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总理父亲考察中国毛泽东时代
1960年9月16日，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的邀请，特鲁多和Jacques Hébert俩乘飞机从英国伦敦飞往俄国莫斯科，17日从莫斯科飞往鄂木斯克，18日从鄂木斯克途经伊尔库茨克飞到北京。他们在机场受到中国人民外国文化协会的欢迎。欢迎晚宴上，文协征求了他们感兴趣参观的地方。他俩是搞工运的，特鲁多又是哈佛政治学硕士，而且很关心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于是他们提出了许多方面，包括要看纺织厂，看儿童医院，看监狱等等。他们还想看国庆庆典。
19日，他俩被安排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紫禁城和雍和宫。晚上看了一个百货商店，还看了一场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纪录片。20日他们走访了北京监狱。特鲁多发现，中国监狱的原则，并非惩罚罪犯，而是教育罪犯重新做人。21日他俩去看了几个人民公社。22日上午他们又访问中苏友谊人民公社，路上特鲁多问到少数民族问题，陪同的中国同志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带他们访问了民族学院。特鲁多问到少数民族宗教问题，在民族学院他参观了穆斯林的祈祷室。特鲁多不停顿地提出种种问题，他发现北京和渥太华对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完全相反，渥太华用住宿学校来消除原住民文化和同化原住民，而北京则反其道而行之，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22日晚上10点半，特鲁多他们俩人又上了列车软卧，离开北京去东北。23日下午5点到达长春。
24日上午，他俩参观了长春铁路车辆制造厂，在那里特鲁多了解了国有企业经营方式和加拿大私营企业的不同。下午，他们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特鲁多了解了新中国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他俩还看了电影《白毛女》。25日星期日上午，他俩参观了毛毯厂。特鲁多要求去看长春天主教堂。到了天主教堂，特鲁多要看神父，被告知神父到农村参加秋收劳动了。下午他们参观了长春汽车制造厂，感受到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和工厂主人翁精神。他俩还看了工人宿舍，工人食堂，工人医务室。但也看到了中国的贫穷落后。晚上他俩睡在去沈阳的软卧列车上。
26日上午，他俩参观了第一机械制造厂，了解到那原来是日本的工厂，国民党撤退时拆掉了，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又重新建造起来了。特鲁多想看看山里的和尚庙，而对外文化协会则一心向他们显示新中国新建设的成就。下午，他们看了医学院和医院，知道中国的大学生还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每年还要下乡劳动两个月。他发现医学院除了教西医以外，还教中医。
27日他俩先参观鞍山钢铁厂，他看到一个弱小女孩操作一个巨大的吊车，特鲁多担心的问，为什么不找一个男工做这活？答复：她是最优秀的。特鲁多看到的工人都特别自豪和骄傲，和西方反华宣传的奴隶劳工完全是两回事。参观了鞍钢，特鲁多看到了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他坚信中国的崛起。
28日，他们回到北京，参观了民族文化宫。晚上看了杂技。29日上午，他们参观了劳教所。下午，他们参观了棉纺厂，发现中国工会和加拿大工会完全是两码事，青年工人的集体宿舍也让特鲁多很好奇，问那些青年女工为什么不回家住，她们说集体生活快乐。和工人交谈中，特鲁多发现中国人热爱劳动喜欢做工人，想当劳模，这和西方观念大相径庭，给特鲁多很大的震惊。这让他想起来参观监狱的时候，犯人关禁闭不能参加劳动是一种惩罚。但特鲁多能理解，因为解放前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劳动和生活恢复了中国人民的人的尊严。
30日，特鲁多俩拜访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那时候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了。特鲁多请教了路易·艾黎很多关于中国的疑惑。晚上，特鲁多俩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晚宴。10月1日白天，特鲁多俩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游行，晚上，参加了招待外国记者的鸡尾酒会。记者招待会后，又回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国庆烟花，观看烟花时周恩来在人群中与不同的人交谈握手，两次和特鲁多握手但没有提及加拿大总理或魁北克省长。然后他们有回到人民大会堂，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毛泽东握手。回旅店途中，特鲁多悄悄离队，独自到天安门广场与群众狂欢国庆。
