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史鉴：战争，海盗，黄金和美元霸权
金融战史鉴（上）：战争，海盗，黄金和美元霸权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在殖民主义时代，列强明火执仗，金融是战争、海盗行为的支持者，也是掠夺利益的分享者；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为追求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货币、金融是输出商品的工具，列强之间的货币地位、金融地位争夺，也是为了获得商品利益；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追求贸易利益转变为追求“超额铸币税”利益，强权货币利用绝对优势地位，不仅从占有他国资源、商品、劳动中获利，同时还在左右全球金融价格的涨跌中获利，更从动辄就击垮一个国家经济的过程中获利。
丛林之蛮
2022年2月24日，一场“新型世纪战争”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表面看，这只是俄乌两个国家间的军事战争，但其背后，或许已经演变为整个西方势力对俄展开的经济大战、金融大战。
先讲一个现实中的故事。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是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其规模占到整个俄罗斯国有银行资产的25%，这家银行在英国上市。
俄罗斯被实施金融制裁、经济制裁之后，这家银行的股价从2月16日的15美元附近跌到3月2日的不足1美元。正当无数股东热切期待战争快点结束，股价能够回升之际，英国金融监管当局下了一道命令：所有持有俄联邦储蓄银行股份的投资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清空所持股票，否则，证券代理机构将代为强行清空。
股东们亏惨了，但这完事了吗？没有。有报道称部分华尔街公司开始买入俄罗斯股票。
这是生意还是掠夺？其实没什么可大惊小怪，这就是战争的本质，无论是军事战、经济战、科技战、贸易战、外交战、政治战，还是文化战，其背后往往都是西方资本寡头对他国利益的掠夺，而这当中几乎都少不了金融手段。
海盗的逻辑
说到财富劫掠，人们极易联想起海盗，但您是否听说过“皇家海盗”或“绅士海盗”这样的概念？其实，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就把那些由某国家政府或皇家支持的海盗统称为“皇家海盗”或“绅士海盗”。那时，基于新大陆(16.740, 0.28, 1.70%)的发现和殖民地的扩张，全世界的海洋上行驶着各种各样满载黄金和货物的船只，所以海上劫掠成为一种职业。这原本是一种民间强盗帮伙的犯罪行为，但老牌欧洲帝国为了强化航海技术，扩大殖民地，刻意豢养海盗，甚至使之合法化。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英国“皇家海盗”，而最为著名的人物，恐怕非英国大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莫属。1577年和1580年，德雷克因两次环行地球，在1581年4月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亲自登船赐予皇家爵士头衔。但是，英国人心中的这位英雄，及其统率的霍金斯船队，其实就是英国皇家特许的海盗团伙，他让英国皇家的每1英镑投资，变成了47英镑的利润。
1540年，德雷克生在一个贫穷的新教传教士家庭。5岁时，因父亲躲避宗教迫害而举家迁到肯特郡，迫于生计，德雷克13岁上船当学徒，随船来往于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峡。26岁加入其表兄——英国著名航海家霍金斯的船队，从此开始其全世界淘金的生涯。
在16世纪的欧洲，西班牙是天主教的大梁、世界霸主，而英国却无足轻重。但是，这个时期宗教革命风起云涌，逆转着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英国亨利八世创立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英国成为最早的新教国家之一。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上台后，对内巩固新教地位，对外支持荷兰等新教国家独立，试图将英国变成新教帝国，于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在经济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大发殖民横财，也让英国妒火中烧。但早在1496年，英王亨利七世也曾雇佣威尼斯航海家卡波特去寻找新大陆，足迹遍及北美的纽芬兰、哈得逊湾和弗吉尼亚，以及南美洲的圭亚那等地，但并未找到金银财宝，一次次血本无归。
怎么办？杀人越货，海上打劫。1585年到1604年，英国建立武装商船，每年近200次出海，专门在大西洋(3.390, 0.04, 1.19%)和加勒比海劫掠西班牙运输船队，平均每年掳获财务约2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笔相当大的收入，而为扩大战果，伊丽莎白一世打起了海盗的主意，向仇视西班牙的霍金斯和德雷克率领的船队颁发“私掠许可证”（Privateering Commission），授权该船队合法打劫他国商船。
由于得到英国皇家的资助，1572年开始，德雷克驾着武装商船，在加勒比海成为了当时让西班牙人闻风丧胆的“猛龙”，同时也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为英国劫掠财富无数。最著名的一次当数劫掠西班牙宝船“卡卡弗戈号”。1577年，德雷克得到一个情报，西班牙一艘满载金银财宝的运输船“卡卡弗戈号”正从秘鲁驶向巴拿马城。于是，德雷克在巴拿马外海设伏，于1579年3月3日将远道而来的“卡卡弗戈号”擒获，一次性打劫黄金80磅、白银20吨、银币13箱以及众多珍珠宝石。
此外，德雷克利用打劫“卡卡弗戈号”获得的海图，穿过太平洋(2.620, -0.02, -0.76%)和印度洋一路西行，一年多以后才回到英国，成为环绕地球航行的第一个英国人。1580年9月26日，德雷克船队满载财宝驶进普利茅斯港，受到隆重欢迎。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登上霍金斯船队的旗舰“金鹿号”为德雷克授勋，并任命他为普利茅斯市长。
说金融战干吗要说海盗？第一，无论是当年的远洋贸易行为，还是依托武装商船的海盗行径，其背后都必须拥有强大的资本支撑，包括早期的“股份制融资”行为的背后，都能看到所谓“皇家特许”的身影，而当时所谓的远洋贸易，其实质不过是贩奴、海盗、殖民等“丛林生意”罢了；第二，不创造财富，也不以土地占领为目标，而是依仗资本实力建立各色武装实力去偷猎、围猎他国财富，其实都属广义金融战范畴，与当今更加隐秘、更加高超的金融战异曲同工，不过是时代不同、表象不同而已。
从海洋到陆地
如果说，海盗在海上劫掠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较量，那在殖民地内部，帝国主义又是如何去劫掠驻在国财富的呢？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以鸦片战争为例，这场让中国人深感耻辱的战争，当然与清政府各级官员腐败、清政府币制不适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同时也与各大帝国主义殖民者穷凶极恶紧密相连，而在所有掠夺手段背后，一场“金融战”早已在当时的中华大地打响。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商品市场流通有两种货币：大宗交易、官方交易使用以两为单位的纹银（银锭），而老百姓(37.430, -0.11, -0.29%)和小商家的一般生活交易则使用铜钱结算。同时，银两与铜钱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的固定比率。但是，由于各种经济和货币原因，更因为各级官员借重“铜钱兑纹银贬值”渔利，导致国内金融矛盾非常突出，“银贵钱贱”问题长期存在。
一方面，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很难有财力兑换白银，无法倚重白银为财富保值；另一方面，中国早年是个“贫银”国家，白银生产依赖云南、缅甸和安南的银矿，但这些地方无法提供稳定的白银来源，这使得官银来源严重依赖市场，必须依靠官方所制铜钱去市场兑换。在这样的情况下，铜钱的市场信用大打折扣，这就为境外商业和金融势力留下了可乘之机。
其实，中国开放很早。康熙年间，中国在茶叶、丝绸、瓷器方面，已经成为英国、荷兰、丹麦等欧洲国家的主要供货基地，英属东印度公司等外国企业在华大量采购商品。问题是，欧洲、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量巨大，但中国人对境外输入的洋棉布、毛纺品、金属制品以及香料、胡椒、檀香等需求很少。比如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八年（1781—1793年）的13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货值不过1687.15余万两，只相当于中国出口英国茶叶货值的1/6。
