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两个半“完人”？
在中国文化界一直有个说法，即，中国有两个半“完人”。孔子与王阳明被人认为是”完人“；而曾国藩被认为是半个”完人“。得出这个结论，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要仔细分别的话，这个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如何细分人的品格呢？从社会实践看，无非是两个方面，即“讲理”与“做事”。社会是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不“讲理”寸步难行。无论是”政治“还是”处事“都基于理。而“做事”就是将理融入成就事的每个流动细节中，及人群里。如果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去反思上面这个说法，也许会感到它并不完善。更合适的说法是：中国只有一个“完人”，两个“半完人”。孔子是讲理的“完人”，但并没有从政的完美成就。而曾国藩是做事的”完人“，但缺少系统的理论阐述。仅仅王阳明，既是讲理的”完人“；又是做事的”完人“。与网友探讨中，有人曾经提出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我认为，这正是证明王阳明既明理，又敢担当的能力。革命的确是天道的组成部分，但它仅在体系完全丧失可持续性时才有道理。在没有革命的可能下，迅速排除动乱是损失最小的方案；它需要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
以“完人”标准的分析，对我们的人生也许有启示。“讲理”要做到辩证与全面；不能情绪用事。而“做事”要尽可能成就他人；而不是相反。如果离开人世，都能像王阳明的平静心语那该多好；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