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耍流氓消费者该怎么办？
2006年10月19日
何必
10月17日，上海一名男食客发现饭菜内有一条小虫，在与服务员多次沟通无效后，要求店长将虫吃掉……（略。）
通常，我都是早晨到办公室打开电脑，能够看到首经编辑给我发的节目文稿，并选择其中一篇作为当天开骂的靶子。可今天，打开邮箱看，又是没有稿子。这种状况近来出现得越来越多，暴露出管理上的问题。
此前的议稿时，很多稿子都还没有成文，属于残稿，诸多同期声和解说词都不准确，也未经当班主编修改，与播出节目大相径庭因此无法引用。
而节目文字有时经常要到了当天中午才给我发过来，这时我当天的稿子已经发出去了。
没辙，只能在网上溜达，随便找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来滥竽充数。
我知道，写这样的文字，注定是要挨骂的，因为其中的污言秽语太多，很多正人君子都会有惨不忍睹之感。没办法，我这是真实的展现，也是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我原本就与正人君子无缘，社会最底层的身份让我很多时候只能是个流氓。所以，看到这里如果有人不想污染纯洁就请闭眼。
看到开篇那则报道，真是为如今上海的男人感到荣耀。上海我应该去的次数很多，特别是1990年，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到上海去一次，一待也得一周以上，对上海颇有体会。一次，我早晨下了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携带着辎重挤上公共汽车，时值上班高峰期间，公交车上也像是个沙丁鱼般的，我的行李肯定是妨碍了他人，而我一夜旅途劳顿也注定面容憔悴，让我这张原本就奇丑无比的面孔愈发可憎，招惹到了上海人的不满。几个上海男人用上海话嘟囔着（他们以为我这个土老帽根本听不懂上海话），充斥着上海人排外的情调，而且越说越难听，我从疲劳中挣扎出来，对他们说：“你们丫有完没完！”一个小伙子立马用娘娘腔的普通话回复说我制造了混乱之类的，我非恼火地“去你妈的！”结果呢？几个上海男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撇开大嘴要与我争吵一番。不胜其烦的我将东西往下边一放，拽住那个小伙子的衣领：“你妈的，跟我下车，我打不死你！”这时，刚才那些叽叽喳喳的上海男人们都飞速闪到了一旁，只剩下那个小伙子唧唧歪歪：“干吗要抓住人家嘛，东北人（他们分不清北京话和东北话）也不要这么大脾气嘛，有话好好说嘛……”
时光荏苒时过境迁，如今上海男人的确了得。姚明、刘翔、王力勤……一个个都快成了民族英雄了。我真是为了这种扭曲的民族情结而惶惑：一个气数将尽的国度拼命抓住任何一个看上去好像能使人雄起的幻象来获取苟延残喘的恍惚，赢家通吃的社会原则不仅成全了比如姚明成为富翁而且还获得了全国劳模等政治资源的现状，甚至连王安在奥斯卡上的丰收也要拿来作为中华民族的强心剂，而说到底，中国在奥运会上获得多少金牌与咱们何干？每次五星红旗升起，央视都不怕人们的视觉疲劳而将国歌播放过程完整地一遍一遍让人听到反胃都不肯善罢甘休。
（我从来对那种“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歌词中的含义嗤之以鼻：凭什么五星红旗比人的生命都重要？并能够想到，今年7月4日美国媒体竟然用“国旗，烧还是不烧？”这种标题，报道美国立法机构表决否定了禁止焚烧美国国旗的提案，再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人们“侮辱国旗的权利”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从而更让人赞叹美国公民权专家柯尔曾经通过1990年的一场官司确认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焚烧美国国旗的权利。）
网上流传过上海女人拼命要嫁日本人的文字，其中充满了对上海、以及中国男人的蔑视。我前不久写的“一洋男人一年睡79个上海女人后的感慨”在博客上的点击率达到13万之多，留言洋洋洒洒数百条，太多的人诉说着自己的困惑和无奈。
可人家上海男人也不是吃素的，面对商家的蛮横无理，也能够姚明刘翔般地挺身而出，让店主将菜肴中的虫子吞下去。
