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银行流动性紧缺折射出来的琳琅满目
2008年5月5日
何必
中国银监会日前发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报》指出，我国银行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尤其是中小银行面临严峻挑战……（略。）
哈哈。
奶奶的，在俺这失败主义悲观主义乌鸦嘴的立场上，果然不出所料吧，再一次被俺这乌鸦嘴“不幸言中”了哈。
俺坚定不移地认为，现如今所有的政策变化，人模狗样的所有所谓改革，都是劫贫济富的勾当。
怎么样？怎么样！
中小银行遭殃，连带着的是谁？中小企业呗；中小企业里又是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呀。
想当初（2002年），俺在央视经济频道（与王未名等人）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当中，樊纲就对此有过说辞。不妨拿出来看看，也是对现如今狗娘养的政策的对照。
我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更需要调整企业外部环境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何必注，略。）
呵呵。
当时，做这个节目，是中国宏观经济基金会常务秘书长王建推动、基金会负责任杨大侃具体操作嘉宾，而节目组实际上是我在带头，不算主持人和演播室摄像（因为他们还要参与日常节目），总共才有3个半人，那半个就是王未名，因为栏目正在改版，有时会把他抽调到作他用。而到了后期，这个节目组支撑了整个日播时段，每周7天全部都是这种演播室访谈节目。
谁听说过，3个半人能够做日播电视节目的？咱就干过，而且还干得不慌不忙绰绰有余。
只不过，在急赤白脸埋葬《商务电视》的罗振宇那里，我们辛辛苦苦干了，报酬却遭到大幅度降低，而且节目组白拿钱不干活的也大有人在。
罗振宇说，中央电视台就是全国最大的非法用工单位，此话不假，而且他本人就身体力行。
其实，北京电视台又何尝不是如此，至今我在那里的劳动报酬被不止一个节目组克扣着，又能够奈他们丫何？
那时，樊纲曾经有过一下午录制3期的光辉纪录。蔡昉对我说，樊纲体力好，经常是长途飞行顾不得时差就忙活上了。不过，那天录制三期，到最后一期连主持人都顶不住了。樊纲的状态也大不如前面两期。
樊纲要求节目组承诺，他出镜的节目最少要间隔半个月，他不想给外界一个他总是在媒体上出现的印象。我当然知道节目组气数已尽，不敢做这个承诺，而是让罗振宇直接对樊纲约定。结果呢？罗振宇答应啦。
可是，节目快马加鞭地播出，樊纲的节目播出间隔只有两天。
樊纲非常恼火，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内容是“你们太不讲信义了”！我答复说，这事我无法做主，并致歉意。没两天，商务电视被罗振宇送上黄泉路，我给参与该节目的经济学家发送电子邮件，全面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好歹得到了樊纲的谅解。
这些情况，在“我给中央电视台打工”里面都有详细记述。只不过，出版社对如此书稿唧唧歪歪。
当然，我写的“挪威观感”也如是。
樊纲等参与过节目者也能够收到我如此文字。在此致意。
还是要老生常谈的是，由于我发送如此内容的通讯录不断发生变化，并且由于原来使用的搜狐邮箱禁止大规模发送如此邮件，我不得不改用新注册的邮箱，按照其规定，每24小时只能发送不超过500封电子邮件，所以我只能用不同的邮箱发送，因此如果拒绝接收也比较麻烦，如果不愿意继续接收，告诉我，我将不再发送。
民营企业待遇问题，老生常谈了吧。
王未名给我发来BBC的相关内容。
2007年07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3:59北京时间 11:59发表
“私营企业中共党员近300万”
（何必注，略。）
深圳的徐景安也经常给我发送些个材料，多是他主持或者参与的活动的会议纪要。我曾经与这位据说是参与了改革开放最初政策制定者一起晚餐。他现在忙活的事，比如新文化建设，以及深圳如何确保在新一轮变迁当中的领头羊地位。对后者，我很是怀疑，除非深圳能够与香港完全结合，改变政治制度，或许还有希望。但是，在目前打左灯向右转（意识形态向左转社会政策向右转）的民族人格分裂进程中，在阳儒阴法的怪胎当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徐景安发来他对相关问题的表述。
拨开社会主义争论的迷雾
（何必注，略。）
社会主义的结构论与功能论，实际上是对中国姓社姓资的老调重弹。本质层面，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已经被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方式潜移默化为邓小平式的猫论摸论以及非常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那个三个有利于给釜底抽薪啦。这也才导致了后来仨代表以及什么喝血社会的粉墨登场。
徐景安的观点，完全占到了邓小平的层面上。别忘了，正是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连他妈的改革开放到底应该何去何从都不知道，靠猫靠摸得过且过。俺还琢磨着十八摸呢。
这不，洋鬼子媒体上也有着咱市场化人士的说三道四。
中国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日显衰弱
（何必注，略。）
安邦们就是中国自由派的典型啦。据说，全世界各国的右派都是以保守和民族主义著称，唯有中国的右派，靠卖国求荣为荣。
媒体问啦：民营经济的成绩单为何如此寒碜？“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何如此迟缓？最重要的原因是发展的机会不平等。这首先表现在政府的垄断上。”“依托超强经济实力而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了民营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这些利益集团不仅不断扩大对决策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动用行政权力。”“民营经济不仅低国有经济一等，而且也低外资企业一等。虽然‘非公经济36条’明确规定‘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但金融服务等行业在对外资开放之后却仍然对国内民间资本大门紧闭，颇有点‘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味道。”
