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亥俄火车毒气泄露事故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公共安全事件。表面上，在这次事故中泄露的有毒物质主要是氯乙烯气体，但是真正的情况可能要比美国媒体目前报道的复杂的多。
目前，CNN和BBC等主流西方媒体都按照美国政府的口径声称事故中的毒气是在“可控排放”，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载有有毒物质是列车罐体在自由燃烧，从现场黑烟滚滚的情况来看，这种燃烧显然不可能是充分燃烧。而氯乙烯在不充分燃烧的情况下，能够产生大量的氯气、氯化氢、光气和二噁英等有毒物质。
氯气、氯化氢和光气虽然是可以直接作为化学武器使用的烈性毒气，但是它们容易和其他物质发生反应，可能分解的比较快，所以虽然它们在短时间里会毒死大量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但是总体上来说它们的破坏性不会持续很久，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二噁英才是这是泄露事故中最可怕的“大杀器”，稍有化学常识的人应该都了解，在对氯乙烯等含氯有机化合物的燃烧过程中，如果燃烧的温度低于800℃，含氯化合物不完全燃烧，就极易生成二噁英及其前体。根据生物实验的结果，二噁英的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三氧化二砷（砒霜）的900倍，具有不可逆的致畸、致癌作用，且它一旦渗透到环境之中，就很难自然降解消除。
这次发生事故的地方属于俄亥俄河流域，这里及其下游的密西西比河两岸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业产区，而就在事故后不久，美国中东部出现了大片的降水云系，事故中燃烧产生的二噁英都将被雨滴抓住，通过降水回到地表，汇入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并最终通过地下水和灌溉系统污染两岸的土地。
俄亥俄州拥有全美4.5%的耕地数量，生产美国超6%的大豆和4%的玉米，畜牧业比如生猪和鸡的生产占比也近5%。在遭受十万加仑（约380立方米）的氯乙烯泄露、燃烧以及后续产生的一系列化学污染物的“攻击”后，土壤及水质都将发生不可逆的伤害。单纯从科学角度看，如此简单粗暴，不计后果的操作恐怕将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最后到底造成多大危害，还需要长期检测并且得到准确数据后进行评估。
可悲的是俄亥俄州州长说美国国家环保署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释放化学品之前联系了国防部，国防部认为“燃烧”可行。同时，州长确认，曾经和拜登电话沟通。刚刚蒙特利尔化学火灾，详情不知；佛罗里达州基西米发生化学火灾。很难令人相信美国政府没有一个正在有组织的毒害美国人计划。
犹太人是嵌入政治体系的寄生虫，利用宿主进行邪恶议程并不断发动摧毁世界的战争。目前看来他们失去了理智，中俄朝再怎么展现核导弹，再怎么展现新式武器和飞机，他们都视而不见，他们的逻辑和常人不一样。他们不在乎自己国家的人民，甚至可能不在乎核爆炸，因为早为自己准备了避难所，估计100年不出来都不怕的那种。这是一种宗教狂热的恐怖主义。重温公元一世纪的“犹太战争”，目前掌权的类似当年的奋锐党，明知道没有打赢罗马军队实力，也逼迫耶路撒冷城里的人民作战，不同意的温和派全部处死。
虔诚的犹太教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有唯一真神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自由应该献给为侍奉这位神而建立政体的国家。因此，在这个没有自由的地方，死不足惜。”对于犹太教徒来说，自杀行为是在他们无法得到自己期待的“自由”时所面临的必然结果。如果目前是这一种狂热派系掌权的都话，会导致核战争的。（《神功派的前世今生 信仰的颠覆（四十六）》）
一个国家民族如果信仰这类邪教是非常危险的。但明显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话说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断向外扩张俄罗斯版图的同时，共济会在俄国也不断向内扩张，占领俄罗斯人的思想。反观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但不作任何抵抗，甚至她自己也是“启蒙思想”的信徒，她创立的学校也传播“启蒙思想”。俄国共济会的繁荣始于1770年叶拉金建立柏林 - 瑞典传统共济会。叶拉金在这阶段的俄国共济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8世纪70年代上半期，叶拉金领导的共济会分会共有14个,包括“女神”、"义神星”、“谦逊"和“平等”分会等。这一时期俄国共济会各个分会所属会员总量超过了400人，俄国著名启蒙思想家诺维科夫就在1775年加人了共济会“义神星”分会。