对此，我倒是感觉还行。
今天来办公室的路上，我又不得不坐那该死的公交车，先是一个女性的农民工在我背后不住地用手推我的腰让我往前，我回头给了一句“推什么推！”她理直气壮“我让你往前！”我立即回复“你没看见前面有人！”这趟425路车采用所谓单一票制，就是只在上车时刷卡，下车不用刷。上车时驾驶员盯住每个人，看是否刷了卡。可这辆车上还弄了个售票员，不停地叨唠着制造着所有乘客不得不忍耐的噪音。我下车时售票员让我出示车票或者卡，我问为什么？回答说这是规定；我说规定在哪儿让我看看？回答说是在车上的播音器里，我当即大发雷霆：“我每天坐这么多公交车，上车刷了卡就行了，有司机看着还能逃票不成？从来没有过下车还要看卡一说。你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随便增加规矩，凭什么！”售票员悻悻地“你不愿意看就算了。”我还不依不饶：“谁给你的权力可以想看就看？蒙傻子呢是吗？……”售票员不再搭理我，我也就如此收场。
其实，我们碰到这种情形非常多。碰上了该怎么办？我的原则就是，对付流氓，必须采用流氓的方式。
非典之后我失业在家里待着，经常碰到类似的事情，并且将其记录下来，虽然不中听，也算是拿出来当个靶子吧。
一
看来，骑行自行车时，有时对机动车就不能采取太客气的态度。在所谓主流价值观并不保护自己的时候，只能自我保护。
其实，在我自己的经历中，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周围有人说我经常污言秽语，太有失“文明”，但我所经过的事情及其结果告诉我，对于目前这个倚强凌弱的社会，很多时候是不得不采取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
2000年，我在复兴门中国教育电视台办公楼里的那个教育部办的中国留学基金会办理完毕手续后，需要到该楼下的建设银行营业厅提取最初该基金会收取的钱与按照汇率差价之间的余额。诺大一个大厅里只有一个窗口对外营业，而一个中年妇女在窗口接待，里面是个一脸苦相的年轻女营业员，她们在办理一笔存款，总数有三十万之巨！她们不紧不慢地数着钱，等候办理业务的顾客越来越多，纷纷排队等候着。大约十分钟以后，我上前问那橘子皮脸的中年女人还得要等多长时间，她很不耐烦地对我哼了一句“你没看见有这么多钱还没数呢吗？”我一听就提高了嗓门“废话！我眼睛不瞎。你们为了这三十万是不是数到天黑我们都得等着？”“你不愿意等可以别等啊！”我顿时脏字就出来了“放你的屁！你这叫他妈的什么话？”其他与我同时等候的人也纷纷说银行这么做太不象话了。
这时，营业厅里的保安过来看发生什么事，并劝我最干净点，我喝令他一边呆着去。
这当口，营业厅里的吵闹惊动了银行里面的人，有个小头目模样的男子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橘子皮说我张口骂人，我怒不可遏地骂了句“你丫说什么呢！”小头目过来：“先生，您先消消气，怎么了？”我说了下情况，他马上说“您别着急，我马上让别的人来给您办。”他边说边头扭向里面的房间，叫着什么人的名字，里面两个女人走出来，一脸的不情愿。橘子皮耷拉了脸不敢支声。小头目对懒洋洋走出来的她们说“先给这位先生办！”
大概不到一分钟，我的业务就办完了。
我连声谢也没有就离开了柜台。
其他人也纷纷排到我后面办理起了各自的事。
我经过那个保安，瞪了他一眼，他没敢看我。
如果不是我的吵闹，我们这一行人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被处理呢。
按说，银行有银行的规矩，如果按照规定，大概这时呆在屋子的那两个女人是应该休息。我的行动破坏了她们的休息。不过，就像饭馆里不许自带酒水之类的规定一样，这些都只是其行业内部的规定，对于消费者来说很不方便，而且有些甚至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对于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大可不必理睬。我去办的是合法手续，又不是去抢银行，我不敢说我是他们的上帝，但只是希望受到平等的对待与尊重。当我得不到这些理应有的待遇时，就别指望着我能客气了。
二
