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十六章
大学生的“胡闹日”
我认为，东方人和西方人性格的不同，最可以从年轻人身上看到。 我记得几年前在中国《人民日报》上看过一篇某作者去美国爱俄华州参加 “笔会”后回国写的散文，其中有一节写她看见美国游行队伍中的青年男女。 原文早已忘记，但记得她在描写一群男女青年在队伍中走得如何轻快，笑 得如何自然，行为如何直爽之后，作了一番感叹，说:在美国，青年们在 一举一动之前，从来不用有父母的批准，也不用去看老祖母的脸色，更不 用去考虑自己这样做、这样说是否与众不同。中国青年已被封建传统、礼 教束缚得失去了个性，甚至失去了天真的笑容和活泼的个性。
我基本上同意那位作家的看法。“崇尚个性”，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思 想的重要内涵。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们提出的口号是:“自由、平 等、博爱”。从“个性”这一角度来说，这句口号中的三个词都是与“个性”的 强调有关:“自由”是指个性的解放;“平等”是指对个性的尊重;“博爱”是 指对个性的爱护。在西欧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至今几百年之中，西方人已养 成了表现自己个性，也尊重别人个性的习惯，整个社会也就成了不同个体 在平等(至少在精神上、概念上)基础上结合而成的集合体。所以，西方 人敢想、敢说、敢为，敢表现“真我”而不怕别人的议论和讥笑。正因为每 一个人都敢这样做，因此整个“社会”实际并不凌驾于个人之上;个人，只 是因为生存或某种必要的共同活动的需要，才在一个“社会”中结合在一起。
但在东方，或者更具体说，在中国，“集体”永远是高于“个人”之上的， 所以历来宣传“尽忠报国”。即使共和之后，仍然宣扬“爱祖国”，“爱党”， “爱领袖”。在一个家庭中，每个家庭成员需服从全家利益，于是:“聚族而 居”，“父母在，不远游”，“家丑不可外扬”，甚至兄姐没有结婚，弟妹也不 许成家等等不成文的规矩也在不少中国家庭存在了几千年，束缚了年轻人 的行动，有的还害死了不少无辜青年。
这种以“个人”还是“集体”为重的现象早就被不少人发现了。最近我看 了几本外国记者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他们都提到了这一问题。例如，美国 《纽约时报》一九八 O 年左右驻北京的记者福克斯·伯脱菲尔德(Fox Butterfield)写的《苦海余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中，以吃 饭方式的不同来说明东西方社会结构方式的不同。他说，在中国，几个人 上饭馆吃饭，总是叫几个菜，端来放在桌子中间，大家共用;而在西方， 则每个人各要各的菜，放在各自的面前，各人吃自己的，即使上中国饭馆 也一样。
当然，过份强调“个人”，会造成一个极端自私的社会; 但如果人人 都能在不侵犯别人自由的基础上发展“个性”，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丰富多 彩。
在西方，很多节日都可以表现人们的“个性”。例如，不少人都知道 有个“愚人节”，大家可以乱讲话而不怕挨别人骂;也知道美国每年十月底 有个“鬼节”，男女老少可以涂了鬼脸、化了装在街上狂欢，小孩子们也可 以名正言顺地挨家挨户去要钱、要糖而不会挨骂。可是，很少人知道，有 的大学还有自己传统的节日。
在阿德莱德大学一百多年漫长的历史中，不知从何年开始，学生将 一年中第二学期的最后一天称作“百乐戏日”(Prosh Day)——大学生的 “胡闹日”。(注 1)
说来将这天定为“胡闹日”，倒也蛮有“科学根据”的。阿德莱德大学 实行一年三学期制。第二学期终了时，正是一年之中南半球的“隆冬”时节。 经过两个学期的学习，学生的精神和身体都已感到疲劳;而展望前面，漫 长的下半年还有一次期中考试、一学期的课程，以及“性命攸关”的年终大 考摆在眼前。不轻松活泼、自得其乐一下，怎么能坚持到年终?也许正因 为这个原因，校方也从来都默认这一天学生的“胡闹权”;不少教授也大开 方便之门:放学生一天假，或者上十分钟课，早点让学生去畅畅快快地胡 闹。
好在大学生也有自制能力，何况开的胡闹玩笑也一般都是善意的: 在黑板上涂些幽默可笑的字画啦，拿彩纸、水枪、“粉弹”当武器来攻击老 师、同学啦，戴上面具、套上军用伪装服、提着塑料冲锋枪在校园中、大 楼里“打仗”啦。还有人会想到跟校园中平时看来道貌岸然，高不可攀的几 尊历任校长、名学者的铜像开玩笑——给他们戴上彩色的纸高帽。
尽管只此而已，每年这天，市里也调来几名警察、几辆救护车、救 火车，以防出乱子。
有一年的“百乐戏日”，学生似乎有点越了规:有些人跑到离学校不 远的州议会，“绑架”了州环境计划部长霍古德博士。
原来，霍古德部长的女儿露薏丝小姐也在阿德莱德大学念书，那时 在念理科二年级。所以，她一定事先与“匪徒”有过密谋策划，“绑匪”们就 此有了“内线”。
那天中午，霍古德部长开完会从州议会门前的石阶上下来，即遇见 一群戴着墨镜、面具的大学生，他们手里拿着水枪，对准部长先生的脑门， 命令他乖乖跟他们走。
这群学生自称是“反种族剥削运动”的代表，他们押着部长先生，在 众目睽睽之下，沿着市里最热闹的大街之一 —— 北大街走回学校里他们 的总部去。总部门前有一批手提塑料冲锋枪的警卫，倒也威风。进门时， 部长先生差点让楼上扔下的“粉弹”击中。
“绑匪”们的要求倒也简单，只要“赎金”。他们打电话给州长贝侬先 生及霍古德博士的五位部长同僚。他的上司及同事们都可怜他的“遭遇”， 于是当场答应付赎金三十元;环境计划部的同事也同情上级的“不幸”，于 是也答应再添三十元;校方也愿再资助十元。“绑匪”倒都是“正人君子”， 相信赎户的口头保证，未等赎款到手就将“肉票”放了。当然，赎户也是君 子，钱是不一定照付不误的。这次“绑架”的组织人之一，十九岁的大 卫 · 邓肯宣布，赎金将作慈善业的捐款。
最幽默的倒是那位被绑的部长先生，他在释放后说:
“我猜我是值不了几个钱的。”
一位部长只值七十元，似乎也太可怜了!
一年一度的“胡闹日”过去了，学生们又得夹着书本钻图书馆去了。 等来年“百乐戏”日再胡闹吧!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注 1: 澳大利亚学校，春季是一个学年的开始。我刚到阿德莱德大学时，大学实行一 年三学期制，似乎是跟英国一致的学制，所以，第二学期结束，放过两周假后， 就进入最后一个学期，学生就要迎接年终的大考了。后来，大概九十年代吧， 为了与中小学的学制统一起来，就改成一年两个学期(semester)，每个学期再 分成两个小学期(term)。于是就成了一年四个小学期了。两个小学期中，学 生有两周休息;两个大学期中有五周的复习和考试，然后放三周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