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生活
在新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从小就不吃早饭。我们家别人也一样，这是老早年家里留下的习惯。这个习惯导致我家的粮本上总有剩余的粮食，不像我的一些同学们家里寅吃卯粮有时会饿肚子。不过，这个习惯看来很不利健康，我上大学后基本就恢复了正常的三餐生活。
我喜欢熬夜，准确地说也是家传的。我妈妈就喜欢熬夜，她说夜深人静之时可以心静地做自己的事情，白天的嘈杂无法沉下心来。妈妈很能写，常说君子千言倚马可待。她的字也很漂亮，又写得很快，我小时候看那字就像画画一样。
我的姥爷是个秀才，就是吃这碗饭的。我妈妈唯一的异母哥哥夭折后，姥爷把妈妈当男孩子养，一心培养她。可惜，计划被战争打破了，1937年十四岁的妈妈不得不自己出来谋生，从安庆一路辗转到了重庆。这是另一个故事，今年是妈妈的百岁冥诞，我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
我还喜欢赖床，不，现在是赖炕。还有一样，就是为了怕迟到，我家的钟表总是调快十分钟。这样，我每天早上醒来就看看桌上的钟，只要还差几分钟到八点，就闭上眼睛眯一会。哪怕是只差一两分钟，我也会瞪着眼睛等一两分钟到八点，然后一骨碌爬起来，快速洗脸刷牙，拿起书包往学校跑。从家到学校用不了五分钟，我是从来不迟到。
冬天的屋子里早上很冷，能在被窝里多暖和一会儿是一会儿。有一次例外，是早上做梦，梦见打雷，震耳欲聋，感觉脑袋被撞了一下似的，嗡嗡的，把我震醒了。醒来才发现，是炕塌了，头枕在炕沿（炕外缘的木头棱子）上一起下落，真的被撞了。那时已经快到八点了，家里人都走了，我于是也就溜之大吉，提前上学去了。
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是老师安排的任务，去学校生炉子暖教室。我起了一个大早，踏着皑皑白雪，借星光天不亮就来到了学校，那里空无一人。这让我也踏实了许多：我不在学校时别人也不在，没有人在背后议论我。在搬到这里后，三江口反动标语的阴影一直伴随着我，心里总是疑神疑鬼的，觉得我不在学校时那里一定是沸腾的，大家都在议论我以前“干的坏事”（具体故事请看博文《童年的回忆》）。
那时每年家里都买一个如图一样的日历，每天翻一页。普通日子是黑色的，周六是绿色的，周日是红色的。特殊节假日也是红色的，包括伟人的生日，但不包括圣诞节。我最喜欢的就是绿色，因为有盼头，第二天就不上学了。红色嘛，虽然是不上学，但意味着第二天就要早起了。我的感知可能和股市一样，更注重未来，而不是现在。其实，学校也没有那么不堪，只是没有多大意思，不如在家里玩的东西多。
网上借来的图。我就是在这一周上的三江口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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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了，刚开始还带一个水杯子到学校，怕渴了需要喝水。学校也确实有一个半米高，直径也大约半米的搪瓷水桶，放在外面的一个架子上，靠下端有一个水龙头，可以接水喝的。我第一天上学，在下课的时候看见有个坏小子爬到那个架子上，打开水桶盖往里吐唾液，然后还拿一个小树棍在里面搅和一翻。行了，以后也不用喝水了。而且，好像过了不久，那个水桶也不见了。
那个丁老师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你不学我也不管，别惹事儿就行。我的同桌柴权就开始干坏事了，先是和我“划清界限”，就是在课桌上刻出分界线，还要欺负我把线往我这边多画一点，然后规定谁把胳膊伸过了线对方就可以打。我们俩就在这打打闹闹中把学校的日子慢慢熬过去了。后来有一次妈妈发现我的衣服上有被甩上的蓝钢笔水，就责问我是怎么搞的，我说是同桌柴权甩的。我妈碰到他就问，为啥乱甩钢笔水？他说：“你看我的衣服，上面也被他甩得都是钢笔水”。我估计那时我们甩出去的钢笔水多于写出去的。
以前的老邻居小五在二年二班，他的四哥在五年级，每天做课间操时，他四哥都会站在操场前面的一个土台子（我们叫主席台）上面，面向着下面我们几百名学生领操，看上去很是拉风。那时这可是莫大的荣誉。
上学后很快就加入了红小兵，那时不叫少先队，好像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加入红小兵的，在那时这也是一种政治荣誉。刚开始红小兵戴的是一个菱形的红色臂章，是塑料的。没过多久，就换成了和少先队一样的红领巾。记得是统一换的，当时还有宣誓一类的活动。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被告知我们的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还曾经暗暗地计算，这得需要多少鲜血呀，不过染得还挺均匀的。嗯，我从小就是一个“认真”的孩子，不要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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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里有很多“自立”的小孩，从家里带来粮袋子，下课时间到边上粮站去买粮，然后把装满的粮袋子放在桌子下面，放学时再背回家。估计是粮站的上班时间和家里大人正常上班时间是重合的，所以只有小孩儿来买粮了。我很羡慕他们的自立，回家要求承担买粮的任务。开始家里大人不同意，因为我们家闲人多，不需要，但后来也就答应了。那时当地孩子拿来的粮袋子都是脏得看不出原来是白色的了，不管是米袋子还是面袋子，外面都是厚厚的一层黑油渍，估计都是放在厨房里锅台边上，长时间烟熏火燎的结果。我家的粮袋子都是白白净净的，有点不好意思拿出来，希望尽量找脏一点的粮袋子用。大概是怕不合群吧，那时我的心理状态很怪。