2日上午，他们听了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的讲演，听他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工业的整体状况。下午，他们参观了国家历史博物馆。3日上午，他们与其他在京外国人一起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讲话，介绍新中国的变化。4日一早他们乘上了去上海的快车。5日上午到达上海，住进和平饭店。饭店门口还和11年前一样，只是没有了《华人与狗不得进内》的牌子。他们登上楼顶俯瞰上海，陪同为他们指点哪块是以前的法租界，哪块是以前的日租界，哪块是万国租界。上海还是11年前特鲁多来过的上海，楼和街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路上没有了衣衫褴褛的难民，没有了搬运的苦力。晚上他们去了文化宫，就是旧上海的大世界，看到工人排练歌舞，还看了一场彩色电影《聂耳》。6日上午他们去了中苏友好大厦看工业展览馆和手工艺馆。下午他们走访了药水弄，见证这个解放前的棚户区的变化。晚上11点，陪同他俩的中国同志睡觉了，而他们俩偷偷留出旅店，来的外滩，已经找不到夜间的私人酒吧了，只见在外滩有许多中国人双双男女恋人搂腰搭背倚栏江边。
7日上午，他们参观了纺织厂。接待的人很想向特鲁多展现上海最先进的工厂，但特鲁多不想看机器，他想了解工人生活，要看工人宿舍，幼儿园，学校，医院，食堂。特鲁多还询问了女工的产假。56天带薪产假，显然比加拿大女工的待遇要好。特鲁多了解了工人的文艺体育生活，进修学习机会等。特鲁多看食堂，发现有个小厨房专门为回族工人准备清真饭菜。特鲁多还与业余大学的教师交谈。下午他们去了一个上海效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一位只有小学教育程度的26岁的公社书记，领导一个2万3千人的人民公社。特鲁多很快就发现了城乡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别，他认为这不公平。晚上又看了一场电影。不过，那时候的中国农村的生活习惯，每家每户都在9点就熄灯睡觉了。特鲁多俩又溜出旅店自由行在夜上海的效区小城镇上。
8日上午，他们乘渡轮渡过黄浦江，来到上海的浦东地区，参观中国羊毛精仿公司，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刘经理，每月有500元工资，另外每年给他们家2千万资产的5%的利息，刘经理作为家族一员每年得到其中的7万5千元。刘经理能讲流利的英语，能不用翻译与特鲁多交谈。
9日是礼拜日，他们参加了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的晨6点的弥撒。教堂7点、8点、11点和下午5点还有另外四场弥撒。参加晨6点弥撒的有近百教徒，高大的教堂里依然显得空空荡荡。教徒大多数是老年妇女，几乎没有青年。弥撒完毕后特鲁多会晤了神父。神父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但还是找了一个翻译，神父不想在没有人见证的情况下交谈。他们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在中国，这也是特鲁多的哈佛论文研究的内容。下午，他们去了少年宫，去看中国的未来。
10日，他俩先分开，Hébert去参观师范学院，特鲁多和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会谈。接着他们一起去看了郊外的一个寺庙。然后他们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杨永直与上海哲学学会副会长冯契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晚上，他们乘火车到了杭州。11日上午，他们上了游艇荡西湖，去了灵隐寺。下午看了两场电影。晚上还是电影。12日上午，他们去了黄龙洞和中山公园等名胜景点。下午参观丝绣厂。晚上9点乘上去广州的火车。13日一天在火车上探讨计划经济的价格、工资和供求等问题。
14日他们住进了爱群大厦9楼临江一面，他们可以看到江边住在船上的疍家人，看到码头搬运工干着重体力活。白天他们参观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讲习所旧址，晚上去了文化公园。陪同的人也习惯了他俩离队浏览市容的习惯。广州夜市要比北方热闹多了，晚上十点半街边还有擦皮鞋和卖水果的小摊，但没有乞丐和妓女。街上还有过往的掏粪车。他们一直走到沙面。沙面已经不同过去了，已经看不到洋人了。15日上午他们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看了人力建筑公路，人力修筑大坝建水库，特鲁多已经看过很多西方媒体荒谬地把人民公社说成是“劳动集中营”，但特鲁多也知道中国农民是不会希望回到旧社会的。特鲁多坐在水库大坝上的凉亭里，吃着西瓜，向人民公社的社长问了许多农民的问题。下午回到广州到了一个著名酒家，吃了一顿三十道菜的大宴席，高朋满座，有各界头面人物。
