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 建校60周年庆
科大往事琐忆
薛啸宙（5802）
一、乍到科大
1958年9月，乘火车到北京，一出前门车站，只见一戴眼镜高个子挥舞着一面大旗，八个大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跃入眼中。舞旗者大孟，大名孟承忠，他是我下车后见到的第一个科大人（大孟已离开我们先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很怀念他）。那年夏天，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科大建校招生消息的，校址在北京西苑。可是大孟他们却把我们带到了玉泉路19号。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也从此时起在北京生活学习工作了12年，直到林彪第一号通令叫我们离开北京。
进校后除了发现校址有变以外，还发现多出来一个系，即13系地球物理系，而招生章程上只有12个系，并无13系。这个系的同学讲的都是四川话。日子长了才晓得他们是赵九章先生从四川一锅端了个学校来构成科大的新系。此后又有14系情报系，是由中国情报大学为主体构成。
1958年的地球物理系可是科大很有特色的一个系，不仅清一色四川人，而且能歌善舞，校文工团舞蹈队里好多女孩都是13系的，我们民乐队里也有许多13系的同学。记得当年北京高校文艺汇演，在天桥剧场演出，科大的节目叫“歌唱共产主义新大学”，基本上是四川味儿。“采花”这首脍炙人口的四川民歌就是那段时间跟文工团的四川同学学会的，掐指算来已经将近50年了。
地球物理系的同学后来成了大气所和地物所的骨干，这是后话。
这是我们班级的部分男生在玉泉路19号合影，冬天，残雪未溶。
前排左起：陈梦真；孙吉伟；廖后国；王昌衡
后排左起：薛啸宙；朱惜辰；楼忠法；谢福增；陈慎卿
二、大跃进点滴
跟现在的孩子讲“大跃进”、“大炼钢铁”、“浮夸风”等等，他们会像听天书奇事一般。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这些都是真真切切发生在身边的事实。我们是在大跃进的号角声中走进大学的，中国科大身上就深深烙着大跃进的印记。这是历史。
1958年9月，我乘火车离家上北京，火车驶过山东河北境地时夜幕降临，只见铁路两旁火光连绵数十里，好似无数条火龙伴着我们乘坐的铁龙，场面十分壮观。那是成百上千座炼焦炉，不分昼夜地炼焦。为了完成1070万吨，全国上下不惜一切地炼铁炼钢，甚至发生砸铁锅拆铁门的事。记得进校后不久，校门口便架起了小高炉，也开始炼钢，参加炼钢的好像是年龄比较大的同学，他们有的炼过钢。大部分同学开到密云劳动，因为村里的青壮劳力都去建密云水库了，剩下老弱病残，地里的白薯没人收，我们这些学生便去帮着收，马拉着犁，像耕田一样翻开地，我们就在翻出的泥土中把白薯捡出来。犁头像锋利的刀，不少白薯被切成两半，村里人告诉我们来不及就只要捡整的，半个的就别捡了。唉，你知道什么叫丰产不丰收了吧。
接着，三年困难时期就来了。
三、饥饿的回忆
1960年到1962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我一生中对“饥饿”的记忆最刻骨铭心的年代。实际上比起整个国家的困难，比起当时一些饿死人的地区，比起一般老百姓，我们在大学里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国家保证定量供应我们粮食，生活基本上是有保障的，但还是吃不饱呀，有些同学不买干的，拼命喝稀饭，先撑饱肚子，一会儿饿了再说。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手指在小腿上一按一个坑，许久都不消失。食堂的窝头说是2两，怎么看也不够分量，于是怪话一堆，有的同学形容窝头底下抠的窟窿大，“倒过来可以盛得下一碗稀粥”，还有科技含量更高的怪话, 说食堂的窝头是“薄壳结构”。那时粮票比钞票更值钱，有同学到食堂把粮票换出来到外面去买“火烧”吃，因为外面的小店若分量不足就可以不买他的，去别处买就是了。
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坚持着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到1963年，形势一下子就好了起来。毕业离校后，传来消息，科大食堂抓出了”大老鼠”，贪污了上万斤粮票。嗐！怪不得……
四、冬天到了
大学同学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58年的冬天到了，天气冷了，一部分南方同学的衣服御不了寒，学校给这些同学发放了棉衣，是郭沫若校长拿自己的稿费给贫困同学（尤其是南方来的衣衫单薄的同学）送来的冬衣。我们江浙一带的同学虽带有棉衣，但不敢天气一冷就把棉袄穿上，怕再冷下去，没衣服添。最早把棉衣穿上的是北京人。为这事我问过老杭（惠生）。
“你怎么这么早就穿上棉衣啦？”我问。
“冷啊。”他说。
“那以后怎么办呢？”我盯着他问。
“还冷啊。”老杭耸了耸肩膀回答我。
五、在学校过寒暑假
进科大第一个寒假没回老家，一是时间短，二是没钱。许多南方同学都留在学校过年。怎么过的年不记得了，只记得老师们和我们留校的同学开过一个座谈会，磕磕瓜子，喝喝茶，吃吃糖果，聊聊天。各人还出节目，张传照老师唱了一首俄文歌，一位姓李的老师给大家出了个谜语，谜面是“玉泉路19号”，打一世界名著。谁还能猜出来？
1959年，第一个暑假也没回家，原因还是没钱，这个暑假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建筑工地上过的。正好学校造新教学大楼（6层，加顶7层）需要小工，我和部分同学便去找活干，主要是搬运砖头，干一天一块钱。我在那里干了一个月，两大收获，一是工资30元，二是学会了推小车，一个轮子的小车不好推，起初一推就倒，砖头撒一地，后来可以推着一车砖上不太陡的坡。拿到30块钱，买了张公共汽车月票（好像是8块钱），暑假余下的日子就充分使用这张月票，把北京城逛了个痛快，我来北京一年还没怎么玩过呐。除去下学期的零用钱，剩下的钱都攒起来，留作第二年暑假回家时的路费。新教学大楼建好了，我们班组的同学又在一起照了张相，背景就是我们曾经搬过砖的大楼。