如何逆转贸易格局？英国人的方法是：第一，对茶叶进口征收高额关税，缓解贸易逆差；第二，鉴于吸食鸦片的成瘾性，再加之其中利润巨大，于是英国商人开始不断扩大鸦片对中国市场的走私规模。
此举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逆转了中英贸易格局。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寺卿、黄爵滋对鸦片进口造成的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从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每年白银外流1700万至1800万两；到了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白银外流升至2000多万两；道光十四年以后，更达3000万两之多。史料记载，1825年，中国贸易发生从盈到亏的逆转。
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而这时候，美洲独立运动导致国际市场对茶叶和生丝的需求疲软，中国白银供应链近乎中断，银更贵、钱更贱。这时候，一个特有的货币现象出现了。1833年到1838年的5年间，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跟踪调查发现，洋钱已充斥广东、福建和浙江等许多沿海地区。在江浙，专司“外银套购国银”的商人比比皆是，而且洋人刻意打压“国银与外银汇率”，按当时江浙的计算，浙江每百万两的外贸交易额，因汇率问题就需中方多支付10万两“国银”，而全国外贸因汇率问题流失白银上百万两。据《林则徐全集》记载：洋人“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
洋人不受清政府控制地大量铸造银圆，并以此大量套取“国银”汇差。
在当时的中国，严重的财富外流已经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也是道光皇帝必须痛下决心派遣林则徐禁止鸦片的重要经济背景。
热战的伴随者
军事战争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金融战争。战前和战中，金融为战争筹措资金，战后则收获暴利。
更为残酷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财富掠夺，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帝国之间争夺领地、争夺资源、争夺财富。但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场战争成就了一个帝国新贵——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遭到攻击后的法国贝里昂街。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立即声明美国保持“中立”立场，8月19日，他更号召美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样做到不偏不倚”。但美国真能严守“中立”？正如美国史学家W·米利斯所说：“在某种意义上，美国1915年年中已经卷入战争。本质上，美国是复杂战争机器上的一部分，整个经济力量一直都在支持着其中一方，而且思想感情和政策都不可能使我们保持中立。”事实是，一战开打第一天，美国就成了英国的大后方。
史料记载，1915年1月，为避免与美国的“中立”立场相冲突，英国政府委派了一位重量级商人来到纽约，并任命其为英国驻美的商务代表。这个人就是与英、美政府高层都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在国际上已极负盛名的大金融家、摩根财团的当家人J·P·摩根。
J·P·摩根在美国，一只手通过大规模举债，帮英国政府募集战争经费；另一只手则用募集的钱代表协约国在美大量采购军物。这样的生意模式，让美国金融家、实业家赚得盆盈钵满。
1915年8月12日，美国财政部长麦卡杜在写给威尔逊总统的一封信中指出：向协约国出售工业品让美国迎来了一个大繁荣时代，但要使繁荣持久下去，美国必须公开向协约国提供贷款。12月8日，威尔逊正式批准了政府贷款。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向国会发表讲话，向德国宣战。
1917年1月，德国潜艇再次大规模封锁了美英之间的海上运输线，并声称6个月内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这条战争生命线被切断，德国赢得战争，那美国对协约国数以百亿计的债务势必灰飞烟灭。情急之下，1917年4月6日，美国正式对德宣战。神奇的是，摩根财团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对英国政府的商业性贷款，转换成了英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债务。用什么方法实现的转化？迄今为止，这是国际金融史上一个著名的迷局。但客观地看，此举为一战后的国际经济格局演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一战的结果是什么？战后统计数据显示，5年之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不足250亿美元，增长到了640亿美元，增幅156.7%；美国百万富翁的人数增加17000人。时任美国财长梅隆承认，战争交易美国所获利润率高达80%。而英国财务大臣斯诺认为，美国政府从战时的本国企业手中获得了30亿美元的“超额所得税”。
另外，在欧洲无力顾及拉美和远东市场之时，美国对拉美贸易从不到8000万美元扩张到34亿美元；美国已基本控制了墨西哥的石油和橡胶，玻利维亚的锡矿、智利的硝石与巴西的咖啡；美国私人资本对中国和远东市场的输出从35亿美元增长到了70亿美元。
1919年，法国巴黎，一战结束后，在法国巴黎凡尔赛举行的和平会议。
更重要的是，黄金从欧洲流向美国。1919年，美国黄金储备相当于世界各国黄金储备总量的40%，并借战争所得，从境外投资者手中赎回20多亿美元的美国债务，一举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英国统计表明，美国借给协约国的全部战争债务总值高达125亿美元。
正如美国驻英大使佩奇在1914年10月11日写给美国总统顾问豪斯的信中所预言的那样：“战后，差不多所有欧洲国家都快破产了。海上将不再有德国。10年以后……整个世界的前途都将会落在我们手中，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豪斯则在回信中说：在同一个时期里，美国越来越强，交战国越来越弱，正负反差之和，就等于美国力量在成倍增长。
1919年，法国巴黎凡尔赛宫，条约签订后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和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
那战败国会是什么情况？1919年6月28日，27个国家的代表在凡尔赛宫镜殿见证了德国外长赫尔曼·穆勒签下赔偿条款，440项赔偿让德国丧失了全部的殖民地、租借地和10%的国土、12.5%的国民；丧失了75%的铁矿石资源、68%的锌矿石资源和26%的煤炭资源；丧失了20%的远洋与内河的航运能力，25%的捕鱼船队和大部分的海外投资；丧失了对军队规模的自主控制权，以及飞机、坦克和重炮等军事装备的拥有权。此外，德国还必须在未来的30年间，向战胜国交付1320亿金马克，约合33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330亿美元当年是什么概念？资料显示，1919年过去4年之后的1923年，世界各国的黄金储备加在一起的总价值不过200亿美元而已。
一战之后的金融故事
作为一战的失败者，德国签署了城下之盟，但在赔款问题上，德国也抗争过。实际上，330亿美元赔款最终是在1921年5月才确定的，而在《凡尔赛协议》的最初文本上，德国需要支付的赔款数额则是330亿美元的两倍。
作为德国的老冤家，法国是一战中受损最为严重的国家，法国在战后最大的愿望是：通过战争赔款壮大自己，彻底搞垮德国，成为在欧洲大陆唯一的霸主。
英国并不希望德国就此一蹶不振，反而希望德国尽快恢复经济。一来，德国经济的恢复可以避免法国独领欧洲大陆，威胁英国的地位；二来，德国经济的恢复可以使英国及时且足额获得战争赔款，并以此偿还对美债务，更可压制美国不时地叫板。
作为一战中最大的债权国，除决不允许“协约国”逃债外，美国还在盘算如何才能通过债务控制欧洲，为自己赢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地位。
列强各怀心思，但抛开政治仅从经济考量，法国要恢复家园、重振经济，必须指望德国赔款；英国要清偿对美国的债务，也得指望德国赔款；美国要维系战时扩张的产能继续增长，更要指望英法等国持续购买美国商品，这势必要指望德国能够如约支付战争赔款。但德国真有能力偿付赔款？