现在，电视台也不是犯什么毛病，要把作为工资的“经费”通过邮局寄来，而且在汇款时还要写上收款人的身份证号码，而这种汇款单往往都是经过邮局什么快递部门递送。今年非典期间北京电视台《谁在说》给我寄过两次钱，由于我现在住的地方收发邮政信件是否安全我不知道，只能寄到位于中日医院附近的我父亲那里请他代收然后通知我，我骑自行车带着身份证到北三环安贞桥外的邮局领取。有一次去取钱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我绕到后门找到快递部门，看门的保安拦住我“那里已经下班了。”我说现在才几点就下班？他指着领款单上的字样对我说“这上面写着呢。”我一看，还真是“领取时间9:00——16:30”。我靠，我又得跑一趟。
很不甘心，进了营业厅，找到值班经理，说明情况，她漫不经心地对我解释说“那没办法，您只好再跑一趟了。”我的嗓门又大了起来：“什么？你以为跑一趟那么容易吗？我从大西边这老非典的骑车跑到这儿，然后还得再跑？你们这里这种业务原来还是在营业厅里就可以办，怎么到现在却不行了？”我抬起手来让她看手表“你看看现在几点？正规营业厅哪儿有不到五点就下班的？”她开始提起精神来“这没办法，他们与我们是两个部门，不是一回事。我们也是最近才改革分开的。”我气呼呼地说“你们怎么改与消费者无关。你们的改革应该朝着方便消费者的方向改，而不是让消费者越来越麻烦；再说，你们改了消费者也不知道。你们三天两头改来改去，谁知道你们还弄出什么妖讹子来？这改革就该消费者倒霉是怎么着？”她看我挺激动，声音小多了：“这不是我们的事，也是上边让我们这么改的。”我的话马上就接上了：“你们上边那些老爷们当然不会想着我们这些顾客们有什么困难？”她嘟囔着：“您说的都对，可我们有什么办法？”“你们没办法，就得让顾客想办法？本来是你们内部的事，怎么改革的后果都得让消费者来承担？这儿前几天还能晚上六点你们营业厅关门之前办理，怎么没两天就变成了下午四点半以前了？”她劝我说“您消消气，他们也不容易，一周得工作七天。”我一听气更大了“他们不容易？他们吃的就是这碗饭；一星期工作七天让消费者体谅？那你们的上面怎么不增加人手？工作强度太大说明人太少，这当然得你们自己解决！消费者体谅他们，谁来体谅消费者呢？”她一下没了说头，看我真气而且很能搅和，只是让我别生气。我声音稍微小了些：“说那么多没用，你就说这事怎么办吧？”纠缠了好久，她终于让柜台里的营业员到后面查我的汇款单号码，然后让我添了单子，取了钱，我如愿以偿地走了。
要不是如此闹腾，还不是得再跑一趟？如果真因此染上非典，谁负责？
看来，制度是有，空子也有，能不能钻还是看谁能折腾不好惹。
三
说到我在公共场合的污言秽语，还有几次得手。
我现在用的那台WINBOOK可是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电池刚用没三四个月就成了摆设不能用了；去年9月保修期马上就要到了，由于电脑太热把硬盘彻底烧坏了，专门跑到北大南门的维护点换了个硬盘。可新硬盘如果再出事，可就没有新的保修期了；（这也不是什么他妈的逻辑！）今年初开始，开机不久就发出嘎嘎的响声。找人给看了，说是电扇有毛病。给该厂家维修部打电话，说是该厂家已经与TCL合并了，得到位于大钟寺附近的中鼎大厦208室去修理，看到修理室门上贴了张条，告诉非本室工作人员不得入内，我问一个路过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让别人进，得到的答复是“不让进就是不让进！”我刚要发火，他已经走了。但是，像电脑里有很多私人文件，不让主人在场，还不是修理者想获得什么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没两天，鼠标又时有时无，行家指点那可能是鼠标口焊接点松了，或者焊一下，严重的就得换口了。再次跑到中鼎大厦，接待我的人看了看，说是得留下三天以后来取。我一下就呆住了——上次可是两个小时后就修好了，这次怎么成了三天？像我这样每天都离不开电脑的主儿，三天上不了网还不跟聋子一样？我对他说我上次就是当时取的，这次怎么就变成了三天？那小伙子没好气地指着墙上贴的告示说“这是规定！”我乜斜了一眼那规定，的确，是七天以内。我好言好语地说“我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而且我还急等着用，能不能抓紧帮我看一下，我下午来取？”小伙子倒是干脆“那得收八百块钱加急费，不修就拉倒！”话音未落人已经消失在门里面了。
我靠，李东生已经把这帮人训练得如此牛逼了？
