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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行政級別
中國民間有一句老話“英雄不問出處”。意思是你只要發達了，沒有人會在乎你過往的背景。但在毛澤東時代，英雄是有出處的。
比如人們的工資收入以及行政級別，尤其是行政級別，就是證明“英雄”的唯一出處。
我記得，自我懂事起60年代末和整個70年代，中國人的行政級別高低和工資收入多少，似乎成為彰顯家庭社會地位貴賤的唯一標誌。
在毛澤東時代，從工人階級到知識分子；從國家人員到軍隊（現役或轉業）幹部；從社會普通人士到文化藝術界，都有一個行政級別的標記，代表著你的社會地位：在我印象中，好像13級以下就是高幹了。行政級別高的人，不僅社會地位及政治待遇高，有令人羨慕的黨員組織生活，以及很多人嚮往的社會榮耀，工資收入高，家庭有特供照應；還能知道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有人上人的感覺；另外，行政級別高的人，還有很多的生活特權，比如外匯劵，購買進口品的票證等等。
我就因為和一位高幹的孩子走得比較近，玩得來，得到他送給我的1張鳳凰自行車等稀缺購買票。及這在當年國民物質普遍緊缺的年代，可是一大件，可是很多家庭垂涎三尺的好東西。
就說我下放的這個三線企業，70年代初，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不少現役軍官，部隊轉業幹部、國家幹部、知識分子，以及工人階級，真的是五湖四海。從每個人的表現以及說話的口氣，我完全相信，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因為家庭出身的不同，每個人的現實表現真的很有意思。
我暫且分為三類人：
一類是領導企業的軍代表一家，以及從部隊轉業到地方的高級幹部和他們的家庭。
這些人可是高人一等，非常神氣的。不僅軍代表及高幹走出來令人肅然起敬，說話也是說一不二，就連他們的子女以及家屬走在馬路上，都是神氣活現的。我們見到時都很客氣地與他們打招呼。
在哪個年代，這些高級幹部家庭與我們普通幹部家庭，似乎天生就隔著一層階級的膜，基本沒有什麼來往。他們的孩子走出來都是霸氣的（男女孩都一樣）。真的有點天不怕地不怕。我想，這源於他們的父親的一言九鼎的領導地位，以及他們的特殊社會待遇，絕大多數普通幹部和群眾是很小心跟他們來往的，生怕得罪了他們惹來不必要的麻煩的。這也許就是中國百姓一直以來的劣根性，適應性特別強，“惹不起躲得起”的普遍生活哲學。
在我印象中，這些軍代表和部隊轉業地方的高級幹部，都是北方人，比如山東人，東北人，家家特別喜歡包餃子吃。有人說，共產黨隊伍裡，北方人很會做官，南方人會做生意。看來，是有傳統的。
他們管理企業非常之簡單：
他們怎麼指揮，你就怎麼做，做錯了沒有關係；如果你不聽指揮，擅自做主，那就是很大一件事，是原則性錯誤。所以，很多時候，多做事不一定得到升遷，少做事一樣飛黃騰達。毛澤東時代，體制內就有一條秘而不宣的遊戲規則“做事不依東，做死無用功”。就這麼簡單。你說民主在哪裡？
今天體制內，同樣也是這個規矩，沒有任何的改變。也許這是毛澤東這個共產黨的祖師爺留下的基本規矩。相信體制內很多頭腦活絡的人都知道的，唯有海外操心國家大事的人士不知道。
二類是黨員身份的國家幹部以及工人。這是毛澤東時代最為信任的一群人，也是企業軍代表以及高級幹部最為依賴的力量。我的父母特別是我的母親，因為入黨比較早，在企業擔當重要的人事工作，早已成為黨的骨幹力量，每天忙到不亦樂乎。
不說別人，就說我自己的母親。她的黨性就特別強。因為搞人事工作，涉及太多的人情世故，領導都同意了，到她那裡因為原則，也不給人家辦，搞到領導下不了台不說，她自己也得罪了不少人。
其實，她的黨性原則也害了她，可能她自己不覺得，完全是按原則辦事，從來不會正常辦的事，要故意刁難人家，也從來沒有收過人家的好處。
母親的這種講原則的做事風格，直到退休安享晚年，都還有人在我面前，說起我母親做事的認真勁，看來，中國人是記仇的，只是你在台上他不說而已。老人也是挺冤枉的。我在猜想，我的母親的家族一定是個很正氣的家族，不然，不會教育出我母親這樣的耿直的做人的品質，我是敬重有加的。但中國是個典型的人情社會卻是不爭的事實。