18世纪下半期瑞典传统的共济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方面由于皇储保罗童年时的朋友库拉金公爵为共济会员提供的帮助。另一方面体现在一些共济会员同皇储保罗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并试图使其加人共济会。
库拉金公爵对共济会的帮助首先表现在同瑞典共济会建立联系。1776年，受叶卡捷琳娜二世委派，库拉金公爵出使了斯德哥尔摩。在这次出访中，除公务外，皇储保罗老师潘宁还交给库拉金公爵同瑞典大分会领袖建立直接联系的秘密任务。库拉金公爵很快就同瑞典大分会建立了联系。有资料显示，在瑞典传统共济会的全盛时期，其分会数量达到了21个，包括“圣亚历山大”、“阿波罗”、“伊西达”和“斯芬克司”等分会。当时在莫斯科、彼得堡、喀琅施塔得、下诺夫哥罗德、喀山等地都有瑞典传统共济会，诺维科夫、加加林、特鲁别茨基等在这些分会中担任了领袖。后来，一些著名社会活动家，如大工厂主波兹杰耶夫和慈善家波霍佳申等也都加入了瑞典传统的共济会。
不过俄国瑞典传统共济会好景不长，原因在于瑞典传统共济会的一些领袖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他们希望在“自由石匠”的思想基础之上加强俄瑞两国显贵间的兄弟联盟。瑞典传统共济会在俄国夭折的另一个原因是库拉金公爵同皇储保罗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他们同瑞典共济会领袖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因为瑞典此时正准备同俄国开战而使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有所警觉。1781年，她密令禁止瑞典传统共济会的活动，库拉金公爵也在1782年被驱逐回萨拉托夫的老家。
因为时间短暂，俄国瑞典传统共济会来不及在俄国推广启蒙思想，相反后继的玫瑰十字会派系对18世纪俄国启蒙思想的传播居功至伟。与其他共济会组织相比，玫瑰十字会拥有更多的神秘主义特征。根据当时保存在皇家公共图书馆中的共济会员手稿整理出的俄国玫瑰十字会理念，可以把玫瑰十字会分为两派：一派追求精神道德完善；另一派探求自身的科学性并具有一定的哲学特征。前者号召反对道德的颓丧并指出了拯救之路，后者则追求满足社会的需求：给思想家以精神食粮；以对《圣经》的自主研究来代替百科全书派的研究。
玫瑰十字会的组织发展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其他传统的共济会一样，莫斯科玫瑰十字会员们首先注重的是个人的精神修炼，这种修炼希望通过对自然和基督教教义的研究来认识自身。除进行精神修炼外，玫瑰十字会员们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他们出版图书、杂志并希图以此启蒙俄国社会，唤起俄国社会对思想领域的兴趣。俄国著名启蒙思想家诺维科夫就是玫瑰十字会这一思想的积极实践者。
俄国玫瑰十字会的创始人是德意志人、莫斯科大学教授施瓦尔茨。莫斯科的共济会员利用共济会员塔季谢夫让施瓦尔茨陪伴其儿子到欧洲参观旅行的机会，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在欧洲寻找真正的共济会。在途经拉脱维亚时，他拿着写给当时德意志玫瑰十字会领袖约翰.克里斯托福.冯.沃尔纳和捷金的推荐信去拜访他们。1781年10月22日，施瓦尔茨来到布伦瑞克，向费迪南德公爵提出申请，要求德意志玫瑰十字会承认俄国玫瑰十字会的独立分会地位，费迪南德公爵答应给予协助。后来，施瓦尔茨接受了玫瑰十字会的圣礼，得到了柏林玫瑰十字会颁发的证书，任命他为俄国唯一的金玫瑰十字勋章理论层的最高代表。
1782年8月至9月共济会大会在威廉格里巴登召开。在费迪南德公爵的大力支持下，俄国共济会成为一个与其他国家共济会平行的独立机构。利用这一机会，莫斯科共济会员组织了“俄国地方修会大会，I.A.塔季谢夫成为修会大会的主席，施瓦尔茨成为修会大会的主持人，诺维科夫为司库。
1783年春，俄国共济会成员终于被玫瑰十字总会接纳成为会员。俄国玫瑰十字会定期向柏林玫瑰十字会汇报工作。诺维科夫的汇报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尽管他在共济会已拥有较高的职位，但他向自己的柏林上一级领袖按时汇报会这样说，“尊敬的领导，非常高兴能收到您的准假证明和您对有关著作的吩咐，我们印刷事业现在处于......但无论这副担子有多重，我都会在我的一生中真诚地服从您的命令和我们最高的无上光荣的领袖的要求。”