六、矿石收音机
大学的最后两年是在中关村过的。上课地点在计算所南楼的六层，宿舍在五层，一个大房间，二十来个人上下铺，热闹的大家庭。
现在的高校宿舍里有电视看，还能上网。然而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那时有矿石收音机！”（这似乎有点赵本山的“家用电器手电筒”的味道）。
矿石收音机用一根细金属针触在矿石上起检波作用，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二极管，只好用这种原始的方法自制简单的“收音机”。
回想起来，第一个在宿舍里装矿石收音机的应该是朱俊，他是个心灵手巧的人。接着就有好几个同学如法炮制，宿舍上空悬挂着斜七歪八的天线。晚自修一结束，回到宿舍，耳机子一戴，他们就开始听广播啦，让我好生羡慕！也想装一个，但我动手能力太差，还是朱俊大度，让我拉两根线，并接到他的机子上，跟他一块儿听。后来在朱俊的帮助下我也装了一个，到晚上就全靠它了。有一次好几个人一起听宋世雄转播乒乓球赛，听到精彩处我们同时呼叫起来，宿舍里猛地“轰！”一声，把那些没戴耳机安然入睡的人吓一跳。
前排左起：廖后国、朱俊、高力、韩志全、王桂芹、李孝昌、麦汝奇；
后排左起：潘新唐、李福利、陈慎卿、孙吉伟、王炽昌、吴海璋、俞书隆、李春俭
七、我们在政治学院住了三年
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吴邦贤写信来，问我记不记得在政治学院“蹭电影”的事。啊！记得记得，那时政治学院礼堂放电影（有时还是内部电影），我们男生经常溜达到礼堂门口，运气好的话会有人愿意将多余的票给我们，运气差的话就只能等电影放到半场以后，门口收票的人“离岗”了，我们便堂而皇之进去看“电影尾巴”。
1958年科大初创，很艰苦，虽有方方面面大力支持，但总还有不少困难，学生宿舍不够，幸有一街之隔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鼎力相助，腾出两栋楼给科大作宿舍。我们大部分男生从1958年入学到1961年分专业去中关村，一直住在解放军政治学院。
政治学院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宿舍楼，还为我们提供各种生活条件，科大的许多重大活动都是在政治学院进行或开展的。我们第一届的开学典礼是在政治学院的礼堂举行的，五年后的毕业典礼也在同一个礼堂举行，郭老请北京人艺的艺术家给全校师生演出话剧《蔡文姬》，也在这个礼堂演出。
我们的毕业照则是在政治学院的操场上拍的。记得拍毕业照时，烈日当空，同学们站好位置，聂老总、郭老和各级领导、老师就座前排，摄影师也准备好了，但迟迟不拍。原来陈老总还没来，他是外交部长，肯定忙得脱不开身。天气热，不少人拿出扇子、书本、纸张来遮阳，聂老总见状便交代校领导不等了，拍吧。摄影师一声令下，全场肃静。此时只见一辆轿车从学院大门驰来，陈老总赶来了。气氛再次活跃，待陈老总入位坐定，才开始拍照。当时我正好排在中间，虽在最后（也是最高）一排，但其间过程看得很清楚。
在毕业典礼上聂老总和陈老总都讲了话，这些，学校应该都有历史资料，不知这次建校50年庆祝活动会不会看到那时的资料。
这段故事，以及校址怎么从广告上的西苑变到玉泉路的（我的博客好友“中国科大 50 华诞”的一篇文章《从校址说起》有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在50年后再来回顾那艰苦创业的历程，重温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写完这篇短文，又看到博客好友“中国科大50华诞”转载的科大党委书记郭传杰的报告，读后十分振奋，希望老校友和所有关心科大的朋友都去看一看这篇文章。
八、将军教我们说真话
大学里有一次团支部活动，到我们系的丁助理家听讲革命故事。给我们讲故事的是丁助理的爱人梁必业中将，那时他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领导。科大学生宿舍造好以前，我们大部分男生一直借住在政治学院的两栋楼里，去丁助理家很近。
梁必业中将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都想听长征亲历者讲他的亲身经历。将军从反围剿讲起，许多真实的故事为我们这群年轻人展示了一幅惨烈的、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史诗。那一次活动至今难忘。
然而最震撼我的却是将军的第一句话。他从那遥远的血与火的回忆中抽出来的第一句话竟是：“长征开始时实际上是一次大退。” 50年以后的今天听这句话，也许不至于用“震撼”这个词，因为现在信息已大大开放，长征的历史也更完整、更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可那是在50年前，正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盛行、假话不受谴责、真话常遭批判的年代。我们受的教育也是“正面”、“正统”、“正确”地叙述历史、解读历史，从来没听说用“大溃退”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共产党的历史（不管是哪一段历史）。听将军这么说，“震撼”都不足以形容我当时心中掀起的波澜，我开始懂得真实是叙述历史、解读历史的灵魂，说真话不说假话是要有勇气的，说真话的人格品质也是难能可贵的。
后来听说将军在文革中也遭难了，但他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心中播下的“要说真话”的种子，影响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也许是将军没有想到的。
（来源：摘自作者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e3ddb010081t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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