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开放的基本判断成为拉帮结伙的试金石
2009年2月13日
何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７日说，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略。）
虽然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活动已经寿终正寝，但是，官方对改革开放的歌功颂德却依然寡廉鲜耻地没完没了。
而民间对改革的反思与否定之风也相映成趣地愈演愈烈。
环球时报编辑给我发来该报纸发表的相关言论。
（何必注，略。）
传统左派的文胆的相关言论。
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历史任务
——纪念毛主席诞辰115周年
张宏良
（何必注，略。）
（何必注，看看，张宏良的高谈阔论总是这么天马行空。这与他博士生导师的身份有所差池吧。）
（何必注，略。）
而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当中的相关内容里，右派也在否定改革，不过立场与基本出发点与左派截然相反。
（何必注，略。）
年逾八旬的白祖诚老先生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主运动当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的陈子明发来的相关内容。
wzh
2009年1月6日 10:21
Re: [?? Probable Spam] 继续对改革开放丰功伟绩没完没了溜须拍马
附件中的文章，你可以选择一些转发。陈子明
（何必注，略。）
我与陈子明会面，应该也是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次，好像是一个什么青年学者的民间讲座。
那伙人里，方觉是到我临时住进去的位于南礼士路的二炮司令部宿舍里，提了些个云里雾里的问题，扬长而去；王军涛则是在1981年香山秋游（作为组织者，这也是后来我锒铛入狱的原因之一）时在山顶高谈阔论量子力学与统计物理学；我打交道最多的，还是闵琦，他为了我的事情还去找了周扬，得到了后者“在真理与对真理的求索当中，我更倾向后者”的雾里看花；而胡平嘛，未曾谋面，但是，与同样参加人生观讨论的朱正琳很熟悉，知道了胡平的不少，而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的王润生那里，胡平就更是如此；至于说李盛平，我从监狱出来后，与校友贾湛合作，当时就是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羊坊店李盛平领衔的20世纪文库办公区，他从公安局出来后，我也曾经与别人一起到他的住处讨要过债，后来，他办汽车周报时还找我希望能够加盟。
现如今，中国对改革持负面甚至否定立场者越来越人多势众，人们看到，改革只不过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弥天大谎。
张宏良为代表的传统左派把改革称之为“改革教”，描摹了当局把改革奉为宗教高度的把戏，什么坚定不移，什么成果不容否定，等等。
与无所不能的胡星斗对改革情有独钟并且很心甘情愿地向当局卖身求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主张进入后改革时代，也有人（张鸣）把这个时代称之为“后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改革已经死亡。
郑永年所谓先经济改革，后社会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的路线图，那充其量也就是文人们的坐而论道。以当局的立场来看，击鼓传花得过且过垂死挣扎才是正题，舍此无他。
陈子明、陈永苗、王俊秀等后改革派们认为中国的出路在宪政，也是他们，认为90年代的财经系已经失去了话语霸权，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现在已经是政法系或者叫做宪政系的时代了。
可是，不争的事实是，后改革时代并不为官方所容忍，因为这意味着对当局合法性的彻底颠覆，意味着执政党必然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不能继续在台上人模狗样摇头晃脑威风凛凛胡作非为。
故而，财经系也就在这种别有用心之下，继续把握着话语权，尤其是借着经济危机的当口，强化着自身并不为人们所看好的优势。
张鸣认为，其实，不应该按照左派与右派来划分，这些人，都是拿着左派或者右派的牌子在谋求个人私利。如果按照听话派以及改革派来划分，似乎更加确切些。
我则还是老生常谈地认为，划分派别，更应该按照乐观与悲观来划分。
这牵扯到对改革的基本判断。按照中医的望闻问切的路数来说，中华民族是不是还有前途？中国是不是还有出路？这个王八蛋国家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左派指望着回到毛泽东时代，继续在专制之下受用贫困的公平，右派、特别是后改革派则把希望寄托于宪政民主，通过对权利的认定与弘扬来强化自由，并且对权力进行围剿与限制。
无论哪种主张，是可能的吗？
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主张，恐怕是痴人说梦。调查发现，大多数人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负面的，人们对于文革的恐惧记忆犹新。左派在崇拜毛泽东时，却故意对毛泽东造成的灾难闭口不谈，这让人们看到左派的偏颇。
而后改革派们的话语，几乎重复着改革初期西方文明突如其来的引进与注释，洛克、阿伦特、哈耶克……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推陈出新之处，也在很难赢得人们的关注与支持。
改革已死，这恐怕会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共识，胡星斗那样的“支持政府改革”者会越来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除了有可能借此赢得贪官污吏酒足饭饱后的残羹剩饭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营生。
但是，死掉了的改革之后，会是什么？
建设性的面具之下，人们却看不到任何希望。
众所周知的是，穷国当中，没有一个是能够在宪政民主的路径下摆脱贫困、落后与专制的成果样板。最直接的就是，咱们的近邻的菲律宾、泰国以及台湾。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解体后那些独联体国家在颜色革命之后的境遇，也印证了如此论点。
全斗焕、卢泰愚时代的韩国，也并不能为宪政民主主张派们提供范例。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专门讨论的文字，分析韩国为什么有如此强盛的经济民族主义。实际上，也正是那种被中国宪政民主派不屑一顾的民族主义，才使得韩国有着现在的不伦不类。
在这点上，我与冼岩感同身受。
不过，与冼岩不同的是，我绝没有冼岩那样对现如今的中国的些许乐观。
就此而言，袁剑对改革已死的判断之后，突如其来地冒出来个基层民主的路数，使得他的相关论述留下了个让人看上去很别扭的尾巴。这也是我不敢苟同的。
如果改革死去，却没有任何可以替代之物，那么，这个王八蛋民族不完蛋还等什么呢？
切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