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价就是这么被推高的
2006年11月25日
何必
被地产业热炒了一年的广渠路36号地24日终于正式招标……（略。）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略。）
这次地王挂牌出让，早就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人们都在猜测，这块地到底会以什么样的价格成交，未来的产品形态会怎么样？到底能卖多少钱？是否会影响周边的楼市？究竟能给购房人带来什么？……
特别是，这个地块推出的时间是个非常敏感的阶段。最新的数据表明，北京市的房屋价格上涨已经在全国名列前茅。虽然与之相伴的还有深圳，但由于北京市的政治地位、城市规模、舆论环境等等，使得北京的这种价格走势愈发显示出曲高和寡特立独行。
自从国家对全国房地产市场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全国各地的房价变化趋势并不统一。这次引发宏观调控的上海市，随着陈良宇的去职，韩正代理市委书记，完成了一次真刀真枪近乎肉搏战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厮杀，到现在鹿死谁手还难见分晓，高层各派在势力范围的角逐当中很是血腥，而阶段性的成效来看，上海的房屋价格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可与上海等地如此情况相反的是，北京的房价却依然保持着快速上升的势头，涨幅已经跃居全国第一位，让全国看到，在最高委府以房地产市场开刀的情况下，在最高委府眼皮底下的北京房价却根本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反而像中了魔似的一个劲儿地窜升，给最高委府点子颜色看看。
虽然北京方面表示，一直严格按照最高委府的精神实施宏观调控，但结果表明，这种政策实施的效果却与最高委府的精神与原则背道而驰。尽管北京市方面列出了种种理由，比如土地供应量、真实的市场供求状况、购买力等等因素，却难以掩盖北京市取代上海而成为全国房地产领域里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发展态势，比起毛泽东时代的彭真当作北京市长的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北京的房价快速上涨，引起了社会上的恐慌。媒体早就将这种房价飞速上涨的现象评论作已经决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房价的快速增长，使得全社会都面临着财富快速集中到官商勾结的房地产领域当中的大亨手中的严峻局势，加剧了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扩大着社会不公，侵吞着越来越多的国民财产，并且使房价高速上涨的地方的地区竞争力和生活品质产生了相应的迅速下降，并且不断逼进社会安定的底线，成就着制造、蕴育、爆发、扩散社会动荡的巨大因素，而且还因之使全社会都处于火山口上，面临着千钧一发的急切情势。
于是，这次新地王的挂牌出让，就显得不同凡响。
虽然，这块地采用了挂牌招标的方式，从形式上看似乎符合2004年“831”大限后的政策要求，但是，我们从这次出让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些许耐人寻味之处。
最近闹得很红火的是，温州的个人合作建房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个人合作建房者取得了一块土地。这好像给全国的个人合作建房鼓吹倡导乃至身体力行者打了一针吗啡般的欢欣鼓舞弹冠相庆，似乎个人合作建房的中国将会蔓延开来，成为高房价的休止符。媒体赶紧找到全国个人合作建房嚷嚷最凶而且也算是最早发起者之一的北京合作建房实施者于凌罡，把这么个不甘寂寞的家伙从尘土中再拉出来，狠狠地过了一把异想天开的瘾。
我一向认为，于凌罡的个人合作建房不可能成功，除了这是对现代分工原则的反动，而且房地产领域由于其太多的官商勾结，已经使其经济和政治门槛高到了远非一般财富拥有者可以问津的程度，动辄几十亿元的进入标准，排斥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使得房地产越来越成为巨资富豪们才能光顾的游戏。
温州的成功模式并不能复制，道理很简单，温州是中国当代私营经济的摇篮和胜地，那里的公有制经济几乎荡然无存，由于改革开放之前该地区位于对敌前线，所有的重工业都没有沾染，这种历史上的阴错阳差倒成就了温州的轻装前进和私营经济的活力四射。温州模式在现代中国发展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具体到房地产领域，温州模式也同样有着强民间弱政府的特色，而这也造成其他任何地方与温州只能形同陌路。
因此，于凌罡在北京的尝试最终只能变形为团体购买的方式来压低房价，而不会实在地取得土地自主开发。
通过招拍挂取代协议方式出让城市土地，这在客观上的确推高了土地价格，并使得整个房屋成品价格水涨船高。表面上看，招拍挂出让方式屏蔽了协议出让当中无处不在的私下交易和腐败行为产生的机会，但由于招拍挂的产生过程缺乏对于权力的监管，使得新的方式依然充满了变数，更是让所有参与者都在玄机重重的雷区中全程灰暗化和交易的私下化；同时，这种方式在价高者得的原则当中，把城市土地当作是可以完全市场化的商品进行拍卖，形成了地方委府与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却将全社会都摒弃的交易成果之外，却要为此承担房价上涨的代价，演绎了现实版本的负面外部性的阴魂不散。
这次新地王的出让，使我们看到了更加奇怪的一幕，那就是这种挂牌并不是按照价高者得的方式，而是搀杂进去了更多的考量标准，使得出让评价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投标价格、付款进度、资质业绩、开发理念和方案说明、综合印象，这五个因素加入到了挂牌出让的考量体系当中。除了价高者得原则下的投标价格之外，另外四个因素，都明显地具有着主观性质，也就是说，如何评价取决于出让方的主观评价。在目前潜规则横行的情况下，所有的指标都会变迁为巧立名目设寻租的手段。
比如，付款进度会让地方委府成为更加强势的利益集团；资金业绩则必然导致新的造假贩私；开发理念和方案说明会强化委府角色的多元化收益、亦即既当裁判员有当运动员的赢家通吃的状况；至于综合印象，众所周知会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在根本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状况下，参与者要想获得最佳印象得分，舍不得出血搞得越来越多的相关官员注定是死路一条。
由是我们看到，面对各方对于北京房价飞速上涨的质疑，官方就能够搞出这么个挂牌出让的新体系，而最终结果应该不是价高者得，而是综合评价最佳者得。而这是什么？当去除掉了价高者得的唯一性之后，政治权力在如此交易当中的重要性也快速扩充，其他诸项元素的涉入，极大地拓展了官员们贪赃枉法的牟利空间。
可想而知的是，这部分投入比起价高者得的投入会更大，而如此，这些投入都必将转化为房屋建设成本，体现在房屋的出售价格上。
如此，北京的房价就这么被再一次在公平合理的名义下推向新的高度。
如此，我们也看到，无论什么改革，都演化为官商勾结鱼肉国民的把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