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三十章
宗教信仰及其他
（下）
（接上文）记得“解放”之后，大家庭卖了那幢大房子，我父亲和我的两位叔祖父各自不约而同在同一条街上买了一幢房子住下来。在我家往南只五六十 米处，有一座小小的教堂，叫“回慕堂”，由一位矮敦敦的、看上去十分和善的牧师主持。我们平时当然不去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但因为大家住在同一条街上，我们又住在那条街上最触目的大房子里，当然大家都认识我们， 牧师对我们也很和气，我们有时则去教堂附近玩玩。尤其是有宗教仪式的夜晚，更是我们孩子最高兴的时候，因为那时往往教堂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我们趁机去教堂门外看热闹、捉迷藏。圣诞节时，我们常常还能分到一点糖果、玩具。有一年的圣诞或新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我还自编自导过一个独幕小话剧，现在连题目、内容都忘了。只记得跟我小一岁的妹妹及弄堂中几个同龄小朋友也竟然大着胆在教堂的舞台上表演过十多分钟， 也不知道台下观众听到我说什么了没有。
我在这儿讲的那些事，当然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后来，政治气氛日趋紧张，宗教活动成了“反革命活动”，牧师自然也成了“反革命分子”。 六十年代后期，常看见那位以前总满脸笑容、对人和蔼的牧师堆了满脸愁容，萎头缩脑地被当作“牛鬼蛇神”揪了出来，与我父亲他们那批老“反革命” 一起批斗、检讨。教堂也改成了一座小机器厂，废铜烂铁一直堆到马路上。 不久，牧师一家不知去向，一定也扫地出门，搬到不知何处去了。我想， 如果上帝保佑，那位牧师能逃过那场劫难而不死，那么，现在应该是一位垂暮老人了。
到了美国，忙于生计、学习，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宗教问题。在夏威 夷时虽然生活安定了些，也应友人之邀，去过几次教堂，但只不过去看看
美国人的宗教生活是怎样的罢了，并不认真去考虑宗教问题。如果说在三 年中有什么跟宗教有关的事值得记忆的话，我只记得两件事。
第一件是纽约曼哈顿的圣配屈利克教堂(St.Patrick’s Cathedral)。 每次我在第五大道散步，都不禁要走到那座教堂的正面去看看。我永远忘不了它那高耸的两个尖顶、它那纯白的哥特式建筑与背后那座乌黑发亮的玻璃钢大楼所形成的对比，还有它与周围几十层的摩天大楼相比虽不显得 高大，但仍显得庄严的形象。在纽约所住的一年半中，我在它门前走过不 下四、五十次，但奇怪的是一次都没有想到要进去看看。直到要离开美国前，我与好友杰克从夏威夷去美国大陆旅行，又回纽约旧地重游，我建议最后一次去看看圣配屈利克教堂，才终于进去看了一下内部。但我发现内部给我印象并不深刻，跟别的教堂大同小异。现在，离开我最后一眼看见圣配屈利克教堂已经六年了，只要我想起纽约第五大道，我就能看见那座纯白的古老教堂还肃立在乌黑的玻璃钢大楼前。
另一件事也与我的美国朋友杰克和那次美国大陆旅行有关。那年圣诞，我们是在杰克父亲佛罗里达州的家里过的。杰克的父亲是退休飞行军官，是个基督徒，家境相当富裕。我到他家第二天就知道他虽已退休，但还有个义务“职业”: 每天上午去为穷苦的黑人家庭送饭。我跟杰克也与他父亲一起去过一次。他开车到教堂领了十二份饭菜来，每份都装在塑料盒子中，有荤、有素，够吃一天。随着十二份饭菜，还有一张十二个名字和地址的单子。杰克的父亲按地点远近排好路线，一家家送去。接受这些免费饭菜的全都是年老黑人。杰克父亲几年如一日，每周七天，天天上午开车送一上午饭菜，精神真使人敬佩。圣诞前夕，美国人都在家团聚过节， 杰克父亲却去教堂帮助牧师安排圣诞晚上的祈祷。我从他身上倒真正看到了基督的献身精神。
杰克大概受其父影响，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奇怪的是，我们在一起一年半，尤其在美国大陆旅行一个月，形影不离，却从来没有真正讨论过宗教问题。记得只有一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不知怎么讲起宇宙万物 之复杂多变。我感叹说: “宇宙那么千变万化、繁复微妙，怎么可能由一 个‘主’来主宰呢?” 杰克接着说: “是啊! 正因为宇宙那么千变万化、繁复 微妙，才只能由‘主’来主宰呀!” 我知道是我将谈话引进了辩论一千年也辩不清的话题，于是就此打住，他也不再往下说了。大概正是所谓“话不投 机半句多”吧。但我们并不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不能成为好友，这大概也是所谓的“君子之交”吧，各人互不干涉对方的独立见解。
到了南澳，倒比在中国和美国都有更多机会去教堂，但是，我原有的“无神论”观点及对宗教所持有的矛盾、含糊看法倒反更加巩固了。
