉等多个地区牛奶涨价”，这是今天（2008年1月18日）门户网站转载中国新闻网的一则消息。
而我身边，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是全方位的啦，更可怕的是，昨天晚上，位于劲松东口的海文华堂这个具有日资背景的大卖场，售货员手里攥着一大把已经制作好了的价签，准备更换，来到这里的顾客询问，得知今天开门就要全面涨价。这下，顾客无不赶紧掏钱，尽量多采购食品。
实际情况是，现在除了国民个人的性命的价格不涨，其他所有的都在涨。
通货膨胀真的是到来了。
而且，比人们预想的要更可怕。
现在，官方媒体连句实话都没有，比起1988年的价格闯关、以及1993年的高通胀时，人心已经大大坏啦坏啦的，当局与国民生存环境状况恶化程度的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更加剧了全社会（如果在国家社会化的局面里还能够这么说的话）的人心惶惶。这种恐慌气氛，并不是什么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制造出来的，而是人们对周围物价变化的真实感知，是越来越多的被官商勾结而不得不贫困化了的国民被当局制造的通货膨胀这种“合法印假币”和“不见面的抢劫”继续强取豪夺的切肤之痛。当局利用宣传粉饰太平，媒体上红彤彤一片歌功颂德，更是与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的惨淡经营形成了鲜明、尴尬而凶险的映衬，使得马太效应下的黑暗无以复加。
其实，涉及到通胀，现如今有着民间版本的喋喋不休。将通货膨胀视作顶级杀手者，更是大有人在。其中，北大宋国清、周其仁等等，就是与类似国家统计局高辉清之类的官方“专家学者”口口声声通胀属于结构性、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御用说辞分庭抗礼，高调而且旗帜鲜明地祭出通胀巨大危害的把式的。
周其仁对通胀也是振振有词。
中国改革与发展
（何必注，略。）
对周其仁的说法，我并不完全同意。比如，对于人民币币值问题，是不是应该加快、甚至一次性升值到位，有着太多的说辞与建议。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相关意见，都还是局限于经济学本身的范围内。这恰恰是现如今中国经济学家的软肋。实际上，类似樊纲所谓人民币快速升值，将会引发严重社会问题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而在根本上，至少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来不存在什么单纯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到了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先易后难的顺序已经到了尽头，无法从纯经济层面入手解决任何问题，本届委府亲政后，向旧制度回归，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今天的消息说，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新医改方案将于3月份公布。而对于这种医改，坊间认为是向计划经济的倒退。显然，这已经远远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事情了。因此，类似通胀治理的经济学视野，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越来越大的局限性。周其仁及其赞同者们给出的药方，就显得有些脱离实际的泛泛而谈意味了。
不过，我认为，他、以及宋国清，至少比高辉清们那样的委府供养的文人（我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时，法国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在与我聊天时，将中国的经济学家分作政策经济学家、学院经济学家和商业经济学家，他自认为属于后者）要来得客观中立得多。
（我提及的这几位，都能够收到我每天一篇的如此文字；其中，有些则是参与过我的节目。如果说法有何冒犯，涵养则个。）
与委府御用文人们的粉饰太平不同，委府倒是将通货膨胀及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当作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进入今年没几天，委府在对通胀出重拳方面毫不吝啬。央行在刚刚进入今年，就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试图抑制每年开始之际信贷大干快上的情势，使得经济保持平稳，此举被坊间讥笑为贼走关门；国家发改委采取了价格临时干预措施，规定这能涨那不能涨，被官民对立背景下的民间指责为行政干预力度加大，使得2002年新一届委府亲权后所表现出来的类似颁行《行政许可法》等限制权力的进程严重受阻、并有倒退回1978年之前的体制的态势。
王力雄认为，本届委府在理论上的毫无创造性，使得其不得不借助毛泽东的既成框架，来为自身提供合法性支撑。
而这也是现如今民间广泛流传与毛泽东有关的内容被默许的大背景。
