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无思：虚实之间的古希腊文献（之三）（f）——— 西方历史的幻灭（16）
【摘要】主流教科书中的古希腊历史是依据现今流行于世的古希腊著作构建而来。这些古希腊著作揭示了古希腊文献中的内在伪造和不实。外加古希腊的历史年代框架主要来自16世纪人文学者结合天文学和其他因素的推定，古希腊著作无一不是经过数千年间的多重转手、翻译，其原始希腊版本的来源和下落以及与现今流行版本之间的关系缺乏清晰答案。这些都是值得严肃探讨的问题。
系列前一篇，简无思：虚实之间的古希腊文献（之二）（e）——— 西方历史的幻灭（15）被微信平台禁发。该文核心信息介绍见简无思：中、西古代典籍与两种历史类型。
（一）
主流西方历史研究资料表明，虽然5-6世纪西罗马人如波爱修斯（Boethius）等，10-12世纪阿拉伯人曾经向西班牙、意大利地区翻译和介绍过一些古希腊学术著作，几乎其他全部现有的经典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即有关古希腊历史的各种文献资料，都来自12-13世纪之后的阿拉伯-希腊著作的拉丁文翻译，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东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来自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等东罗马帝国，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早期14-16世纪）古典学者的搜集和翻译。（简无思：历史文献的“重获”（recovery）——— 西方历史的幻灭（6））。其中，古希腊原初文本的来历和现存，现在流行的英文版古希腊著作所依据的版本，等等都是值得专题探讨的问题。
根本而言，我们现在关于古希腊历史的了解，在大体结构方面，都基于这一批从12-13世纪以来，到16世纪搜集而来的希腊文著作所提供的信息，构建而来。
铭文和钱币等文物和古董，以及考古学发现构成对这一大体结构的补充。不过这些都属于另外的话题，可另行讨论。
无论著作，还是铭文、钱币，或者考古学文物发现等等，其中真伪相杂，触目惊心，正如中世纪以来众多西方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关于考古学发现，本文作者已经在本号其他文章中讨论。考古发现构建而来的历史可靠性是另一个话题，其中，考古学作假在西方学界更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参见本文作者对文艺复兴学者安尼乌斯的介绍和讨论（简无思：虚假和伪造的历史文献（下）———西方历史的幻灭（8））。
在本文作者看来，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伪造问题如先前曾经罗列讨论过的（见简无思：虚实之间的古希腊文献（之一）（d）——— 西方历史的幻灭（14），以及简无思：虚假和伪造的历史文献（上）———西方历史的幻灭（7））?，应该与所有这些著作本质上属于经过中间人转手有关。
无论古罗马、还是古希腊，乃至古埃及、巴比伦等中东地区兴衰交替的文明、国家和民族，他们流传到中世纪晚期以及现代西方的古代著作，无不属于“他者的故事”，“他者的著作”，经过漫长而又自由，显然缺乏现代学术标准限制的民间辗转翻译、抄写、传阅，其中可能的流失、删减、增添、有意或者无意的修改，或者干脆伪造、伪托，或者他人著作的误传，等等都是无法否定，也无法量化确定的。至少，学术界很清楚，主流叙述中的古希腊、古罗马著作，比如罗布经典图书馆里的收藏，离真实、纯粹、无误的原作者作品相去甚远。事实上，这些古典著作的每一部都无法幸免，自从其以拉丁文译本形式问世于西方世界以来，数百年来的学者在这些方面的质疑，涉及作品本身的是否伪造、伪托，还是作品本身年代和作者的属实，或者作品的内在可信性和可靠性等问题。因为这样的质疑来自常识。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格拉夫顿所指出的，两千五百年来，西方文献的伪造和揭露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希腊、拉丁语文学（philology）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在“虚实之间的古希腊文献（之一）（d）——— 西方历史的幻灭（14）”中，本文作者列出西方文献在真实性问题上的主要学术话题：
西方历史文献的虚假（fake，falsefulness），指的是虚假的历史文献足以带来历史认知的混乱，构成虚假不实的历史叙述。它在构成上很复杂，正如系列（7）里提到的。这里再做补充如下：
伪造（forgery）：彻头彻尾的伪造，以欺骗从而获得某种直接的世俗利益（如金钱、名声等）为动机，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波焦；不是为了获利，但有着为家乡的历史地位和名声而奋斗的动机，如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伪托（pretense）：有意识地伪造某名人的作品，但其中没有世俗利益考量，往往来自古代无名作者写作，具有崇高学术价值，纯粹学者精神的产物，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文集中的大量伪托作品；中世纪教士为了宣扬基督教义而伪造保罗等耶稣使徒的书信，为了强化他们自己神学观点。伪托是伪造的一种，即有意识地欺骗读者或受众。