玫瑰十字会与其他传统的共济会一样，要求会员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不断完善，也就是洗脑的过程。他们经常举行祈祷仪式及忏悔等等。而玫瑰十字会则加强了会员对共济会秘密知识，即炼金术、魔法和卡巴拉的研究。诺维科夫加人共济会后在思想和实践活动方面发生的转变说明了玫瑰十字会对他的影响，其出版物中的道德说教较之入会前有了明显的增加。
和柏林玫瑰十字会一样，莫斯科玫瑰十字会员都是神秘主义者，施瓦尔茨从柏林玫瑰十字会领袖那里得到的“理论级别”的实践教程“所罗门科学的理论度”。教程的内容显示，玫瑰十字会员在不否定前三个级别的道德方面的同时，应将对秘密科学的认识视作自己的主要目标。至于这一秘密知识的主要内容,则主要集中于寻找“点金石”，万应灵丹、炼金术和对《圣经》的神秘主义诠释。莫斯科玫瑰十字会员还是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他们力求在《新约》和《旧约》中寻找其背后隐藏的意义。他们对古代的传说大加赞扬，要求学徒级别的会员拥有真正的基督徒美德，不干预政治并将忠于祖国列为自己的准则。这一原则指导下，玫瑰十字会很快在莫斯科、彼得堡以及一些地方省份扩展开来，他们在那里建立分会，出版共济会神秘主义的书籍。
表面上玫瑰十字会对18世纪法国启蒙及随之而来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和对理性的迷信持反对态度。但通过反对的文章也间接传播了启蒙思想。严格来说，玫瑰十字会的道德思想与启蒙思想类似。叶卡捷琳娜二世推行的“开明专制”，其思想来源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关系密切，而在巴黎，共济会又与法国启蒙运动紧密结合，许多启蒙哲学家都是共济会员，如孟德斯鸠、孔多塞、伏尔泰等。因此俄国18世纪下半叶的启蒙离不开共济会。
为了推广共济会所谓的“美德”，“互助”，“平等”与“人道主义”等思想，共济会员创办教育机构、出版社，资助组织大学生社团活动等。
1 兴办教育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力发展贵族教育。她任用贵族中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伊万·贝茨基，制定并执行自己的教育政策。为了让学生远离原有的社会环境，接受全新的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她开办了贵族寄宿学校。由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为女性，她深信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只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才能培养出质量优良的俄罗斯下一代，加之当时俄罗斯女性文化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大多俄罗斯学者选择与教育水平较高的德国女性成婚，因此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发展女性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在1764年成立贵族女子教育协会并于之后不久建立专门的女子学校，在女皇的倡导下，贵族多将年幼的女子送交学校培养，当时著名的斯穆尔尼女子学校就成为贵族小姐的主要教育机构，这是俄罗斯历史上首所专为女孩子开办的公立学校，通过学校的教育培养，俄罗斯贵族阶层逐步西方化，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这一时期文化、经济的繁荣产生了影响。
18世纪后半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教育需求。1783年在圣彼得堡创办教师进修学校，同年成立师范学院，并在15内培养了425名教师。1786年颁布《国民教育章程》。1786年秋在俄罗斯各省的省会开办了26所公共学校，1788年又开办了14所。当时的政府还在中小城市开办小学：1787年开办169所，19世纪末增加至315所。这两种学校，五年制的中级国民学校和两年制的初级国民学校为日后城市设立的学校打下基础。《国民教育章程》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国民教育的法令，为俄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奠定基础。