国家发改委对价格采取临时干预措施，更是引发了企业界的极大反弹。如果说，改革开放到了现在，企业连自身产品定价权都要被剥夺或者收回，那么也就别谈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二者的结合本身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了吧。
因此，当局不得不臊么搭眼地出来进行表白。今天网上看到，新华网消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司长曹长庆17日说，随着国家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应，临时价格干预等一系列经济、法律措施开始发挥作用，发展改革委“有决心、有信心”遏制价格过快上涨等价格违规行为。
这种官员的胡说八道，咱们听得太多了不是？奶奶的，周边物价已经失控，官员们还人模狗样地歌舞升平呢，号称可以遏制价格违规行为。
牛皮吹得太大了吧。谁要是相信这个，那才是瞎了眼呢。别的不说，最新的消息是，国内房地产价格同比上涨10.5%，使得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拐点之说不攻自破，更是让频频出现的各地房地产价格松动乃至下跌的报道成为滑稽内容，昭示着房地产开发商集体假摔的中国特色制度性骗局；而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超过30%，这怎么着也应该与通胀挂其钩来，换言之，高赋税、高收费、高官厚禄、以及高腐败，才是导致通胀的根本原因。老郎（咸平）不是说了嘛，咱们只要消费，就必定为腐败支付不少于20%的成本。就这，发改委能够遏制价格违规？啊呸！
这位脑满肠肥的官员还信誓旦旦地说：“对企业的正常提价，在合理的幅度内，我们是不干预的。非法的、不合理的涨价我们是不允许的。对于企业来讲，只要自己约束自己行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如果是违反国家的规定，想趁机发财，这个是要受到制约的。”
他娘的，这叫什么话？
首先，企业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这都是什么狼心狗肺的说辞？众所周知，在现如今中国的责权利结构当中，呈现出上行下效的尴尬模式。人家企业当然会说，让企业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那好，你委府是怎么做的？你是不是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了呢？你是不是自觉承担了社会责任了呢？别的不说，至少企业比委府强在，企业还（不得不）依照政策法规行事，还有个被政策法规管束的界线，你委府有吗？连委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责任都推卸得一干二净，遑论什么社会责任了。委府连自己分内的事都不做，却让企业自我约束自觉揽责，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吧？
其次，听起来，这似乎是给企业提价松绑，好像在告诫躁动不安的企业主们，“听我的，没错的”。但是，其中的狼子野心在于，委府从来都没有将企业主看作是自己的同盟军，而是被整治修理的对象。换言之，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贫富差距，而是官民对立。越来越多的现实情况表明，委府对富人也实施抢劫。从上海周正毅案件判决时，周正毅怒目圆睁地在案件上写的那两个血淋淋的大字“报复”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中国富人不过是当权者手中的玩偶而已。因此，企业主被绳之以法，那是太稀松平常的勾当了。
再说了，翻翻中国的法律，哪条上有过企业“正常提价”、以及“合理幅度”的规定？什么叫做正常提价？什么叫做合理幅度？正常与不正常的界线在哪里？合理与不合理的门槛在何方？
全都是语焉不详吧。
按理说，对于民间而言，法无禁止就是可行；对于政府（在中国是委府）来说，法无规定就是禁止。可是，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变成了对民间来说，法无规定就是禁止，甚至法有（可行）规定也是禁止（比如公民四权）；而对委府而言，法无禁止就是可行（比如企业提价是不是正常、幅度是不是合理的裁定），以及法有禁止也是可行（比如剥夺公民四权、苛捐杂税、等等）。
治理通货膨胀，应该是个看上去不错的家伙吧？但是，在现如今无官不贪的情况下，连这也变成了委府搜刮民脂民膏的举措了。具体而论，既然法律没有规定什么是企业提价的正常和幅度合理，那么就完全取决于委府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见风使舵了，换言之，委府给自己设定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套用那个老生常谈是怎么说来着？说你正常你就正常，不正常也正常，说你不正常你就不正常，正常也不正常。同理，提价在合理幅度也可以以此类推。
于是乎，治理通胀也就变成了又一次的洗劫国民财富。
对此，咱们除了对现如今贪官污吏们将所有改革都沦为委府作为强势利益集团对由于强取豪夺而致使越来越多的人贫困化而变成弱势群体的几乎全体国民的新一轮的劫掠在制度设计与供给方面的丰富想象力和异想天开的本事叹为观止之外，还能够做什么呢？恐怕只有忍气吞声老老实实掏腰包的份儿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