扩充（或植入，interpolation）：真品掺假/后世增添，如卢克来修的《物性论》。不过，这部分几乎是所有西方古典著作在翻译和流传过程中在所难免的。学界正式承认的只是其中有明确证据的少部分而已。比如，西方学界普遍认为，阿拉伯人在转介古希腊哲学著作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加进了他们自己的观点。问题是，很难给出明确的例证和现代学术标准意义上的证据。
模仿（pastiche）：学习模仿古人写作，而后有意识地/无意识地冒称古人作品：古代修辞学校为了训练学生的修辞能力，让学生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演说家的雄辩修辞，其中的一些杰出作品流传于世，被人误以为某大师的作品。比如，Quintilian的文集
伪典（pseudepigrapha）：有意和无意中错误地认定文献作者和时间，如色诺芬的《雅典政制》。一般指的是那些不明作者或者不明动机的伪造，并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误导主流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
恶作剧(hoax)：出于开玩笑的目的伪造古代文献或文学作品，乃至古代绘画、文物等，不是出于赢利等上述目的。
伪金石（或伪铭文，pseudo- epigraphy）：伪造铭文。注意不是前面提到的pseudepigrapha（错典）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类建立在研究现今已经被识别的虚假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还有很多虚假文献依然混杂在“真实”历史文献中，尚未得到揭露。
举例来说，亚里士多德文库里至少已有如下著作现在被判定为“伪作”或处于严重争议中：
- （391a）《宇宙论?》—De Mundo*
- （481a）《论呼吸?》—De Spiritu*
- （791a）《论颜色?》—De Coloribus*
- （800a）《论听觉?》—De audibilibus*
- （805a）《论向面?》—Physiognomonica*
- 《论植物》—De Plantis*
- （830a）《论非凡听觉?》—De mirabilibus auscultationibus*
- （847a）《论力学?》—Mechanica*
- （1181a）《大伦理学?》—Great Ethics*
- （1249a）《論美德和邪惡?》—De Virtutibus et Vitiis Libellus*
正如罗布经典图书馆（Loeb Classical Library）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总体介绍中提到的：
亚里士多德准备出版的几乎所有作品都丢失了；现存的无价作品是讲座材料、笔记和备忘录（有些是虚假的）。它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I 实践类：
尼科马切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大伦理学Great Ethics（Magna Moralia）；
欧德米亚伦理学Eudemian Ethics；
政治学Politics；
经济学（为家庭利益）Economics (on the good of the family)；
论美德和恶习On Virtues and Vices。
II逻辑类：
类别Categories；
分析（前后）Analytics (Prior and Posterior)；
解释Interpretation；
诡辩家使用的驳斥Refutations used by Sophists；
主题Topica。
III 物理类：26部作品（有些可疑），包括：
天文学astronomy；
世代和毁灭generation and destruction；
感官the senses；
记忆memory
睡眠 sleep；
梦想 dreams；
生活life；
动物事实facts about animals, 等。
IV、形而上学：
关于存在on being as being。
V艺术：
修辞学和诗学Rhetoric and Poetics。
VI 其他作品，包括：
《雅典宪法（政制）》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
更多作品的作者也值得怀疑。
VII 各种作品的片段，
如关于哲学和文学的对话；
以及关于修辞学、政治和形而上学的论文。
再比如，色诺芬的《雅典政制》也早已被判定为伪作，现在已从色诺芬的作品集删除。
柏拉图的诸多著作也在不断从其作品集中删除。这里就不详细讨论了。
还有其他很多。
