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加俩国生活了多年，对每天听到的，读到的，看到的，包括那些让初来乍到的人觉得耸人听闻的，都好像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了似的。 这与我刚来北美时的感受完全是南辕北辙，反差巨大，不可通日而语。现在回想起当年初抵加拿大时的情景，还挺有意思的。记得八十年代末第一次出国时，是到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的一所学校进修。虽然学校位于北约克(North York）最初我却租住在临近市中心的Gerard Street East靠近 Parliament Street 的一处房屋中的一间卧室。(下图 HISTORY of INDIA)
Gerard Street East的住处是由学校的国际学生顾问在我抵加前代为租下的。 初到加拿大，尤其是在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心里总感觉有一点不安。这或许是因为不熟悉环境，又受出国前所听所读的影响所致。而那位替我租房的学生顾问送我到住处时对我讲的话，也增加了我的这种焦虑感。他叮嘱我说我租住的住宅附近的社区比较复杂，天黑后尽量不要出门。牢记他的嘱咐，在搬进Gerard Street East住处的最初俩个星期，我都是每天早早的就从学校赶回家，早晨也等天亮后才出门，感觉日子特别煎熬。尤其是每天晚上，窝在自己屋里，没有电视看，没有收音机听，也没有人可以聊天，而加拿大冬天的夜晚又特别长，感觉每个夜晚好长好长，仿佛渡夜如年似的。而最初的俩个周末也尤其不好过。因为周末不用去学校上课，早餐后，便出门在临近街道走走(下图 YouTube)。由于是住宅区，附近没什么商店，气温又很低，很快便回到屋内。 就这样独自一人窝在屋里看书，不时望望窗外，打发漫长的周末。虽然可以与国内的家人通电话，讲讲自己的情况，但那会儿选择不向国内的家人讲述自己枯燥，孤单的生活，一则是怕他们担心，再就是从经济上考虑。毕竟，那时尚未有互联网，国际长途电话费也非常昂贵，好像是每分钟3.25加元。
就这样艰难地过了一个多星期后，第二个周末的早晨在厨房准备早餐时，见到了租住在同屋另一房间的室友， 这种孤单郁闷的生活才有所改变。从与这位室友的交谈中得知，他是来自魁北克省的建筑工人，在一家建筑公司开吊车 (下图 alamy)。这位中年白人室友健谈，可能是他已在那儿租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周围坏境很熟的原因吧。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住宅周围的情况，告诉我街对面不远处有一处公共图书馆。特别让人高兴的事，是他告诉我由Gerard Street East往东，距我们住处不到十个街区的地方有一个满是华人开的餐馆，杂货店的(多伦多东区)唐人街。他又告诉我从Gerard Street East往西，距我们住处不到十个街区的地方则进入多伦多市中心商业区。面对我这个穿着土啦吧唧，讲英语不流畅的瘦弱华人，他显然有优越感，特愿意聊他的情况。而我，也乐于听他的故事。
他非常自豪地讲起自己的工资有多高(要知道通常人们是不会告诉别人，即使是朋友，自己的工资，年龄等个人隐私的),与身材阿娜, 面貌姣好的女朋友的约会有多幸福(就不担心我追她?),等等。后来，我注意到他女朋友通常周末会来我室友的住处，搞出一些动静来，让住在同屋的我，知道她/他们的幸福。他们会一块儿说笑，唱歌，喝酒吃肉。到酒酣耳热时，往往会手舞足蹈，直至争吵，打闹。这时，女朋友就会气愤地，口中嘟嘟囔囔地离开我室友的住处。可一星期后，她/他们又和好如初，她又会再次来到男朋友的房间，聊天，唱歌，喝酒，瓣嘴，动武。可能这就是幸福吧，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偶有机会见到了室友“天仙般的女朋友,” 不禁有点诧意。这位略显臃肿的大妈的面容不过尔尔，且岁月已隐约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自热而然，我心里在想，真是他常向我炫耀的有着傲人身材美丽动人的女朋友？不过室友的体验让我更相信‘情人眼里出西施’了。(下图 HullLive)
自从与室友交谈，从他那儿了解到所住街区的环境后，生活开始丰富多彩起来 – 晚上有时能遇见室友并聊聊天(他“漂亮”女朋友只有周末才来约会，混吃混喝，酒足饭饱后就开始互怼)，有时会去不远处的图书馆看看各种在中国之外出版的中文书报。而周末即可去Gerard Street East与Broadview Avenue 附近的多伦多东区唐人街买日常食材，到那儿的Riverdale图书馆里阅读为数众多的中文图书 (下图 Toronto Public Liary)。就这样获取初到北美生活时所需的精神和物质营养， 从而得以卸下一些精神上的压力。如今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都非常感激这为来自魁北克的建筑工人室友。他不但让我了解了居住街区的环境，还丰富了我的周末生活，让我在一定程度上见识了加拿大中年工薪阶层的恋爱生活，和对美的理解。