我要說，毛澤東時代，正是像我母親一樣的千千萬萬的正直的人，從1976年到80年代初期的這一段最難的歲月，為國家做了大量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工作，才使得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家的撥亂反正路線得以及時執行，基層人員的工作成績是功不可沒的。我認為，國家應該感謝這些基層的黨員幹部的勤勉付出，因為她們退休之後的80年代末，國家才大面積地漲工資。而她們並沒有得到這些好處。
三類是各類不求政治進步，意識形態比較中性的普通知識分子，和家庭成分不大好的落魄的老牌大學生，以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蛋）右（派分子）。我相信，在當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些倔強的有著個人想法的知識分子，以及所謂的落後分子，是沒有機會翻身的。因為毛澤東把他們看得很透，知識分子想法多，腦子活，遠不如工人階級來得單純、實在，是最難搞的一群人。毛澤東太了解中國的各類知識分子了。
我清晰得記得，70年代初期，我的一個鄰居，住著一對文革前畢業的上海外國語大學的高材生年輕夫妻。女的是廣東人，她父親是解放前在上海做生意的商人，屬於典型的嬌生慣養的有錢人家的千金小姐，她的男人則是一個蘇州人的官商後代，也是一個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他就經常跟我吹噓說，他的哥哥是中國駐東德大使，每年都送他很多外匯劵，他也用不完，問我們家要不要買個進口電器之類的。
好像他們夫妻有個女兒，卻沒在他們身邊生活，而是長期在上海的外婆家裡生活，據說是為了孩子的教育，而割捨了與女兒一起生活的親情。哪個年代，我們根本不想讀書，天天就想著玩，每天完全一個野孩子。我們的父母對我們也沒有要求。唯有他們始終堅信教育可以改變命運。
可能是他們夫妻身邊沒有小孩，就挺喜歡我的。總是悄悄跟我說，要我學一些科學知識以及英語，說今後一定用得上。還跟我說，如果我願意，他們可以免費教我學習英語。可惜，我天生沒有這個福分。一直沒有答應他們學習英語。但我們兩家關係一直維持到今天，如今他們都80好幾的高齡了。
其實，我早就知道他們夫婦，一直私下裡偷聽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每天都堅持學習。現在看來，知識分子還是有遠見的，他們確信中國遲早會有改變，相信當年的局面不是長久之計，他們知識改變命運，相信教育的力量。這讓我相信一句口頭禪“成功總是屬於哪些有準備的人”，他們夫婦就是這樣的人。後來中國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他們都回到大城市，做了大學教授一直到退休，子女想應該早早出國定居了。
老實說，過往這些年，一些社會人士對毛澤東當年對待各類幹部的做法過於殘酷，罵娘罵得厲害。在我看來，這也要一分為二的。
一方面，可能他權威太大，的確壓制了一些與他共過患難的人的正常生活，比如社會地位、權力和子女的安排，一個人獨享權力而沒有分配，令到他人心生怨氣，自然違背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和自私心理；另一方面，也許他的純粹的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的烏托邦思想一直佔據著他的治理國家的主導思維，而不可能有哪怕稍微一丁點“右”的做法”，這在很多人看來，可能也包括高級領導幹部，似乎有點不食人間煙火。很多人認為，他在吃獨食。
客觀地說，沒有人比毛澤東更愛這個政黨，他個人並沒有私心，錯在他的剛愎自用，以及無人企及的超級的政治智慧，控制住了一個政黨，卻在無形之中，把國家搞糟了，這倒是事實。
所以，一直以來，中國的事情都是“沒有最左，只有更左”，也就不足奇怪了。
（未完待續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