兴办教育也是共济会的工作重点，他们认为“读书是一副酊剂，它在很多年内，使数以千计的人的命运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区别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建立贵族学校的热衷，俄国共济会更注重对普通民众的培养。1777年11月，诺维科夫共济会小组建立的附属千弗拉基米尔圣母教堂的叶卡捷琳娜学校开始招生。1778年，又在彼得堡开设了一所校址位于瓦西里岛，附属于报喜教堂的初级人民学校亚历山得罗夫学校。这些学校一直存在到1781年左右。1779年，这两个学校的在校生总量达到了93个，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了。1779年11月13日俄国共济会员又创办了一所附属于莫斯科大学的初级师范学校，这实际上是俄国第一个私人培养教师的教学机构。
俄国共济会还派送留学生，共济会员洛普欣后来谈到,他们派出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学习化学、医学、博物学等知识，以使他们加人共济会后，能更加熟练地掌握共济会玫瑰十字派的方法，能成为他们的实验员，为其他会员提供表率。
2 宣传哲学思想
除了创办学校，施瓦尔茨还利用俄国共济会为其提供的机会，积极宣传共济会思想。在其他俄国共济会员的帮助下，施瓦尔茨很快从莫斯科大学德语讲师的职位晋升为该校哲学教授，开始在莫斯科大学开设美学批评课程。作为一个法学副博士，施瓦尔茨认为，教授席位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能在自己听众中宣传共济会的机会。
莫斯科大学
施瓦尔茨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无论施瓦尔茨讲课时俄语说得多么差，然而他所讲出的真理是那么有趣，似乎他用的史料更新、更不为人所知。施瓦尔茨讲授的哲学首先是康德的哲学，“他讲话时的那种力量、那种勇气(甚至说有点武断)令人惊讶，就是用这种态度，他抨击了政治界和教会的舞弊行为。我不止一次地害怕宗教界的人士，特别是那些僧侣们会报复他，因为他总是拿这些僧侣作为毫无怜悯心的例子搬上讲台”。在被莫斯科大学解职后，施瓦尔茨仍然在自己家中做讲座。
施瓦尔茨的这种教育和对俄国共济会的宣传发挥了双重作用。在宣传共济会的“道德完善”、“爱”等思想的同时，他也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了西欧一些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这些思想和俄国共济会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俄国启蒙的重要因素。施瓦尔茨组织的哲学讨论，活跃了参与者，也活跃了社会思维，尤其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巨大。
一些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施瓦尔茨是共济会派到俄国的间谍，“德意志共济会员们一一个接一个地将自己的间谍派到俄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施塔尔克、罗森贝格、赖谢尔和施瓦尔茨，渴望以此削弱其他国家对俄国的影响，包括英国、法国和瑞典”。施瓦尔茨的密友，莫斯科大学教授威甘德就持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施瓦尔茨在莫斯科的出现绝非偶然，他是被德意志的共济会“兄弟们”派到了俄国，为的是能在俄国共济会员中间推行彻底的改革。他还谈到，由于施瓦尔茨对他本人极度信任，施瓦尔茨在去世前，告诉了他一个秘密：由他建立的俄国玫瑰十字会的终极目的是彻底摧毁俄国东正教。威甘德后来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写道，“施瓦尔茨对我非常信任，告诉了我他们的组织的目标，那就是要在俄国彻底摧毁东正教信仰。我建议他小心行事，保持神秘主义，并且不要将自已的目标和大家的总目标混在一起，以免它们相互影响”。
3 筹建学术团体
1781年3月13日,根据施瓦尔茨的倡议，召开了“大学毕业生会议”，毕业生在这里宣读和讨论他们的著作。这是俄国第-一个大学生文学学术团体，他们拥有自己的定期出版物《曙光》。杂志除了刊登克柳恰廖夫、索哈茨基、巴格良斯基和H. II.屠格涅夫的文章外，还刊登一些莫斯科大学学生翻译的西欧共济会神秘主义译著及宗教神秘主义论题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重要人物都与“大学毕业生会议"有着密切联系。切尔内绍夫伯爵本人出席了协会的开幕式，莫斯科大主教普拉东公开宣布将此协会纳人自己的庇护之下。