常在唐人街走动，遇见从中国来加拿大或学习，或工作，或旅游，有着不同背景，曾经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中国人。比如，我有一次就在唐人街的公车上遇到曾在国内大学一个部门共事的一位同事。他乡遇故交，虽然还不至于“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却仍让人激动不已 (下图 GIFTS OF FRIENDSHIP)。我的这位前同事家庭出身优渥，属于赢在起跑线上的幸运儿。他身宽体胖，外向，健谈，早在我们国内认识时就成家立业了。其实在国内时我们交往并不很深。他早我一年毕业，分配到学校，我毕业分配到教研室后，他又去别的高校进修。这位‘先知先觉’的同事完成进修返校后，很快便开始办理出国留学，并于八十年代早期离开我们在(大陆)国内共事的那所学校，前往美国自费留学。拿到学位后，又来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的一所学校教课。与他在公车偶遇后，我应邀去这位前同事住处与他‘煮酒谈天下’。虽然我们相互已经有五年多没见过面，在多伦多再次见到他时，感觉我这位前同事变化不大。刚坐下来，他就侃侃而谈，与我回忆那些一起工作的往事，分享在北美学习工作的体会。他风趣，诙谐的谈吐不时让我开怀，针砭时弊的独到见解也让我对他另眼相看。因他已在多伦多生活，工作了较长时间，就自然而然的充当我的向导，介绍多市的风土人情，名胜和禁忌。不久，我们又聚了俩次。我们相互间的每次交流，虽没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么夸张，却也碰撞出一些看待世间万物的火花。之后，我搬家到北约克，我这位前同事也忙于他在北美的工作和新家庭，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极少了。再往后因为我们不同的人生轨迹而彼此失去了联系，虽然此次偶遇距今已三十年有余，可每每想起它却让人记忆犹新。
初到多伦多时另一桩记忆深刻的事，便是对一位曾经的中国体育精英在加拿大奋斗的境遇。记得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东区唐人街结识了一位来自上海的男士。他看起来三十岁出头，身躯魁梧，相貌堂堂。 经了解他出国前曾是国内某网球队的运动员 (中国排球队照，他本人不在照片内 下图 CGTN)。在国内时常陪国家领导人打网球，每次陪领导人打完球后，都能得到一些经济补贴。因为陪领导人打球，别人会对他另眼相看，办事情也要方便许多。但是在出国留学和挣‘高薪’大环境的影响下，他毅然放弃了相对舒服的生活，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了国内，自己独自一人在加拿大“拔分”(上海话‘挣钱’)。据他讲，初到多伦多时，人生地不熟，还有(英)语言障碍，日子过得非常难。渡过最初那段艰难日子后，他结识了更多的华人，包括一些当地出生的华人，和来自大陆，港，台，已在加拿大打拼多年的华人。通过这些人的介绍，他得到在唐餐馆打工的机会，从洗碗做起。逐渐地，他认识了更多的东区唐人街华人，包括唐餐馆的人。这样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靠著他忠厚可靠，踏实肯干的口碑，东区唐人街有俩家唐餐馆的老板不但让他在他们的餐馆同时打着俩份工，还照顾他，给他安排了不同的工作时段。这样一来，他可以在这俩家唐餐馆全职工作。对他来说，打俩份工的唯一缺点，就是睡眠严重不足，每天就只能睡3-4小时，眼睛总是红的。不过，他的精神状态很好，因为有俩份工做，比很多土生土长的工人都挣得多，而花费却比他们要少得多 – 除了房租，他几乎没有别的花销，每天三餐都由打工的唐餐馆免费提供，还全是美食。我认识他时，他在东区唐人街已经是轻车熟路，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基础，正在办理家人团聚的过程中。虽然与他相识短暂，也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或许现在这位颇有毅力的曾经网球运动员早已熬出头，不但与自己的太太和孩子团聚，还共同打理着属于自己的多伦多(东区)唐人街某唐餐馆。或许，他已经退休，每年在自己中国，加拿大俩个国家间游玩，在俩国置办的家中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随着对所住街区环境的熟悉，我开始走出所住街区，走出唐人街，去探索大多伦多，去当地人去的地方，以初抵北美时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事物。我看到，不同年令，不同背景的国人，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以与自己教育，工作经历相适宜的方式，在新的国家生存，发展。这时，为了节约时间，改变环境，我也在到多伦多四个月后，从Gerard Street East的住处搬去North York Finch Avenue 上一处离学校更近的民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