在现代主流学界的语境中，古希腊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是两个不同概念。东罗马帝国似乎不是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而是起到类似为后来的西方文明保存和中转古希腊典籍的作用。西方文明似乎没有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其首都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继承什么，现今标签为古希腊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古希腊成就似乎仅仅来自希腊“古典时期”的两百年几位古希腊圣贤书斋里的产物，而与东罗马帝国一千多年的文明积累毫无关系，后者的作用似乎仅仅是保管和转抄，而且其中的转抄在多大程度上偏离原作，都无法讨论。
对于拥有真实千年历史经验的中文世界来说，这样的历史图像是很难想象的。符合实际情形以及符合历史常识的理解更应当或者更可能是，比方说，古希腊学者如毕达哥拉斯、希罗多德也许实有其人，但其著作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无法排除东罗马帝国的那些以希腊语为第一语言的学者在漫长的一千多年中，丰富发展了古希腊学者在众多领域的学术思想，以他们的名义著书流行。
另外，这些古代希腊学者的生卒年月均来自后世学者基于这些流通著作中所提供的信息推演，结合各种其他因素而来如天文现象提供的旁系线索研究而来，差不多在17世纪才渐渐得以确定，成为现代历史教科书中的时间框架。
将这一部分作为基础背景知识牢记在心中，下面我们再来聊几个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也就是存在于现有文献资料中的古希腊文献中被直接描述为历史不实与造假现象的实例。
（二）
古希腊最早的著名文献造假案例恐怕非Onomacritus莫属。
关于此人，我们现在所知莫过于希罗多德对他的描述。当然，也有其他后期学者将一些作品归于他的伪造。
据希罗多德介绍，以及现代学者根据希罗多德提供的信息的信息研究推测，Onomacritus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30-480间，比希罗多德出生略早。他应该是当时的雅典暴君Pisistratus（据推测生活于公元前600 – 527 之间）所宠幸，其工作的一部分应该包括收集传奇人物Musaeus的神谕，诗歌等并汇编在一起。Musaeus是一个传说中具有预知能力的人，也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巫师（或牧师）一类宗教、具备神性的人物。据说，Onomacritus并没有诚实地搜集、编著Musaeus的预言或其他语录，而是把自己的看法和判断伪造为Musaeus的言论，呈递给他的雇主。后来，Pisistratus的儿子Hipparchus（据推测死于公元前514年）将其驱逐出雅典。
当然，这里所列出的三人生卒年显然有矛盾。按照这些推测而来的年月，Onomacritus不可能服务于Pisistratus，也不可能服务于他的儿子。
Pisistratus本人据说也有篡改“荷马史诗”与赫西俄德（Hesiod）作品的嫌疑。公元1世纪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塔克（Plutarch，c 46-120）曾对此有所揭露。普罗塔克同时还揭露了雅典政治领袖索伦（Solon，公元前6世纪）对“荷马史诗”的篡改和增删。
据信，普罗塔克是“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的作者。这本书的印刷版第一版于1470年发行。曾经有另一些著作据称是他的作品，但后来被判定为伪作，比如，“十大演说家（Lives of the Ten Orators）”，“论命运（On Fate,），“论音乐（On Music ）”，“论哲学家的观点（On the Opinions of the Philosophers）”等等。
古希腊时期（前5-4世纪）的历史相关著作无法避免个人写作带来的可信性与可靠性方面的问题。希罗多德的很多描述被判定为不可信与不可靠在英文世界已是众所周知；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米洛斯对话?The Melian dialogue”，“伯利克里葬礼致辞?Pericles' Funeral Oration”，更应该看作是修昔底德自己对这些所托之人思想的理解和艺术创作，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正如普林斯顿历史学家康纳（W.R. Connor）对修昔底德的评论，他是一个艺术家，通过巧妙的选择和编排，将历史资料中所蕴藏的象征性和情感因素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书更应该看作是一部文学而不是历史著作。
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如克特西亚Ctesia对同时代的希罗多德的著作仅凭自己的耳闻目睹，道听途说很不屑，所以声称自己的著述如“波斯史（Persica）”完全基于波斯在苏萨（Susa）地方政府的官方档案。果真如此的话，它应该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档案记录型历史著作。然而，自从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学家Diodorus Siculus否定这一说法之后，他的著作便失去了人们的尊重，包括其他著作如“印度史（Indica）”等。
实际上，古希腊文献资料中有不少人对他们时代流行的历史读物持怀疑态度。公元2世纪的Lucian更直接将希罗多德，克特西亚描写为“说谎的人”。