我也是在那时发现，同样重量的米和面，面的体积要大得多。觉得很奇怪，因为米之间的空隙是可见的，而面颗粒很小，之间基本没有可见空隙。为什么米的比重比面大呢？
去粮站买粮挺有意思，特别是那个翻斗的秤和压油机关。因为那一秤的米面往往会二十来斤，太重，所以装粮那个秤桶的中间安了一个轴，这样工作人员可以用一半的力就能抬起桶，让米面滑入粮袋子中。那个压油的机关更是神奇，像萨克斯的按键一样，可以调出需要的油重。
记得一次看到一个买几两油的大叔，满脸的胡茬子，一看就是二劳改打扮。当油被售货员用那个神奇的机关按下，并流到他的玻璃瓶子里后，他并不把玻璃瓶子拿开，而是继续接着，眼睛看着出油口，嘴里念叨着：“再滴几滴，就又够炒一锅菜的了”。估计他是不会忘了陈三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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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一下“吃”的问题吧。
一年前在三江口的时候生活是临时性的，所以没有什么比较规范的粮站和商品粮的准备，吃的东西就是本地种的。因为水田多，所以多吃大米，地道的东北大米。我们家倒是没事，喜欢吃大米，可是有些儿子多的家庭就受不了了，因为大米好吃是好吃，但是费粮，可是定量是不变的。那些家庭宁可吃粗粮，也不愿意饿肚子，可以理解。所以，那时有的家庭想要粗粮，必须有领导“特批”，因为当地的粗粮少。
可是搬到高山子以后，情况就反过来了。我们要严格的按照商品粮的定量来，往往每人每月只供应一两斤大米，一两斤白面，剩下的就只能买粗粮，有高粱米和玉米面可选。这细粮供应量是每个月临时决定的，估计是根据粮库的存货量而定吧。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玉米面也挺好吃，加点栗子面做成窝窝头，那是好东西呀。图样图森破！那时不仅仅没有栗子面，玉米面也是陈年的，从粮库里倒出来的战备粮。做成窝头都不粘，凉了还有点崩牙。只有贴成大饼子（就是用那七印大铁锅）就着热乎劲儿还对付吃。
这贴大饼子是一门手艺，需要胆大心粗有经验，一般我们都是在下面炖菜一勺烩了。贴大饼子的关键是稳准狠，因为必须在锅足够热时大饼子才能贴住，不然会往下滑。这时锅底里不管是水还是汤，都是热气腾腾的，不小心就会被溅出来的液体烫伤。所以必须先稳稳的把和好的玉米面团成团，看准位置，用力拍在指定的位置上，别顾及溅到别处。同时，还要保证下面的火力，那时我们都是烧秫秸的，需要不断往里添加。拿秫秸的手还需要拉风扇，同时照顾炖菜和贴大饼子。忙起来像打仗一样。我们家里就是大姐手利索，干这个最拿手。有时太忙了，我也可以帮忙在灶里添柴，拉拉风扇什么的。
那高粱米就更惨了，我们那里有红高粱和白高粱的区别。因为要高产，我们吃的多数都是红高粱，壳也脱不干净，不好消化，老年人的胃根本受不了。我倒是没有反应，但姥姥就不行了，在没有细粮时经常会吃点玉米面的大饼子，而避免高粱米。
玉米面刮油是一绝。在没有多少油的年代，玉米面把我给吃伤了，剌嗓子，以后是再也不想了。
菜是一大麻烦。夏秋菜多，茄子青椒黄瓜葫芦等在“三不管儿”市场应有尽有，自己也种了不少。但入秋后就要考虑囤冬菜了。我们刚来时还想着挖个菜窖储秋菜，结果挖了不到一米地下水出来了。所以冬天只能搞点海带、黄豆之类的东西，上顿海带炖黄豆，下顿黄豆炖海带，连萝卜白菜都吃不着。而且那海带不是鲜嫩的，是厚厚的像胶合板一样的，黑黑的很硬，煮不烂，还带着中药似的怪味。几年下来，我对海带和黄豆也绝了念想。春天是最难熬的，有许多人家挖野菜蘸大酱吃。
肉还好说。第一年冬天，我们家杀了三江口带过来的健美猪，把剩下的肉给腌了起来，过冬不愁了。但现在没有条件养猪了，以后还要解决吃肉的问题。
多亏有那个高山子大集，我家的钱也够花，所以经常去买点好东西回来吃。那时我还保持着小时候的矜持：在陆地上跑的和天上飞的里面，我只吃猪瘦肉。可那时家里买肉都是奔着那油膘去的，记得一般猪肉分三等，按膘厚度来，三指膘、二指膘、一指膘。像全是瘦肉的后鞧、前槽、血脖，那就都是等外品了。所以真正的瘦肉往往不多。鱼也是不多见，好在有鸡蛋补充。常见的是鸡，买来养几天，能下蛋的就留下，不下蛋的就成了肉食鸡。
我是不吃鸡肉的。妈妈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大概与养过鸡或挑食有关？我曾经被逼着吃过，记得吃了以后不舒服，不仅仅是口味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心理和原因。那时集市里还经常有野兔子卖，比鸡要便宜多了。不过我也不吃。最可怕的是羊肉，偶尔买一次羊肉，家里要膻好几天，我连用做羊肉的锅（往往洗不干净那股膻味）做的菜我也不吃了，饿得够呛。
我有个二姨，家住徐州，就是在《童年的记忆》里提到的表姐的妈妈，我妈的亲姐姐。每到冬天妈妈会托她帮忙给我们家买一大箱子好东西寄来：腊肉、腊肠等。虽然时间放长了会有哈喇味儿，但在那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营养品了。看来那时东北的供应是最差的，南边起码有钱就能买到一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