16日，又是礼拜日，特鲁多要求去天主堂参加弥撒。陪同的人没有也无法拒绝。17日，他们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18日下午到达北京。19日去了颐和园和圆明园，还去了百货商店购物。20日去了长城和十三陵。目睹长城之雄伟，遐想古时候多少人力来建造如此伟大的工程，特鲁多忽然顿悟出中国超强的组织能力。仅建国十年，已经让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鲁多坚信中国工业化将势不可挡。晚上吃过告别晚宴。21日一早他们就到机场赶8点的飞机，结果伊尔库茨克在下雪，等了一天雪也没有停。22日一早他们再次赶到机场，8点伊尔库茨克雪停了，但有雾。一直等到11点飞机才起飞。
特鲁多在他《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对于我们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更多地了解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虽然这句话是1960年写的，但这句话至今没有过时，今天西方社会的人尤其需要了解中国。
特鲁多1960年作为加拿大的一个公民即私人性质的访华，不能说就完全了解了中国。在中国访问了5周多，也不能说就完全消除了偏见。但他的这个经历使得他对中国的了解要比其它西方政客知道得更多，偏见要比其它西方政客要更少。
1960年是中国建国最困难的时期，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蒋介石反共大陆蛮厉害的时期。中国处于非常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既希望进行外交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又要严防外国不友好甚至敌特势力的渗透。特鲁多访华全程有陪同，既是热情也是戒备。安排的访问人和地也是安排过的，不可能是中国的全部真实。尤其是天主教在解放战争中是支持蒋介石的，大部分教会人员都随蒋介石到台湾了，所以特鲁多弥撒后与神父交谈也令陪同特别警惕。
目前西方重启对华冷战，再次设立新的铁幕，以西方媒体舆论强化对中国的偏见。希望西方有更多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能像老特鲁多那样有了解中国的意愿，以降低世界大战的风险。
加拿大和中国建交后，总理特鲁多在1973年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时，特鲁多告诉毛泽东，这其实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十三年前的中国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鲁多后来回忆说，当时已经很衰弱的毛泽东一下子睁开原来半闭的眼睛盯住他，似乎对他发生了新的兴趣。
那时中国在国际上相当孤立，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外国友人”访华是和外界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1960年，有一百多位魁北克省各界人士接到邀请，但是只有不到二十人敢于回信，而且其中一多半是为了谢绝。在寥寥几个决定接受邀请的人中，有特鲁多和他的朋友埃贝尔。两人在中国游历一个多月，回来后合写了一本日记体游记《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于次年出版。
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互相知之甚少，妖魔化对方都不遗余力。以至于特鲁多和埃贝尔接受中国邀请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勇敢了，还有些人担心他们有去无回，提醒他们动身前写好遗嘱。事实上，最害怕出差错的其实是对外友协。“为了让我们在回家时毫发无损，中国人十二万分小心。他们似乎担心，万一我们中有人淹死在大运河里，或是笨手笨脚地从长城上摔下来，就会有某家西方报刊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把 ‘加拿大法裔天主教徒’的性命当回事的国家，然后在和这个国家建交的危险性上大做文章。”
《天真汉》自始至终都是这种诙谐的语气。两个好朋友互相嘲弄，也调侃过于严肃的中国人。他们自比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汉，兴冲冲地闯进了红色中国。其实当时的中国已经发生过整风、反右和大跃进，大饥荒已经开始。但远道而来的客人自然不知道这些。他们在一位侯先生的陪同下各处参观，每到一个城市都有当地对外友协设宴接风。他们很快就熟悉了“大跃进”、“总路线”等词汇，特鲁多还学会了在讲话时模仿主人，让翻译不知所措。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让两位作者用了许多次惊叹号，但是作为自由散漫惯了的“资产阶级”游客，他们也经常抱怨侯先生把他们管得太紧、日程安排太满了。大清早就把他们拉去纺织厂听车间主任讲新旧社会两重天，可是外面的天气多好呀！特鲁多好几次开小差。国庆节那一次，他刚跟伟大领袖握了手，一转身就混进人群，独自玩了个够，凌晨才回来。特鲁多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城市的清洁有序很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