实际上，战败后的德国同样满目疮痍，工农业生产基本瘫痪，而经济恢复不仅需要时间，而且更需金钱。但是，刻不容缓的战争赔款，使德国根本无力恢复经济。1921年6月，经济死循环之下的德国，已经耗光了全部黄金储备。无奈之下，德国开动了印钞机，不过半年后的1922年1月，德国货币币值已从1美元兑493金马克，贬值到1美元兑18000金马克。
更要命的是，法国以德国没有充分履行赔款义务为名，派军队占领了德国鲁尔工业区，400名德国工人被杀，2000人受伤，15万人背井离乡。在鲁尔被占后不到一年的1922年11月15日，德国货币贬值到1美元兑42000亿金马克。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由于那时德国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所以经济史上将此次大通胀称之为“魏玛通胀”。这不仅让德国人在银行的存款变成废纸，而且德国所有债券、贷款等信用商品也变得一文不值。德国一贫如洗。
客观地观察历史，民不聊生、一贫如洗的德国经济，实际给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上台执政做了重要的铺垫。
越还越多的战争债务
德国经济状况让美国担心。如果英、法、德争斗不止，美国对欧洲的巨额债权恐将悬空，而且如果德国无力支付战争赔款，更会把美国经济拖入深渊。实际上，欧洲停战已经让美国经济痛苦不堪——欧洲对美国的商品需求骤减，美国商品出口严重萎缩，经济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汽车拆毁计划”就发生在1919年，其目的就是避免美国汽车制造业破产。
与此同时，欧洲结束了战时不计成本地购买，这也导致美国食品价格一落千丈。当时，美国食品管理局局长赫伯特·胡佛紧急致信威尔逊总统：我们的制造商有大量存货亟待出售，大量肉类产品也即将腐烂，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马上出口，美国市场将崩溃，银行的数百亿贷款将损失，我们的财政和农民将陷入危机。
威尔逊见信后急召幕僚商议。结果是什么？美国的法律规定，判断战争什么时候应当结束是总统的权力。所以威尔逊据此决定，拒绝在1919年宣布战争结束，从而使战争期间的一项政策得以继续——向欧洲提供“胜利自由贷款”，并要求欧洲继续“用美国的贷款购买美国的商品”。“胜利自由贷款”延续了3年，直至1921年7月，美国参议院才同意结束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战争状态；8月，美德签署《柏林条约》，恢复两国和平；11月，接替威尔逊的美国新任总统哈丁正式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国利用“胜利自由贷款”为本国经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却深陷全面经济萧条。战争中英国物价上涨300%，国家债务增长了9倍有余。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法德死掐、英国重债的特殊时局，赋予美国一个重大机遇，美国以维护债权安全与完整为由，强势介入欧洲事务，逐渐开始在列强间占据核心位置，让英法两国退居到了从属地位。
1923年10月，一份精心炮制的计划问世了。这是一份由美国时任国务卿查尔斯·休斯主导，摩根家族的亲密盟友、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起草，专门针对德国战争赔款的新计划，史称“道威斯计划”。几经努力，这份计划在1924年9月1日获得了英法德一致同意，并开始实施。
所谓“道威斯计划”简单说就是，由美英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德国提供贷款，帮助德国恢复经济，并使之获得偿付战争赔款能力；德国则分5年支付战争赔款，最终截止日为1929年9月1日。
为了“道威斯计划”的顺利实施，英美银行在柏林设立了办事处，委派了摩根财团的合伙人帕克·吉尔伯特作为赔款总代理，全权打理与赔款相关的金融业务。于是，英美银行把钱借给德国，而吉尔伯特会立即把钱变成战争赔款交还给英法政府；英法政府再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美国政府偿债，另一部分则用于进口美国商品。同时，为维护“道威斯计划”的顺利实施，美联储把美国市场利率压得非常低，这使高息的德国债务吸引力大增，从而确保了美国私人贷款源源不断地流向德国。
毫无疑问，“道威斯计划”让美国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但德国得到了什么？两个结果：第一，把政府间的战争赔款转化成了德国政府对英美私人银行欠债；第二，德国政府向私人银行举债，其利率远远高过《凡尔赛协议》规定的5%水平，再加上名目繁多的佣金、手续费，德国债务成本大幅提高，以至通过借债支付战争赔款的德国，债务（或战争赔款）越赔越多。统计显示：1924年到1931年期间，德国一共支付了105亿帝国马克的战争赔款，但从海外借的债务却增加了186亿帝国马克。德国经济会因此得以恢复？不可能。
1929年股灾背后的金融较量
表面看，“道威斯计划”使英法经济得到了恢复，也使美国的制造业获得了欧洲的订单，同时又造就了金融的繁荣。但是，这都源自德国负债规模的不断增加。这势必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种子。很明显，如果德国经济不能因此而走向兴盛，德国债务增加依然属于简单盘剥，这件事可持续吗？
不过，这段历史中最为醒目的事件，还是美英之间的金融斗法。
1925年，本该全力恢复经济的英国，却十分着急拯救日渐衰落的英镑地位。其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四处奔走，试图重建战前强势的金本位英镑地位，以及1英镑兑4.86美元的固定汇率。在他的极力说服下，英美货币汇率被固定在1∶4.86。但是，把战前1∶4.86的汇率放到战后，按照当时美英两国的经济实力对比，是否意味着英镑币值严重高估？当然。所以，英国出口变得十分困难，而英国人更倾向于持有美元，以致欧洲黄金大量流向美国。
如此态势让英国央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无法忍受，但他根本无力说服丘吉尔允许英镑贬值，放弃金本位。怎么办？1927年春，诺曼偕同法国、德国的央行行长一起来到美国，试图说服美联储降低利率，阻止黄金进一步流向美国。美联储屈服了，力排众议把联邦基准利率从4%降到3.5%。这次降息行动，后来被许多经济学家视为“美联储历史上最愚蠢的行动之一”，而一年后当选第31任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更把这次降息定义为“叛国行动”。
在低利率刺激下，美国经济一片繁荣。1928年12月4日，美国第30届总统柯立芝发表了其任上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他对国会议员说：美国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鼓舞的繁荣时代。
尽管柯立芝的乐观受到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批评，但客观地说，1924年到1929年的5年，美国经济确实在突飞猛进。1924年，美国人拥有一台收音机还是一件新鲜的事儿，但到了1929年，美国已有1000多万个家庭至少拥有一台收音机。这期间，美国发明了消费信贷，随之汽车年产量从1924年的290万辆，增长到1929年的530多万辆；这期间，美国钢铁产量年均增长8%，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也从608亿美元增加到了680亿美元，而人均GNP增长了25%。当然，同时可以看到华尔街股价指数（《纽约时报》25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从1924年5月底的106点，上涨到了1929年10月21日（崩盘前）的378点。
美国经济是否过热了？1928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股票市场与信贷市场相互推动的疯狂投机，但因为对英、法、德的承诺，美联储不敢轻易放弃低利率政策。如果美国加息，欧洲黄金会否更加疯狂地涌向美国？会否加剧美、英、法等国之间的经济矛盾？其实，这个问题放在今天很好理解：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原理，在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条件下，市场充分开放与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只能二选一。依此可见，当时美国和英国实施固定汇率，而且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美国要想独立加息或减息，几乎不可能，必须要看英国货币政策的脸色。