而这一时期（公元前5-4世纪）的希腊各城邦据说出现了一种利用公开铭文记录城市历史的文化习俗，铭文还可包括个人财产拥有权以及其他权利，寺庙的女祭师名录，神灵的降临的记录，不同城邦国家之间的条约等等。这些刻在石头，寺庙廊柱上的文字固然可以被看作早期历史资料，但其中也有很多同时期的伪造和欺骗。比如，后世语言学家发现，这些铭文中的有关卡利亚斯人（Callias）与波斯人（Persians）之间看起来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条约无疑是伪造，因为卡利亚斯人在铭文中用的是爱奥尼亚语（Ionia），而他们迟至5世纪末期才开始用这种文字。
显然这一时期的希腊人已经注意到他们互相之间开始用伪造的历史文献实施互相欺骗，尤其表现在叙述重要历史的场合，以至于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不得不强调，可信而严谨的历史应该建立在明确而又可靠的并且有见证依据的资料基础之上，否则空口无凭是无法说服人的。而大约在同一时期，甚至有希腊城邦开始出现整段整段伪造历史的行为。比如，林多斯（Lindos）城邦干脆直接捏造一段有关林多斯家族捐赠故事的历史。
非但如此，文学创作方面，这一时期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很多名人演说词，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一些训练修辞文书的学校让学生模仿创作名人演说有关。优秀的作文可能就直接被当成某著名演说家的演说稿流入市场。
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悬赏征集名人著作，刺激了市场模仿名人写作的潮流。图书管理员们不但收购名人作品，有时干脆自己创作或者请人创作然后冒称著名人物的作品，以期向图书馆卖得好价钱。这种行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旗手们的“发现/发掘”加“伪造”行为如出一辙，以致市场上充满了名人如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医学家如希波克拉底的伪作。
（三）
这里所举的例子有关古风、古典和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文献，文学和著述中的不实和虚假仅是冰山一角，旨在说明即便号称来自这一时期创作的古希腊文献和著作也并非天然具备成为历史资料的可信性。
同时，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希腊人使用文字是随意的，随意得如同便宜而又广泛易得的纸张已经出现的中国汉唐时期，后者的文风盛行与笔墨纸张的广泛具备密切相关。而显然希腊和拉丁文流行地区直到公元11-15世纪纸张制造技术传入欧洲之前都不具备类似的物质条件。莎草纸的生长条件是苛刻的，爱琴海和地中海其他地区都不具备莎草生长的理想条件。除此以外，欧洲的早期笔墨制备也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历史和考古问题。没有高度技术加持的笔墨能力，大规模的文字写作和作品保留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这些作品其实是在纸张和和笔墨充分具备的中世纪后期的产物，都属于严肃的学术问题，值得严肃对待。
当然，这里所提及的所有关于古希腊历史的例证都来自中世纪西方世界收集的希腊著作中的叙述，本质上是著作中的古希腊世界，鉴于其多次转手的经历，其真实性与现实历史中的古希腊相差多远是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
本文作者长期以来深刻怀疑现今被标签为古希腊著作的众多文献在作者和时间这两方面的正确性。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支持这一怀疑。
首先，中国历史的年代时间框架基于近5000年来连绵不绝的各种形式和性质的官方档案记录自然积累而来，具有天然准确性。这一准确性尤其反映在以天干地支为纪年方式的历法体系形成之后。
与这一点截然不同的是，古希腊，以及古罗马、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的年代时间框架都纯粹建立在后世学者的推测和研究之上。
现在人们所知，即主流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时间框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研究中确立，17世纪以来渐渐得到认同和采纳的。它们与中国历史时间框架的形成截然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框架是经年累月，在不间断的档案记录中，会同同一历法系统的演变，积累而来。
而古希腊非但在其古风、古典、希腊化时期缺乏明确的历法，其纪年混乱不堪，不成体系。罗马希腊时期的儒略历也没有得到强力有效的世俗政府统一推行，以至无论东西罗马在16世纪末格里高利历法推行之前，不同地区的欧洲人民几乎从来没有经验过同一日期的宗教节日。