嘻嘻。
樊纲不是说了嘛，中国的民营企业比外资在中国的待遇可是差远了。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企业竟然能够如此，旷世奇闻吧。
具体在民营企业融资领域，近来也不消停啊。到了耄耋之年还不闲着，到处为打破一党制奔走呼号的中央党校老先生也喋喋不休着。
杜光：在"集资诈骗案"的背后
（何必注，略。）
老先生真可谓起早贪黑孜孜不倦。要是他能够再靠谱点就好啦。
而与何帆、钟伟、巴曙松一道被称之为新京城四少（过去的老京城四少是樊纲、刘伟、魏杰、钟鹏荣，后面仨已经江郎才尽啦）的赵晓对中国市场经济乱象也有着自己的解读。
如何遏制权力－资本结合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
（何必注，略。）
嘎嘎。
赵晓从经济理论转向了经济伦理研究。据说是受到了吴敬琏的启发。老吴差不多黔驴技穷，只能鼓捣些个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来招摇过市。
我就纳了闷啦。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一把菜刀吧。工具论嘛。抛开菜刀的质量不说，好的菜刀还是坏的菜刀，那要看什么人掌握了吧。家庭妇女拿着，柴米油盐地干活；强盗拿着，杀人越货咧。
当然，手执菜刀自杀者、与那些受虐狂如“我愿你手里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抽打在我身上”的二们不在此列。
除了与时俱进的中国人，孤陋寡闻如我者，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全世界有什么人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
与其对市场经济进行价值判断，还不如先做个事实判断，那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市场经济？
咱三番五次地说，狗日的中国就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不信，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对照着市场经济的构成要素去看看，中国能够符合什么？
老郎（咸平）说啦，除了那些官商勾结胡作非为的国有企业之外，为什么中国其他企业投资率每况愈下？那就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宏观调控啊、改革啊、八荣八耻啊、科学发展观啊，统统都是对中小企业变本加厉的盘剥，严重压缩了投资空间，使得中小企业主们或者把资金抽逃出国，或者就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客观上加剧了资产性泡沫的愈演愈烈。
孙立平说啦，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的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看做是好坏参半的话，那么那以后的所有改革都是劫贫济富的啦。
改革开放到现在，成就了什么？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国退民进向后转，出现着再国有化和媒体称之为再封建化的历史性倒退。
我们在向计划经济（秦晖所谓命令经济）迅速倒退。这种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所有改革，都拿着弱势群体开刀。不管是为了安全生产而关闭无小，还是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而采取的五花八门的政策，或者李荣融对国有企业的末位淘汰，都成全了做大做强的新一轮洗牌，倒下的，首先就是弱不禁风的中小企业。
这也难怪，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倚强凌弱的血腥进程嘛。社会财富迅速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这不过是个表象，其背后，是权利加快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表现为权力对权利日益扩大的不均衡，并且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李炜光通过数据分析大吃一惊地惊呼，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又回到了原点。对此，我则嗤之以鼻，考虑到社会保障、住房制度、公共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劳动者权益等等领域的状况，整个改革开放，就是狗娘养的浩劫。我，贫富差距到了如此地步，中国还只不过是回到了大锅饭刚刚破除的原点？这也太避重就轻了吧。改革被陈永苗称之为“世界末日”，是说改革成为了终极价值，简言之，为了改革而改革。
所以嘛，流动性方面也呈现出贫富差距，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要是不如此才叫怪了。
中小银行傻了吧，没治了吧。
呵呵。
但别着急，好戏还在后头哪。
中小企业、中小银行被祸害之后，必须有前赴后继者，才能支撑喝血社会。
给了我很大帮助的举世闻名的嘉利来大坑案受害人穆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说来着？“在贪腐面前，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孙志刚”！
嘿嘿。
中小银行流动性紧缺，不过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已：少废话，趴下！
结果就开始倒下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