1929年2月7日，正当美国还在考虑是否通过加息抑制市场投机之际，英国先动手了。这日，在美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英国央行单方面将银行贴现利率从4.5%提高到了5.5%。此举骤然改变了资本流向，大量投资人开始用美元兑换黄金，然后汇往伦敦。此举瞬间导致市场美元流动性收缩，于是，华尔街股市受不了了。1929年2月14日，美联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否该把再贴现利率从5%提高到6%，借以阻止黄金储备急剧下降，但会议无果而终。原因是与会者认为，加息会打压股市，打压国内制造业。
1929年3月26日下午，当华尔街短期拆借利率攀升到空前的20%、美国金融市场发生严重资金短缺之时，英国央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再次出现在美国，不过，这次他是来要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立即加息的。8月9日，当纽约联储把再贴现利率从5%提高到6%之时，华尔街股市开始走向崩盘。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崩盘，而英国财长丘吉尔正巧站在纽交所的看台上，他目睹了当天发生的一切，并叹息道：“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啊！”
两年之间，英国迫使美国减息，吹胀美国经济泡沫，然后再迫使美国加息刺破美国经济泡沫，这是英国人为维系自身地位而刻意打压美国的手段吗？确有学者认为，酿成1929年华尔街股灾和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真正祸首，就是英国的财政大臣丘吉尔和央行行长蒙塔古·诺曼。
玩火自焚的金融攻击
按照“道威斯计划”，德国的战争赔款变成了185亿帝国马克的短期外债，而美国发生“1929大危机”，也导致英美银行大力度从德国撤回资金，迫使德国再次走上了“破产的钢丝绳”。德国会摔落下来吗？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说到奥地利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破产倒闭。
一战后，《凡尔赛协议》以极其苛刻的条件“肢解”了奥匈帝国，切断了奥地利与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之间最有价值的经济循环链——资源供给，以致奥地利工业从此废墟一片，再也没能恢复起来。但是，偿还战争赔款却是少不了的义务，此时维也纳信贷银行在摩根财团、英格兰银行等巨头的支持下，变成了奥地利最具实力的金融机构。但面对一片废墟的奥地利，维也纳信贷银行又能做些什么呢？
为什么摩根财团、英格兰银行等巨头要支持维也纳信贷银行？因为要让它扮演一个特殊角色——收购奥地利的中小银行、收购奥地利政府为偿债而不得不变卖的优质资产。维也纳信贷银行靠什么赢利？没有，只是依靠国内储蓄和短期外债所提供的现金流动性维系运转，而收购资产所需资金，全部来自境外金融机构提供的短期融资。
本就虚弱的维也纳信贷银行遇到1929年华尔街寒流，美英巨头纷纷撤回资金，收缩战线，维也纳信贷银行的流动性立即中断，但还能惨淡维系。1931年初春，奥地利与德国趁着美英自顾不暇，重新结成贸易和海关联盟。此举严重刺激了法国的神经。法国认为，德奥商业联盟势必导致重新开始政治与军事联盟，从而对欧洲大陆的安全构成威胁。怎么办？为制止这一联盟，1931年3月，法国政府责令大幅削减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短期融资。
原本为了击垮德奥联盟，法国报刊释放一则虚假新闻，说“维也纳信贷银行正在遭到挤兑”，但没想到，法国不仅因此而引火烧身，而且引发了一场震撼整个欧美金融市场的信用危机。
随着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率先倒闭，德国银行业开始遭受全面挤兑。1931年7月13日，德国第二大私人银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宣布破产。很快，人们开始怀疑德国已经无法继续支付战争赔款，从而使挤兑风潮冲向法国、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信用危机发生。
美国如何？1929年危机发生之后，胡佛总统实际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稳定美国经济，他甚至要求工业巨头们不许解雇工人、不许减薪，维护市场活力。1930年年底，美国经济出现了转机，股市也于1931年3月收复了1929年的失地。但就在这时，欧洲信用危机突然爆发，信息灵通的华尔街大佬再次疯狂抛售股票。1929年以后，为强化投资者信心，摩根财团率华尔街金融机构出资构建的“救市基金”，居然也全部清仓。
欧洲和美国之间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导致长达4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其间，太多惨绝人寰的悲剧，而值得历史记忆的是：1931年9月22日，英国政府违约，放弃英镑金本位、放弃英镑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同时再次加息以支持强势英镑，而各国金融机构更加拼命地收回外债，全世界债务链彻底断裂，经济雪上加霜。
德国经济彻底垮台，社会陷入混乱，看到英国失信的德国公众也彻底愤怒了。与此同时，法国也垮了。从1921年到1931年，德国能够足额、及时地支付战争赔款，一直支撑着法国经济预期，但如今，这个预期彻底破灭了，法国经济大萧条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现实。
美国也很惨。胡佛总统百般努力下的经济希望，被英国霸道的金融行径彻底打入了深渊：1600万人失业，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只能靠泔水为生；农产品(5.750, 0.06, 1.05%)大幅跌价，许多农场主杀光牲口扔进山涧；业主还不起银行贷款，银行不能兑付储户存款，到1932年11月，美国银行体系彻底崩溃。尽管新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启动了行政干预手段，但到1933年3月，美国依然有9000多家银行清盘关张。
比欧美各国经济灾难更不幸的是，阿道夫·希特勒高喊着“拒还外债”的口号登上了历史舞台。1932年，希特勒在他的竞选演说中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当政，我将撕毁《凡尔赛协议》，拒绝还债，还给人民一个强大的德国。一年后，他登上德国总统宝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祸根。
由此可见，1929年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其原因并非“华尔街过度投机，以致股市泡沫，然后泡沫破灭，拖累经济”那样简单，而其实质是西方列强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恶性财富争夺的必然结果。整个过程中，欧美金融市场被金融巨头串联成一个整体，而列强为自身的超额利润你一招、我一式，让政策牵引金融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才是导致经济在泡沫和负泡沫之间循环往复，金融危机在各国间此起彼伏的根本原因。
殖民地时代，金融战的主要特点无非是资本支撑战火，战火开辟市场，市场支撑资本掠夺。这个时期列强之间的金融争夺，大致也只体现为“财富运输线”上盗猎与反盗猎，而盗猎与反盗猎的比拼当然也离不开国家实力的比拼，离不开资本对航海技术的支撑，但总体而言，是财富从弱国流向强国，从殖民地流向宗主国。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变成了强强对决，而金融战的特征也随之发生变化：第一，交战各方，不仅要在全世界搜刮财富和金融资源去支撑自己的战争实力，同时还要破坏对手的金融能力，削弱对手的战争支撑力。第二，尽管美国在一战中跃居世界经济之首，但列强之间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金融实力等并无巨大落差，加之这时，金融寡头的行为实际已经将列强的金融市场连成一体，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金融破坏，都极易招致全球性的金融灾难。尤其战后，当金融巨头的行为失去政治倾向而只为自身敛财服务时，任何一个点上的金融失衡，都会招致整个金融大厦的倾覆。
强强对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融战与一战几乎无异，不同的是二战之后，美国获得了更大的战争利益，经济实力已经超越老牌列强，从而得到了绝对权威的国际话语权。
说到这儿，最该点名的事件就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中北部华盛顿山脚下的一片橡树林，其间坐落着一个建筑群。这里之所以拥有举世瞩目的地位，是因为二战后重构世界经济格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诞生在这里。
布雷顿森林的较量