这就意味着，16世纪以前，古希腊著作中的人物和事件在时间维度上处于混沌状态。类似印度在接触到中国，甚至西方世界之前，缺乏时间坐标，人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生活在完美的轮回信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现在关于古希腊的年代时间框架是文艺复兴后期学者，借助天文学知识，结合格里高利历法的颁布，猜测，推演，研究而赋予的。
具体古希腊的时间框架是如何得到确立，中文世界的读者和认真严谨的学者需要花时间研读16世纪意大利学者斯卡利杰（Julius Caesar Scaliger，April 23, 1484 – October 21, 1558)及其学生，以及他们之后的年代学（chronology）研究。斯卡利杰的年代学代表作《年代校正（de emendatione temporum）》（1583）和《年代词库（Thesaurus temporum）》（1606）在古希腊历史年代框架的建立中起到奠基性的作用。前者采用天文学方法考察古希腊著作中的天文事件，推演出相关时间点，从而给出年代线索。其优点在于确立客观的科学依据，缺点在于古希腊著作中的天文现象描述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以至于足够作为确定某天文现象的依据；并且如何认定其中的描述与某天文现象有关则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认定。而这一天文现象的认定对于年代时间的认定却是至关重要。后者补充并重建了早期基督教历史学家Eusebius Pamphilus的编年史，按时间顺序收集了希腊和拉丁语世界的一些遗迹。
以天文学方法提供的科学依据为主要年代确定标记，外加基于其他年代估算的相互推演，比如与其他已知年代事件之间的关系，猜测，推断等，后世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年代学家（chronicler）等均参与构建了古希腊的历史时间框架。这些细节都值得具有独立精神的未来中文世界学者认真考察，而不仅仅是人云亦云地附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因为这里有很多主观因素深藏其中。
借助西方学者16世纪以来的年代学研究，古希腊著作中的人物和事件获得了年代和时间框架，从而形成古希腊历史，其虚与实尽在其中。
其次，便是古希腊著作的转手。
这里的转手有几个层次。
目前，对于中文世界乃至全世界的读者来说，现今流通于世的古希腊著作，其希腊语原本来自何处，以及现在保存在何处是一个问题。罗布经典图书馆（Loeb Classical Library）所藏古希腊-英文对照本，很难追溯其原始希腊文文本的来源。就本人有限的亲自调查，罗布经典图书馆中的古希腊著作在其英文译本的前言和介绍中，很难找到明确的信息，表明其希腊文本是否都是原始文本，或者其原始希腊文本的传承和来历。哪些希腊文本来自东征十字军的掳掠或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崩溃？其中有没有或者有多少希腊文本来自中世纪翻译为拉丁文或阿拉伯文的回译？翻译和回译的失真问题如果存在，就可以是多重的，依其中的转译次数而定。这些都是实质性的问题。
如果所有的希腊文本都是原始文本，这里也有文本来源何处的问题。是来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还是东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流入西方世界？还是16世纪以后的流入？其希腊文属于哪一阶段？是古风和古典时期的方言希腊文（比如，其中主要的 Aeolic, Doric, and Ionic）？还是希腊化之后的通用希腊文（koine greek），或者中世纪的（Byzantine Greek），或者16世纪以后的现代希腊文？文本年代的重要性与文本的真实性密切相关。
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学术界对希腊文的演变掌握并不精细，其分期人为成分很大。比如，Koine greek现在依然用于宗教场合，现代希腊语的很多特征是在4至15世纪的漫长时间段里陆续出现的。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语言都处于一种双层语言的状态，区域性的口语方言和古老的书面语并存。
这就为希腊文本的年代考古带来很多麻烦。不过，具体这些都属于专业学者才能回答的问题。普通读者如本文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限于现有古希腊著作的原始文本来自哪个年代，这是与这些文本的转手失真程度密切相关的问题。
“转手失真”这一概念的提出与相信这些著作来自古希腊的假设密切相关。因为西方主流历史资料表明，古希腊著作之传播到西方世界乃至现代世界，大抵遵循了：
古希腊———》古（西）罗马———》文艺复兴———》西方+现代；这部分很少，大约流传到文艺复兴时期只有4本。
或者古希腊———》古（东）罗马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现代；
或者古希腊———》古（东）罗马 ———》东罗马崩溃———》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现代；