在南澳有更多机会去教堂，是因为我学生中有不少马来西亚、新加 坡学生都很信仰宗教。我想，他们相信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远离父母、家庭、故乡，孤零零地在海外，教会将他们集合、团聚在一起， 给他们乐趣、安慰，使他们得到温暖。
我刚到南澳两、三周，就遇到几位马来西亚学生，知道我刚到南澳 不久，没有亲友在当地，就好意地邀我去教堂、去他们的周末圣经学习班。 我还是在离我家不远的那座澳中混合教堂中遇见了从中国大陆来的头两位朋友呢! 然而，去了两、三次，我就找借口不再去了，因为宗教仪式引起我不愉快的联想及思考。
我最不喜欢的是教堂中的一套仪式: 全体起立，唱圣诗，牧师读圣经，然后布道; 布道中又反复引用圣经，最后，又要大家一次次站起来唱 圣诗。这一切，都活灵活现地使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所导演的强迫全国几亿人都参加演出的那场大丑剧。那时各种可笑而又可悲的发明， 真是集了古今中外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之大成。在那样的是非被颠倒、心灵被扭曲了的环境中生活了十多年的人，我想，谁也不会再想接触到任何可以引起梦魇般联想的事物了。不管文化大革命中的仪式是向宗教仪式学来的，还是正好相反，反正，一进教堂，这套仪式已经引起我不愉快的联想。
即使不考虑形式，就是不少牧师及信徒所宣扬的宗教道理，也已使我大为倒胃了。听说，一位牧师在传道时对听众解释，为什么南美洲一所教堂会在许多教徒正在教堂中祈祷时因地震而倒塌下来，使大多数教徒惨遭死亡。他说，这是因为 “上帝爱他们”，希望他们早日投入上帝的怀抱。 过了不久，他又在传道时用亲身经历证明 “上帝之爱”的存在。他说，他有一次去新几内亚传道，回澳途中，飞机一个引擎忽然发生故障，飞机马上会出事。那位牧师向上帝祈祷说: “主呀! 我为了宣扬你的真理而去传道， 你为何要让我死呢?” 不久，飞行员报告说: 故障排除了。于是，飞机安全降落。牧师的结论是: 只要虔诚，上帝就会拯救你。但是，我的问题却 是: 按照前一种解释，上帝是不是不爱那位牧师，因而不让他早日投入怀抱呢? 而牧师本人，显然也并不热衷于早一点去上帝身边。
还有一次，一位从中国来的年轻老师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去了几次教堂，觉得宗教有道理，牧师的传道也很有说服力。我问她，牧师说了些什么。她说: “如果虔诚地相信主，主就会救人于苦难。孙中山先生是教徒，他被清朝政府逮捕过，因为他祈祷上帝，后来逃脱了。”我说: “这 并不能证明是上帝救了他，因为毛泽东并不相信上帝，他也被国民党逮捕 过，他不是也逃脱了吗? 还有成千上万信奉上帝的人被抓住之后并没逃脱， 你的牧师为什么就不提起了呢?” 她被我说得哑口无言。
但是，我在辩论中的胜利并没有给我带来骄傲和快感，因为我尊重别人的信仰，并不想因为我的话而改变他们的宗教观。而且，总的来说， 我认为宗教是教导人们要作好人，要帮助他人，要相信自身的力量，要乐观向上的，只是后来被人们有意或者无意地篡改、歪曲、利用了。就拿 《圣经》来说，我相信两千年之前，在中东确有耶稣·基督其人; 也相信 他是个舍身救世、能说善辩的哲人和英雄。在他献身之后，有人为了宣扬他的德行和哲理，就将基督的事迹和言论写成一本书，就像中国古时候记录孔子言行的书《论语》一样。但是后来，有人为了想使耶稣的言行有更大的感化力，也有人为了自己某种并不十分光彩的目的，将耶稣神化为上 帝的儿子，并在《圣经》里加添了不少带神话色彩的词句和故事。经过二千年的加工，就成了目前流行于世的《圣经》了。
我常对别人说，其实，只要用点头脑，谁都能发现《圣经》中的真伪。在真实的部分，并无神怪、迷信的色彩。例如，大家都说: 基督有本 领治好瞎子。但他真这么说了吗? 在《马可福音》第十节中写道:
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瞎子回答说:“老师，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去吧，你的信心治好你了。”
很清楚，耶稣并没有说他能治好瞎子，而是说 “你的信心” 能治好瞎 眼。显然，耶稣是用这一故事来强调信心能使人达到一切目的的真理。至于《圣经》这节中最后一句: “瞎子立刻能看见，就跟随着耶稣走了”，则是后人为了神化耶稣而硬加上去的。如果我们看《圣经》而能学会用信心来克服困难，那么《圣经》就起了积极作用; 如果我们干等上帝的儿子来拯救我们，那就是成了只会念佛吃素的 “善男信女”了。
至于究竟有没有上帝，那就更难以讲清了，正如我与杰克在华盛顿的简短辩论那样。如果同一事物可从两个不同角度去观察，那么再辩一辈子都不会辩清。在没能证实有上帝之前，我想还是不盲目相信为是，尤其不相信某些教会所说的，“只有通过教堂才能达到的上帝”。当然，有时处于进退维谷、见不到出路的绝境，我也真希望有位上帝可让我得以寄托、得到指点。但那时，我相信 “心诚则灵” 的道理，只用向自己心目中的“上帝” 祈祷便是，何必到什么庙宇、教堂去找泥塑木雕呢? （全文完）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