二战结束后，欧洲要重建，经济要恢复，世界是否还要回到一战后那种经济混战格局？实际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在1941年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列强间无序的利益争夺，正是战争周而复始的重要而直接的诱因。尤其是恐怖的1930年代，各国为了各自摆脱危机，最后掉进“囚徒困境”的陷阱。
于是，列强接受了凯恩斯主张。既然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这只权威之手予以调控，那处理国际经济事务，是不是也该有一种“超主权力量”去维护稳定与持续？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明白，谁主导这个“超主权力量”，谁就将拥有世界经济霸权，并赢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1941年8月10日，大西洋宪章会议期间，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甲板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前排左），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前排右）。
很显然，老牌霸主英国和战争新贵美国，谁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发布了《大西洋宪章》。建议战后成立以胜利国为核心的“联合国”，借以稳定国际政治秩序；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借以形成均衡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实际上，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争霸战已经暗流涌动，在英美间拉开了战幕。
1944年7月1日，华盛顿森林中的华盛顿山饭店人满为患，44个国家的730位代表下榻这里，共同见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公约——《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诞生。但在当时，聚光灯下实际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代表英国主张的、对现代经济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另一位则是代表美国主张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经济学家亨利·迪克特·怀特。他们带着各自的方案，展开激烈辩论，而其他国家的代表不过是看客和最终方案的被动接受者而已。
英国和美国的两个方案都主张创立一个国际货币机构、世界的中央银行、国际清算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前身。但核心是用于国际贸易计价与结算的“超主权货币”应当是谁？怀特方案认为，它是美元。凯恩斯认为，它是班克尔（bancor）——由各国主权货币构成货币篮子，再由国际清算联盟发行班克尔；班克尔盯住黄金，其他国家货币盯住班克尔；国际贸易以班克尔计价结算，并按各国的出资比例和国际贸易的规模大小，分配使用。
凯恩斯何以给出班克尔方案？后人分析，那时的凯恩斯已经意识到，两次世界大战已使英、法、美三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英镑、法郎、美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格局也已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如果不能有效限制美国特权，英、法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将彻底让位于美国。1944年，美国向盟国提供的货物和劳务价值500多亿美元，同时拥有的黄金储备已占世界黄金储备的60%，工业生产总值也相当于全球的50%，制造的商品已占世界总量的35%，军事工业能力是轴心国的两倍。
凯恩斯败了，拼死抗争22天后的1944年7月22日，最终方案浮出水面。美元在华盛顿山脚下的布雷顿森林里夺得了国际货币之王的桂冠。《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核心有两则，其一是《关贸总协定》，试图统一各国的贸易政策，限制各国政府采用鼓励性贸易措施，伤害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其二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试图建立一套国际公认的汇率体系，避免个别国家通过主动性货币贬值去刺激出口，引发恶性出口竞争。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什么？第一，各国货币盯住美元，波幅不超1%；第二，美元挂钩黄金，各国可随时以美元兑换黄金，金价固定为35美元/盎司；第三，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世界央行”，个别国家出现临时性美元短缺，IMF为其提供流动性；第四，成立国际重建与开发银行（IBRD）——世界银行的前身，由它向战火涂炭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重建贷款。
从此，美元站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一直延续到今天。
利益面前无道德
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赚得盆盈钵满，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更让美国站到了全球利益丛林的食物链顶端。
1945年5月8日，盟军与苏军会师柏林，从而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一战结束后一样，美国同样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但美国吸取一战教训，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已经专门做好制度安排，美国通过世界银行间接向欧洲提供进口信贷，用于购买美国商品。
到了1947年初，透过世界银行的贷款已经显得“太有节制”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到访莫斯科，然后又到处走了一圈，他发现，欧洲经济依旧乏力。怎么办？马歇尔回到美国后，参照一战后的“道威斯计划”，制定了一份欧洲复兴计划，史称“马歇尔计划”。按照这份计划，美国绕过世界银行开始直接向欧洲提供更多的贷款，这些贷款不仅帮助盟国，同时也帮助德国和日本。
其实，英、法、美国一直都在分析一战的教训，他们的共识是：严酷的战争赔款实际无法实现，最终导致了一战之后的经济混乱。所以二战后的盟国，除把战争罪犯（个人或组织）推上审判台以外，胜利者并未提出战争赔款问题。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德国和日本将是美国未来的出口市场。
此时的美国所贪图的是传统意义下的“出口利益”。历史地看，列强间的贸易争夺其实都是顺差争夺，通过对欧洲的信贷，消化美国产能的同时，获取巨额贸易利益。统计数据表明，1948年到1954年，美国向欧洲提供了17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绝大部分用于美国商品的采购。其中，购买仪器和棉花占46%，购买煤炭占16%，购买钢材和铝材占19%，只有14%被欧洲企业用在追加资本支出。
更重要的是大量美元贷款投向欧洲，培养了欧洲人使用美元的习惯，树立了美元在整个西方世界无与伦比的地位。美国占到了经济丛林的食物链顶端，只需大量发行货币，输出贷款，美国的商品就可以大规模地出口海外。
伴随着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华尔街也一扫30年代的暗淡。与之相对，美元发行的执行机构——美联储纽约分行更是繁忙异常，美元供应量持续大幅增长，而这个增长的背后则是全世界的黄金滚滚流入美国。
朝鲜战争的冲击波
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让美国人迅速富有，也让欧洲经济加速复苏。两年后，1949年10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高达400多亿美元，占到世界各国黄金储备的78%。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脚步走进白宫的美国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着实感到了不安。