“大学毕业生会议”等机构的建立引起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注意。在后来对诺维科夫共济会小组的审判中，沙皇政府力图弄清建立这些机关的目的，试图找出其背后是否隐藏有什么秘密。
除“大学毕业生会议”外，1782年11月6日“友好学术协会”成立。该协会的任务是：出版各种教学书籍，研究并从事哲学、历史、教育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换句话说，就是在俄国社会推行教育和启蒙。俄国共济会为“友好学术协会”建立了奖学金制度。
4 出版活动
1779年,诺维科夫在赫拉斯科夫的帮助下租赁了莫斯科大学印刷厂、书店和出版《莫斯科公报》。诺维科夫接受了赫拉斯科夫的建议，租下了印刷厂，租金非常便宜。同一年,诺维科夫把家搬到了莫斯科。
1783年1月15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出版自由令，包括诺维科夫在内的14个俄国共济会员发起成立了“印刷业友好学术协会”，将以诺维科夫为首的俄国共济会出版事业向前推进了重要一步。作为对诺维科夫租赁莫斯科大学印刷厂的补充，俄国共济会又陆续开办了两个印刷厂:一个以诺维科夫的名义，另一个以俄国共济会领袖洛普欣的名义。除此之外，他们还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用来印刷一些特殊的共济会书籍。出版公司由14名共济会员出资，最初拥有资本57500卢布，这还不包括诺维科夫捐献的价值32000卢布的书。出版公司的建立，使俄国玫瑰十字会的出版能力突飞猛进。
诺维科夫很快就在事实上成为出版公司的主持者。施瓦尔茨去世后，诺维科夫借助于自己准确的“民族知识和过人的智慧”，很快在俄国共济会内部获取了会员的信任和无条件服从，使他能够借助其他会员的力量和热情发展出版公司。作为一名共济会员，诺维科夫对俄国共济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注重的不是共济会学识，而是一种神秘主义启示，当然这与其好友施瓦尔茨创办的玫瑰十字会的神秘主义特征有着密切联系。诺维科夫认为：“所有的科学都同宗教发生着联系，只有在宗教中，科学上很多最重要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没有宗教任何时候也不能修成正果，同时也不会得到安宁。”因此,诺维科夫没有把出版公司的活动都集中于出版与共济会直接相关的书籍。俄罗斯学者布拉切夫在《权力下的共济会员们》中写道：“诺维科夫在事业方面是与施瓦尔茨齐头并进的，不仅出版一些神秘主义者的论著，同时还出版百科全书派的一些著作，购买并传播一些自由主义风格的著作。”
从这一时期诺维科夫出版物来看，它首先是用来提高俄国社会识字水平的识字课本，既有俄语的，也有拉丁语的。一些具有大众人文特征的文学作品在诺维科夫的出版物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包括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及欧洲其他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教科书、语法词典、历史著作等。一些大众读物的文艺翻译作品也在莫斯科玫瑰十字会员出版物中，其中仅在1784年，诺维科夫出版集团的成员就出版了《安德烈和采齐拉》（独幕剧，译自法文)等数十本译著。直接涉及共济会思想和哲学观的书籍也占据了很大比例，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害怕政府追究责任，这类书籍都是匿名出版。
对比诺维科夫加人俄国共济会前后的变化，则在他加入共济会后，图书出版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在1784-1791年的8年间，仅诺维科夫属下的一个出版公司就出版了554种图书。而1771-1780年的10年间，共济会出版的图书总量只有167种。诺维科夫加人共济会后，其出版物的内容也有了重要变化，与共济会、宗教和神秘主义相关的书籍显著增加。
诺维科夫共济会小组没有把出版公司的利润置于首要位置，而以书籍传播为重要目标。用诺维科夫本人的话说，他这一时期不但注重图书的出版，还特别关注图书的价格，为的是能让图书更大范围读者内传播，“我特别注意的是，如何使书的价格更便宜一些,试图以这种办法来吸引所有阶层的人都来读书”。为达到这一目的，诺维科夫降低了书籍的价格，很多书籍的销售价格甚至低于其成本价，有时还会一本书只有几个定购者。
