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第十三章：老万 （下）

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十三章

 

忆老万

 

(下)

 

 

          （接上文）六月中旬一个大雨倾盆的星期日下午，钟医生和我准备去看望 老万一次。我先打电话去试试，看他有没有情绪见别人。

          老万接了电话，声音跟以前一样洪亮、清楚、兴高采烈。他欢 迎我们去，还说想托我为他录一点音乐，因为他最近买了一组音响， 可放激光唱片和磁带。我问他想听什么，他说:

          “随你拣吧，但我希望你替我再录一遍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 我很喜欢那首曲子。你七年前替我录的我留在天津了，没有带来。 ...... 另外，我也想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贝多芬的《命运》， 其余的你选吧。......最好悲一点的曲子。”

          我听了有点心酸。看来，不管老万如何乐观、镇定，总还是不 免会不自觉流露一丝惆怅的内心的。

          等雨稍停，已近黄昏。我拣了一张格林卡的三重奏《悲怆》激光唱片跟钟医生开车带去让他听。那首曲子的第二乐意我在《东城 随笔》专栏中介绍过。

          车到他的家门口，冬天的夜幕已经降临。老万没有想到我们那 么快会去，有点吃惊。他当时正盖着毛毯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房 里只开着一盏落地长灯，十分幽暗。老万脸色倒已不再黄黑，只是 十分苍白。最使我吃惊的是，只有几周不见，他却已瘦到如此地步 了:  颧骨高高突出，眼眶深深凹陷;  因为脸颊上的肉都失去了，于是嘴巴就显得如此之大，嘴角几乎要碰到耳朵，嘴唇几乎包不住牙 齿，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骷髅头。我想:这不是好症状。但是，在脸 上，我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欢快神色。

          在抵达老万家门以前，虽然钟医生与我并不打算提起老万的绝 症，但是我们想象那次访问可能不会十分愉快，气氛一定会十分悲 观、低沉。但是，出乎预料，那次谈话的调子却始终高昂。

          我们进门先问候他最近的健康状况。他说:

          “我现在真的享福了: 不去上班，工资还是给我。我就在家里听听音乐、看看书报。你们看，有那么多报纸、杂志。”他点了点沙 发前的一堆，又接着说:

          “我有时还去大学走走，但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我还在写两 篇论文呢，我想向他们建议最新的研究方法。”顿了一顿，他有点动情地说:

          “系里的人不断来看望我，还送花来。......唉，多好的人们 哪!”

          关于他的健康状况，他说最近他食欲有进步，睡得也不错，每天还去院子作气功，自觉体力有进步。

          突然，他话题一转，说:

          “想想自己的一生，我也应该满足了:  从上海大学毕业时到天津报到工作，全部财产只是两只手提包。现在，国外买了房子、汽 车; 国内有了职称，分到三房一厅的公寓。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再 说，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妻子，最好的女儿。唯一的遗憾是女儿未能 学医，也还没有结婚。”

          说着，他让他太太拿出照片簿来，给我们看他天津的公寓房子。

          我拿出唱片让他听，他十分高兴，从沙发上下来去摆弄新音响， 还找出一盘旧的空白磁带，马上翻录下来。从唱片，他又兴致勃勃 地谈起音响的类型及价格来; 从香港的价格低，他又谈起九七年后香港会如何; 从时事新闻，他又说看到我在《海潮报》上开设的 《西窗漫话》专栏的最后一篇〈主人翁态度〉。那时，我自己尚未 收到那期《海潮报》，不知道该文已见报，于是向他要来浏览了一 遍。

          老万说，他很喜欢我的这篇文章，因为很能说明问题。于是他 又由此谈起他对在澳某些中国学生的作为感到羞耻的事，因为正如我那篇文章中所写的，他感到自己是中国人中的一分子，不自觉地 会把自己与  中国连在一起。

          这是老万对我文章的最后评论，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看他那 天越谈越起劲，后来索性坐了起来，高谈阔论、手舞足蹈，哪象重 病在身者。他的太太也静静地坐在旁边，毫无愁容。我很为老万的 精神状态感到高兴。我想到有些人因为有振足的精神所以战胜癌症 的事，猜想老万也一定能延长生命。于是在告别时还时时提“音乐沙 龙”，说要特别到他家中去举行，但他很坚决地谢绝了。