战场上频频失败的美国开始在经济上封锁中国，最先干出的一件事是，冻结中国在美的全部资产。但没想到，这招吓坏了欧洲人。一来，西欧大量的美元收入，来自对东欧的贸易，所以西欧生怕美国也把自己的美元资产冻结掉；二来，深陷朝鲜战争的美国开始出现财政赤字，美元资产是否会因此而贬值？
此时此刻，英国看到了恢复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机会。于是，英国采取不问出处、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手段，试图把欧洲美元吸引到伦敦，形成美国之外世界最大的美元市场。这招着实灵验，不仅欧洲国家所需美元不必再向美国借贷而转去伦敦，同时，一些美国企业为避开国内高税率，把自己的海外收益放到了伦敦。这样的态势一直持续至今，伦敦金融城不仅是欧洲美元市场，同时也是世界最大货币交易市场。
毋庸置疑，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是美国必须保有充足的黄金储备，以维系国际收支平衡和其他国家无条件以35美元/盎司兑换黄金；其二是美元保持坚挺、维持世界对美元的信心。但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美元离开美国本土，这势必威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
尤其是欧洲从战火废墟中恢复，使用的机器比美国更新、更先进，制造的商品比美国更好、更便宜。因此，在“陷入战争+工业老旧+欧洲争夺”的合力之下，全球贸易格局开始逆转。在贸易上，美国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在金融上，为弥补逆差美国只能放大美元货币数量，但货币越发越多，黄金却不再流入美国。这动摇了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基础，美元贬值预期伤害了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1946年，一直反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尖锐指出，美元作为特权货币，把世界贸易变成了美国的仓库。美国出现贸易赤字，不用像其他国家那样为外汇储备减少而苦恼，只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无偿地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和劳务。
1958年，世界对美元的怀疑终于演化为一场抛售。1960年1月2日，约翰·肯尼迪在参议院秘密会议厅面对300名支持者宣布他将竞选第35届美国总统，但此时，美元抛售狂潮在欧洲冲向极致。伦敦黄金价涨到41.5美元/盎司，意味着美元贬值超过20%。这一年，在欧洲平均投资回报率16%、高出美国一倍的吸引下，470亿美元的美国资本流向欧洲，1957年这个数字只有250亿美元；这一年，美国黄金储备加速下降，1950年其总值400多亿美元，此时还剩不足200亿美元；这一年，美国财政赤字超过200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超出黄金储备总值；这一年，美国工业产值下降14%，出口萎缩，加之资本的大量外溢，美国国际收支出现20亿美元逆差。
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出现的第一次危机，倍感惶恐的美国政府立即邀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日本召开紧急首脑会议，商议如何应对危机。会上，各国首脑接受了美国的提议，把各自的黄金储备集中到一起，构建了历史上著名的“10国黄金储备池”。同时，各方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互惠贷款协议，并通过这个协议，欧洲9国对美提供200亿美元贷款。一系列举措下，美元勉强渡过难关。
布雷顿困局
第一次美元危机注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摇，美元会否因此由兴而衰？1961年1月，肯尼迪入主白宫，同年，美苏两国长达28年的“冷战”正式拉开帷幕。
不过，另一道“冷战之墙”也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形成。鉴于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针对政策资源的争夺，使之产生了巨大的隔阂。民主党身份的肯尼迪非常在意美国实体经济的良性发育。他认为，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之本，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国民更多走向中产的基石。但是，肯尼迪的“实业兴国”之路非常坎坷，因为他触犯不少金融权势集团的抵制。
同时，肯尼迪还遇到了另一个大麻烦，欧美市场早已被金融巨头实际联通（开放），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构建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在此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基本作废（上文已经讲述过“三元悖论”）。就是说，如果美国降息或大量投放基础货币，资本将流向高利率的欧洲；如果为阻止资本外逃而加息或减少货币供给，那美国实体经济势必受到进一步打压。
1963年7月18日，无奈的肯尼迪只能寄望财政政策。他强硬要求国会通过法案，对外流资本课以15%的重税。话音刚落，华尔街怒骂一片，法案遭到英、美金融巨头的激烈反对。肯尼迪终于没能看到这部法律，法案提出127天之后的1963 年11月22日，美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倒在了刺客的枪口之下。从此，“实业兴国”的理念与美国渐行渐远。1964年9月，尽管相关法案最终还是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批准，但其中的条款被微妙修改，根本没能起到阻止资本自由流动的目的。
约翰·F·肯尼迪遇刺后的交易所
有一种说法称肯尼迪被跨国金融集团暗杀了。但无论是不是这样，“肯尼迪事件”深深地刺激着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美国耶鲁大学的罗伯特·特里芬。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他一直在研究，试图建立一个能够维系世界经济长治久安的健康货币体系。1960年，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特里芬顺势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经济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部专著《黄金与美元危机》，以此从理论上阐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缺陷，并指出了美元致命要害。
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当作国际唯一计价与结算货币，其他国家必须大量储备美元，为国际贸易顺利进行；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从何而来？对美出口并保持顺差。但是，美元是否经得起长期美国经济长期逆差？这就是矛盾。第一，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美元贬值实属必然，其他国家是否愿意不断增加美元持有？第二，当其他国家怀疑美元即将贬值之时，势必以美元储备大量兑换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能维系多久？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无解之题，就是著名的“特里芬困境”。
列强间的暗战
特里芬致力于改变这一“困境”，但在美国，没人愿意理睬这件事。在肯尼迪之后担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更不愿意正视美元问题，他用一种卸责的解释为美国大量印钞辩护：“世界黄金产量根本不足以支持全球货币体系，而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这实际是为全球贸易提供至关重要的流动性。”此言一出，欧洲一片哗然，盟友们也倍感恼怒，因为他们心知肚明，美国大量印刷钞票，不过是为自己支付巨额军费开支。事实是，那时美国在越南正值酣战，到了1967年底，美国政府已经在越南战场花掉了2000多亿美元，但第二次美元危机爆发，欧洲美元市场再掀美元抛售、黄金抢购风潮，“特里芬困境”再次发作。
率先站出来发难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1967年，法国中央银行决定，把自己手里的英镑和美元全部兑换成黄金，退出“10国黄金储备池”。戴高乐甚至扬言，他将亲驾军舰运美元到美国去运回本该属于法国的黄金。法国的行为引起欧洲许多国家仿效，一时间，黄金炙手可热。