罗布经典图书馆（Loeb Classical Library）完整收集了西方世界现有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著作的英译本。每一本都有希腊文或者拉丁文的对照，共477部（500多卷）。这些英译本似乎是这些著作既往已经出版和新近编辑出版的收集和选择，并且似乎还在不断更新和替换，其中的希腊文或拉丁文原著来源何处并没有很好的说明。
本文作者没有找到罗布经典图书馆就这个问题的综合说明。总体来说，每一部经典文本在其前言（preface）或总纲（general introduction）里都有一些关于翻译文本的说明，详细或简略不等。
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罗布图书馆采用的是Godley 1921年版，其依据的希腊版本来源没有详细说明，只含糊提到用的是与H.Stein版本所用一样。同时，也提到“希罗多德的文本共有9个权威手抄原本（manuscripts），其中以来自10世纪和11世纪的Laurentianus和Romanus这两种为最好”，但没有提到这两本或所有的9本原文是希腊文或者拉丁文或者其他。猜测这应该是出于对希罗多德专业行内人而言大家都已经知道？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如我们就显得不够清晰了。从时间框架来考虑，这段时期的所有希腊著作都只有来自阿拉伯人翻译的拉丁文本（Boethius几个世纪之前翻译著作不包括希罗多德；叙利亚文本syrian translations通常只涉及基督教著作。），所以，推断原始版本应该是拉丁文本。即，这里的希腊文对照可能翻译自拉丁文。事实上，Laurentianus和Romaus都是拉丁词汇（希腊化的写法分别应该是Laurentiano 和Romano），前者应该指的是佛罗伦萨Laurentian Library的藏品。Hude在其希腊文版“历史”（Clarendon Press出版）的“前言”对这9种手抄原本的优缺点都有详细说明，可惜，Godley没有转述。
现有的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文版究竟是来自拉丁文的转译，还是其他来源的拜占庭希腊文本，比如13世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利品，或者拜占庭帝国崩溃之后东罗马帝国的希腊语学者逃亡佛罗伦萨带来的抄本？终极答案肯定隐藏在某处，有待进一步探讨。至少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似乎曾翻译过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过从Hude更推崇前面提到的这两种拉丁文手抄本来看，即便有希腊文原本，也很有可能不完备或者其他原因而不能成为现在通行的英文版“历史”的最终和原始来源。
无论Laurentianus还是Romanus的手抄本，既然来自10-11世纪，从历史脉络来看，那必然就是阿拉伯人转译的那一批。因为最早的希腊文本也必须要等到200年之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才能带到意大利。也就是说，现在存在于Loab图书馆的“历史”英译本似乎必然是经过了至少三重转手之后的第四手版本：拜占庭希腊文———》阿拉伯文———》拉丁文 ———》英文。
当然，这些都停留在猜测。问题是，清晰的答案扑朔迷离，成为一个问题本身就不太好。
这仅仅是随手拿希罗多德的”历史”举的一个例子，从中可以鲜明地说明现有古希腊著作来源的复杂性和四重转手之后的“失真”可能会有多严重。
（四）
总之，依据古希腊著作构建而来古希腊历史，难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体现在其内容，即文献记载中本身的伪造和不实；体现在历史年代框架，则属于来自后世学者的推测和推演，研究而来，具有难以排除的主观性；体现在原本古希腊著作流传到中世纪，中间经过多少人的转抄，转手，翻译，乃至伪造，伪托，后世其他作者所做著作的误判，等等，都是值得严肃澄清的问题。
这些，与中国历史的档案记录性特点形成鲜明对照。
如果根据四库全书中的史部五以下所辑录的野史、别史、杂史、外史，和小说、笔记，以及子、集两部的浩瀚文献，我们尚可以构建一部历史。不过这种类型的历史只能属于构建型历史。虽然这种构建型历史本质上属于virtual history（拟真历史），但由于这些文献基本上来自历年民间作者的即时记录的积累，即使不具备官方档案性质，其对真实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大致相差不远。
假如这些文献和著作的可靠性与可信性本身就有问题，外加年代时间框架不具备自然真实的传承，以及过程不清晰的转手，中间的几层转译，难免参假乃至造假和误判，由此而构建形成的virtual history在多大程度上偏离真实历史，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重大的疑问。
遗憾的是，古希腊历史乃至古罗马历史都具有这个问题。
假如真实的历史是一个完整的瓷器（porcelain），上面有一些不完美的瑕疵不会有损它作为一个完整瓷器的性质。
假如这个瓷器在过去某个时候被打碎，其碎片流失，后世之人希望根据残留的碎片重新“还原”原本瓷器的模样，那么，残留碎片的数量以及这些碎片是否真实属于原本瓷器就显得十分重要。原来的真实碎片越少，填补物越多，被“还原”的瓷器就越倾向于“拟真瓷器（virtual porcel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