诺维科夫同许多书店建立了直接联系，将书直接卖给它们。仅在莫斯科，书店的数量就增加到10倍，从原来的2家增加到了20家。除此之外，诺维科夫还在莫斯科建立了一家公共图书馆。到18世纪末，17个外省城市中有书店，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有近40家书店。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后来在评论诺维科夫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时写道，“诺维科夫通过出版各种图书和杂志去扩大人们对阅读和图书贸易的兴趣，借以造就了大批的读者”。诺维科夫共济会小组承办的《莫斯科公报》，其订阅人数还达到了当时空前未有4000人。
诺维科夫共济会小组的出版活动极大地促进了18世纪俄国社会对出版物的需求并扩大了普通读者群体。1802年，卡拉姆津在《欧洲通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写道，“无论在哪个国家，爱好阅读者的数量都不似在俄罗斯这般迅速地增多。诚然许多贵族虽处境优越却从不读报；相反，商人和市民却喜欢读报。在我们这里，最畅销的是长篇小说”。在当时人们的回忆录中，也可以读到：“下层人士很爱购买各种文集、俄罗斯古代名著，许多杂货铺中都摆满了手抄编年史。”图书被转抄、出售，一些小职员和大学生经常以此为生。在科学院，一些工作人员的薪水甚至用图书来代替。
诚然，俄国社会当时出现的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诺维科夫共济会小组努力,官方和其他种类的出版物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从图书的传播和销售、建立书店等方面来说，诺维科夫共济会小组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很多艺术家也都是俄国共济会成员，俄罗斯学者萨哈罗夫在著作《共济会与18-19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中指出：“几乎所有当时著名的肖像画画家都是共济会会员，他们按照分会中“兄弟’的形象进行创作。巴热诺夫和其他的俄国建筑师也都是共济会会员，他们在自己的设计方案中体现共济会美学。同时，共济会音乐也渗透了最委婉的感情色彩。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脱离了国际古典主义反心理美学的文艺作品之中。”
18世纪下半期俄国共济会的启蒙活动还使俄国社会形成了一种意识的共鸣，从而在各个教育机关培养了年轻的一代，每一个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在经过毕业后十年至十五年左右的锻炼进人俄国上层社会后，便开始对国家的上层发挥影响，不过，此时他们已对国家的专制制度持敌对态度。而那种对“自然法”和“道德哲学"”的传授，也使年轻人认识到自身并非一个需要救世主拯救的人，而是一个“最为完善的有机体”，认识到革命将会越来越强烈地敲击大门，会最终进入俄国而将其摧毁。
犹太人从彼得大帝开始，慢慢掌控俄罗斯的教育，出版，媒体与艺术，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完成了对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与中产的思想信仰的掌控。整个俄罗斯上下，都是犹太人传播的思想的信徒，是犹太人指导他们如何思考，如何判断是非曲直，犹太人教导俄罗斯人什么经济与金融模式才适合他们。故此才有1917年贵族带领军队背叛沙皇，也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戈尔巴乔夫主动解散苏联，差点让犹太人肢解俄罗斯，从而行省化俄罗斯这片资源丰富的土地，让他们可以予取予求。
其实这也是普京今天面临的困境。可萨犹太人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的时间比斯拉夫人还早，开始罗斯帝国还是可萨汗国的藩属，后来犹太人也是长期掌控俄罗斯的贸易与税收。俄罗斯国内知识分子都是西方犹太教育模式训练出来的，目前犹太人也是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支柱，千年以上的共同生活与通婚，普京虽然战争方面占优势，但思想领域方面还是胜负未分。
所谓千年布局，就是对人思想领域控制的布局。那么叶卡捷琳娜二世又如何对待自己本土的东正教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