我当即推开门，冲着刚刚坐下的那个小伙子“你说什么呢？”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你出去！这里面不让进！”我声音一下高了起来：“你小丫挺的再说一句我听听？你丫还挺牛逼是不是？”“你牛逼？”我上前一把薅住他的脖领子“杂种操的你说什么？你丫跟我下楼！”说着就往外拽他。屋子里其他的刚开始都没出声的人这时都赶紧跑过来拉开了我们，有个头头模样的过来问怎么回事，我没理他，只是对着那小伙子污言秽语着，别人快速而简短对他说了几句，他马上把我带出维修室“先生，您消消气，是怎么回事？”我说了大致经过。他立即说“您别急，我马上让其他人给您修，让他们把现在手里的活放下。您就在这儿稍微等一回就能拿走。”
他拿了我的电脑进屋，别的人给我倒了杯水，让我坐下等。一回那头头模样的出来陪我说话。不到半小时，电脑就修好了，说只是需要焊接一下，没有任何问题了。
三天变成了半小时，八百元变成了免费。
服务行业就这么作践自己，不骂就是爷爷，挨了骂却还赔笑脸。
如果不打架骂人，哪儿来得幸福？
四
我污言秽语还有些个经历。
2001年我到中日医院想做个全面的体检，（我的咳嗽可是有年头了，而且总是干咳，越到秋冬季越厉害，夏季好些。这个毛病在今年非典期间可是倒了大霉，无论是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别的公共场合，我一咳嗽就招致周围射来一束束厌恶警惕嫌弃的目光。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毛病，但却常常是咳得夜里都睡不好觉。即使在欧洲也是如此。）那天我早早空着肚子（为体检）从那时租住的航天桥跑到医院排队挂了号，饥肠辘辘地翘首期盼着赶紧被糟蹋。
八点医生一来，我就位于第二名进入了检查室。不想，一个年纪快接近六十的女大夫看了我的挂号单就扔到了一旁：“体检不是今天！下一个！”我马上火就来了，大声喝问：“什么？我大早晨起来老远跑到这二来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就给我打发了？你是什么玩意儿啊！”她桌子对面的年轻些的大夫马上气势汹汹“嗨，你说话干净点！”我扭头冲着她“我就不干净了，有你他妈的什么事？你管得着吗？”这时，那老女人态度温和多了：“我对你说过了，我们这里有规定，体检是要安排在固定时间来做的。”我继续冲她喊着“你他妈的连句人话都不会说吗？我哪儿知道你们这里他妈的什么规定？你连解释一句的耐心都没有？你以为你他妈的穿了身白大褂就牛逼了是吗？”别的等候看病的人纷纷探头进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房间里的吵闹注定是远远传到了走廊里。我正在冲着无法看病的两个沉默的大夫嚷嚷时，外面进来了个年轻穿着白大褂的人问我怎么了，我说了经过，他把我领出了那间诊室，安排我到其他地方等了一会，然后就给了我一张单子，让我按照那上面的项目逐项做了检查。
这样，顺利地完成了此行的任务，大摇大摆地走了。
如果真是老实些，在那老女人说“下一个”时灰溜溜走人，就算白挨饿了。
如今这服务领域里的人大概就是欠骂。
我重申我不是什么狗屁上帝，只是个需要公平对待的消费者。
如今这世道，不这样就得受气。如此不文明的行为，却一直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被五花八门的有工夫就腐败就牛逼就下贱的芸芸众生们助长着。
而本来，大家都活得不容易，彼此都体谅些，也许还舒服些。不求“只要人人都贡献一点爱”那般崇高，只是别都那么大的脾气和做派。
有人说我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自毁长城，可我并不觉得如此。也许，消费者自发地维护自身的权益，也是规范市场的一部分。虽然我的做法也许并值得提倡，但就我的经理而言却屡试不爽。
也许这种做法是可争议的，但我并不认为我破坏了时常规矩，反倒是通过我的努力，使自己得到了实惠，同时也使非市场因素得到了抑制。
所以，他妈的！
勿庸置疑，中国就是个流氓的国度，在如此大前提下，我们更多地只能选择成为流氓。毛主席怎么说来着？“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当所有的规则都成为只针对弱者翻云覆雨朝三暮四的圈套之际，面前企业霸权和惨无人道的法律规定，消费者如果不成为流氓，就只能任人宰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