          老万交给我四盘空白带，要我代录音乐。我知道老万来日不多， 当晚连夜录制。除了他要的几首，我还录了理查·斯特劳斯的《最后 四首歌》及柴可夫斯基的钢琴三重奏《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这两首曲子我都在“沙龙”上介绍过。录好之后马上催老薛送去。那 时老薛对老万的病情还蒙在鼓里，我又不能告诉他，只能连连催他 送去。老薛一定暗底觉得我这次办事有点反常。但幸亏老薛被我催 得在两三天后就送去了，否则，可能老万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内还听不到我为他录的音乐呢!

          那晚我们告辞时，老万夫妇送我们到门口，在灯光下，老万倚在门口向我们挥手，直到我们的汽车启动。我们答应再带音乐去看 望他。在我们心里，我们也确实相信一定还有机会再见老万几面， 因为即使真象医生所说他只能活半年，就他的精神状态来看，我们也相信他会维持现状两、三个月。然而没有想到，不久老万的病情 竟会急转直下，那天门口的分手竟是我们与老万的死别!

          老万病的急速发展可能跟他选择的医疗方法有关。据钟医生和万太太后来告诉我: 老万提出要求医院用最新的治疗法，将酒精 打进肝中，杀死癌细胞。医院研究后觉得虽然希望不大，但还有可行性，于是同意了他的方案。动了几次手术后，癌细胞的活动得到 了抑制，可惜好的细胞也同时受了大伤。肝功能大大减退，于是病情急转直下了。所以，如果不采用这个治疗法，可能老万的肝还能 支撑半年;  而采用了这方法，则不是治愈，就是速死。不过，要是我换了老万，也是会选择后者的。要我恶活，不如让我早死!

          听说，后来老万在医院中确实受了不少疾病的折磨。老薛在最 后一周去看过老万，说他几乎一直处于麻醉药的半昏迷中。老薛说 看了使他十分难过。但老万自己却仍非常乐观，说:  “最好的医院... ...至少还能活五年!”  边说还边挥着拳头。

          在最后几天，老万连大、小便都已无法去厕所了。护士要他在 床上拉，他一定不肯，说:  “死也要死得干净!”  他甚至坚持要他太 太扶他去厕所，不要护士的帮助。

          老万知道自己已经落了形，而且不久于人世时，他不想多见朋 友，因为他说:  不想让自己的病容在别人的记忆里留下一个不好的 印象。

          老万实在是太要强。我能理解这种人:  他们往往在理想的世界 中，去塑造出一个完美、崇高的形象和伟大、严格的标准来，然后自己努力地去接近这一理想的标准和形象。这样的一种人，留给别人的总是完美、乐观的印象，但就他们自己而言，却一定是十分艰难甚至痛苦的。

          自从六月中去看过老万后，钟医生和我一直想再去，钟医生甚至打电话去问医院能不能见他。但我们两人各忙各的，始终凑不齐共同都有的空闲时间。再说，我们都不相信老万会马上就去世。在我去墨尔本开会前，我们还讲好回来后一定去一次。哪知我从墨市 回来的当天下午，老薛就来电说，前一天早上老万已离我们而去了。

          我连忙打电话去向老万太太慰问，并询问葬礼事。万太太在电 话中哭了。她告诉了我老万的最后情况后说:

          “老万临终前提出不要遗体告别，不要葬礼，不要棺木。遗体 火化后骨灰撒入大海。但有人有不同建议，去劝说了老万。老万最后说：‘随便你们决定吧!’”

          我不知道老万的最初决定是否多少受了我《东城随笔》中〈假 如我知道自己要死......〉一文所提出的我对死的观点的影响。不管 是什么因素促使老万作出那个决定的，我都十分赞同。我始终认为人死后的任何仪式，对死者来说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有的时候，甚至变成把自己的尸体借给活人，让别人再去利用一次罢了。

          老万是个聪明人。如果他九泉之下仍然有知，看了别人安排的那一切，不知会有何感想呢! （全文完）

                                                     徐家祯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初稿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定稿
                                                     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