情急之下，美国再出损招儿——宣布美元与黄金兑换“双轨制”，即美国只对各国央行维系35美元/盎司的布雷顿森林协议，至于伦敦黄金市场价格则任其随行就市，美国不再承担固定比价义务。此举，暂时保住了美国本土的黄金储备，但却把英镑推进火坑——因为英镑兑黄金即将贬值的预期，市场开始把抛售重点集中于英镑。1967年11月18日，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顶着白宫不许英镑贬值的压力，放弃了执行22年、1英镑兑换2.8美元的固定汇率，英镑瞬间贬值14%。
英镑贬值让压力也转向美元。资料显示，1968年3月8日到15日，短短7天的时间里，美元兑换黄金的风潮让英国央行搬出了1000多吨黄金，但根本无法制止美元和英镑的疯狂抛售。于是，英国向美国发出调运黄金储备的请求，美国空军出动大型军机，从诺克斯堡的美国金库向伦敦输血。那时英格兰银行称重室的地板上堆满黄金，几乎不堪重负。1968年3月15日，美国要求英国暂闭黄金市场，希望借以稳定市场情绪。
由戴高乐挑起的这场金融战争，让英美焦头烂额。1967年1月31日，戴高乐为显示执政10年的经济成就宣布，从即日起，法郎与黄金按固定价格自由兑换。此举，当然是要把国际货币权力从英美手中夺至法国，但在金本位下，戴高乐的决定无异于彻底开放法国金融市场。
消息一出，英美媒体大肆吹捧法郎如何坚挺，黄金存底如何充足。而在热捧之中，英美两国金融家裹挟着金融投机客蜂拥法国，他们从世界各地调来一切可换法郎的货币，让法国金融市场变得异常火热。但是，戴高乐对市场热浪大加赞赏，并视之为自己10年执政的最高奖赏。
可好景不长，经济火爆刚刚一年，“五月风暴”开始了。动荡引发外国资本恐慌，纷纷以法郎换购黄金并运往境外。到1968年底，法国失去了30%的黄金储备。自此，英美货币危机成功转嫁给了法郎。
“五月风暴”之后不到一年，戴高乐——西欧唯一敢和美英叫板的政治明星，黯然陨落。有经济学家分析，在不适宜的时候放任法郎与黄金的自由兑换，这给英美金融豪客狙击法郎提供了绝佳条件，这是戴高乐所有经济政策中最大的败笔。
为维系货币霸权
两次美元危机已使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被迫之下，美国必须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为失控的财政支出止血。所以表面看，撤出越南是国内反战白热化的结果，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应当是美国急需扭转市场信心，破解美元危机，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美元霸权。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提出逐步撤出越战，并放弃连任美国总统的努力。
1968年4月，伦敦黄金市场暂停两周后恢复交易。这时，美国已把10国首脑再次聚集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一个紧急而特别的会议。会上，IMF拿出一套方案，试图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这套方案设计者就是“特里芬困境”的提出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他建议，以IMF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发行一种特殊货币符号——特别提款权，成员国按出资比例获得相应份额；所有成员国应将特别提款权视为国家储备资产，并使本国货币盯住特别提款权，窄幅波动；当某成员国因贸易逆差而无法实现美元支付时，这个国家可以动用特别提款权进行贸易支付。
美国当然不愿看到世界上出现一种可与美元平起平坐的替代品，但按照这个方案的安排，特别提款权并不足以动摇美元的主导地位。所以，美国采取了一副无所谓的姿态。但法国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混乱，纸币对黄金大幅贬值关键原因是美英两国毫无节制地花钱，超量发行货币。所以，根本不必搞什么特别提款权，而世界需要的是美英两国紧缩货币，削减财政赤字。
美英反对法国的观点。他们认为，纸币兑黄金贬值，是因为世界上黄金存量太少，根本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增长的需求。此言是否话里有话？精明的法国人心知肚明，英美的言外之意是：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价，这实际是要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
其实，法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元霸权充满敌意，但它也明确无误地知道，一旦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可能给世界金融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10国斯德哥尔摩特别会议期间，法国多次明确地告诫美英政府，不要偏离《布雷顿森林协议》太远，甚至建议把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从35美元/盎司变为70美元/盎司。也就是说，允许美元兑黄金贬值100%，同时确保《布雷顿森林协议》继续执行。
法国的建议遭到了美英拒绝，这加剧了法国政府的不安。或许，戴高乐此时已经非常清楚，美英之所以赞同特别提款权，不过是暂避国际压力的权宜之计，而其真正的用意是为彻底甩掉《布雷顿森林协议》赢得时间。所以，愤怒的戴高乐向参与10国首脑会议的谈判代表发出指令，法国拒绝在《特别提款权协议》上签字。
毁约也是战争
24年过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否已经变成“鸡肋”？尽管它依然可以带给美国丰厚的“铸币税”，但不断加重的美元危机、经济衰退以及欧洲对美元的反感情绪，都在搅动美国经济和白宫新主人——尼克松的心绪。怎么办？
实际上，尼克松看到的美国经济数据令其忧虑。打从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军火商为赚取更多利润，开始把常规军事武器生产制造、养护与维修逐渐转到日本，而越战爆发更使这样的转移越发迅猛。与此同时，美国消费品生产商也开始有样学样，逐渐将部分产能转向东亚和东南亚，而美国政府为了笼络东盟国家也默许了这样的转移。所以，当东亚、东南亚国家开始“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之后，美国资本项目逆差不断扩大；同时，贸易项目逆差也开始不断加大，而战争支出又带来了美国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
1971年5月，美国国际收支居然出现高达520亿美元逆差。数据震惊世界，这是否导致美元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有经济学家后来分析，其实，如果美国当年接受戴高乐的建议，允许美元一次性大幅贬值，这可能会给美国的实体经济带来好处，反而更有利于美元坚挺。但为什么不干？华尔街阻止。在华尔街看来，美元兑黄金贬值会威胁金融商品价值，使金融资本受到严重伤害。
但现在，尼克松还扛得住吗？数据还显示，尼克松上台时，美国曾拥有的3万多吨黄金，现在只有接近8000吨，而按35美元/盎司的价格，美国黄金储备总值仅相当于其外债总额的25%。就是说，如果债权人继续大规模以美元兑换黄金，那美国将顷刻破产。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急召经济智囊——乔治·舒尔茨、保罗·沃尔克、杰克·贝内特等磋商办法，最终他接受了建议——彻底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即，尼克松发表了著名的电视讲话，他平静而淡然地宣布：第一，从即日起，美国不再允许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拒绝各国政府继续用美元兑换黄金；第二，对进口商品加征10%的附加税；第三，美国削减10%的对外援助。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毁约行动，建立在黄金基础上的美元信用彻底崩溃了。
失信的美元遭到疯狂抛售，欧洲各国货币面临强大的升值压力。为避免本币大幅升值影响自身的国际利益，欧洲各国被迫大力压制本国货币。于是，一波远甚于20世纪30年代的贬值大战，瞬间就把国际经济格局导入空前混乱的漩涡。
更不幸的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以美元计价结算的规矩并未发生改变。因此，美元贬值引发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后果是：恶性通胀。这对欧洲近乎灾难，因为欧洲大部分能源、生产资料需要依赖进口，所以美元贬值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必然深深地打击欧洲制造业。
再造美元霸权
美国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让罗伯特·特里芬看到了机会。他努力劝告尼克松，要破解困境必须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弱化美元的特权地位，否则，欧洲各国不会长期容忍美国以极低的代价占有他国财富。但特里芬的劝说被美国大佬们置之不理，他们认为，只要任由各国货币自由浮动，美元的“特里芬困境”就会自然破解。
这样一种“装傻充愣”的态度让特里芬怒不可遏。他指出，美国撕毁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又拒绝其他货币加入国际储备货币，这就等于说，世界各国人民用心血和汗水辛辛苦苦地生产出商品，并把它出口给美国换回美元，同时必须承受美元购买力不断下降。无奈的特里芬教授辞去了耶鲁大学职位，提前退休回到故乡比利时，与他的同乡，时任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一起，开始研究统一欧洲货币的问题。其用意即在抗衡美元霸权。这其实是“欧元”最早的构想。
岂能让欧洲统一货币搅了美元的好事？这时，一个关键性人物——亨利·基辛格——德国出生的犹太籍外交家，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再次发挥了重大作用。实际上，除了忙于中美关系之外，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找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重树美元霸权的方法。
1971年之后，世界经济在美元大幅贬值中颤抖，直到1973年仍未看到好转迹象。当年5月，84位世界金融、石油与政界巨头来到瑞典的索尔兹巴登，这里有个海岛度假胜地，它也是瑞典银行业大佬瓦伦堡家族的一个私密空间。
这是一次非正式聚会，目的是要找到一种方法，让美元重回强势。正是这次聚会，基辛格为美元找到了一个新“锚”——石油。这个新“锚”的“支点”是中东。于是他有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后来被基辛格称为“石油美元再循环”计划。具体而言，第一，让美元成为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出口的唯一计价与结算货币，就是说，让美元锚定这个世界离不开，而且用量巨大的商品，如此，需要大量进口石油的欧洲各国将不得不把美元继续当成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第二，如果石油价格不断上涨，以致世界所需美元不断增多，美国就可以不断增大美元供给，保住美元“铸币”收益；第三，确保OPEC所获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债券、股票、基金等金融商品重回美国。
为实现这个计划，基辛格在中东“穿梭外交”，用巨额经济援助换取沙特阿拉伯支持美元作为唯一石油计价和结算货币。于是，一系列美沙双边“经济合作协议”达成了，这其中不仅包括数百个美国公司对沙特阿拉伯的大型项目投资，同时还包括帮助沙特创建其银行和金融体系。为此，一个名叫“美沙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机构成立了，并由美方派出要员负责具体实施《美沙经济合作协议》。同时，沙特阿拉伯承诺说服OPEC所有成员国，让美元成为OPEC石油出口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
基辛格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但或许不只是巧合，美元与石油绑定后，中东地区则是连绵的战火，而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是石油价格暴涨。如此态势，美国石油集团、金融集团和军工集团则从中获得巨额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元理所当然地重新回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与此同时，尼克松的另一位重要智囊杰克·贝内特，完成了另一项重要使命。他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关键人物，用石油出口获得的绝大多数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这使美国的财政赤字获得了有效弥补。
从此，美元霸权获得再造，并开启了一个其他国家必须把美元当成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国印制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登峰造极的美元时代。1976年新年刚过，IMF组成20国专门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签下了著名的《牙买加协议》，协议允许会员国自由选择、制定和调整汇率制度，否定了黄金的货币职能，而确立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同时，《牙买加协议》强调了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国际储备的组成部分。
许多年后有分析家认为，有了石油美元的制度安排，特别提款权将不再具有侵蚀美元霸权能量。甚至有人讥讽道，《牙买加协议》与其说它确定了点什么，不如说它只是承认了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它不过是为《布雷顿森林协议》补办了一个葬礼。
债务经济模式下的无痛收割
在频繁的中东战争中，石油价格不断被推高。在1978年还是14美元/桶，到了1979年年底涨到了40美元/桶，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大幅飙升；美国则开动印钞机使“铸币税”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据摩根信托担保银行的计算，截止到1979年10月，分散于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货币已达5000多亿美元，而欧洲美元市场的总规模则相当于美国国内货币供应量的57%。但大量印钞也会导致世界对美元的反感进一步加剧，一个重要证据是，黄金价格从1971年的44美元/盎司一路涨到1979年9月的400美元/盎司。不过，美国不再担心黄金储备被搬往其他国家，更不用担心通货膨胀。因为，美国经济结构开始向“低买高卖”为特征的服务业转向。与之相映的，正是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发展。
所谓债务经济模式，即第一，美国不再需要生产一般性商品，可以通过印刷美元从国际市场购买，并借此向世界输出美元；第二，各国为购买石油等大宗商品，必须把相当数量的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第三，各国为美元储备保值增值，必须去购买市场规模最大、变现最容易、安全性最高的美国国债，并为美国的赤字财政提供支撑。
可见，债务经济模式实际就是基辛格的“石油美元再循环”：美国只需印钞就可以去外国购买所需要的商品；流出美国本土的美元，再通过美国债务（国债或公司债）重新回到美国本土，变成可供美国政府或公司支配的现金；这些现金通过工资和福利支付给美国人，使之具有消费能力去购买进口消费品；美国的商人通过商品服务获得收入，然后继续购买别国的商品。
那不是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贸易逆差？不是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美国经济又如何增长？很简单，只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对美元的需求越来越多，美国的国债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需求；只要外国资本不断投向美国的股市债市，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获得资本收入的补偿，美国国际收支就会平衡；至于经济增长，只要美国人的消费不断上升，美国GDP就会不断上涨。至少从账面上看，没有问题。
这当然是巨大的好处，不用从事生产，只需印刷货币就可以近乎无偿地占有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但其他国家呢？正相反，用大量人力、技术和自然资源去换取“世界公认的价值符号”——美元，然后再借给美国使用。不止于此，其他国家还必须接受美元不断贬值所带来的资产缩水。
1971年，查德·尼克松总统把白宫政府组织委员会委员小约翰·包登·康纳利拉上了美国财政部长位置。其间，他以美元贬值促使美国贸易平衡，并带给500万美国人以就业机会。美元贬值政策当然让欧洲极其反感，但康纳利却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这句历史名言，既说出了美元的霸道，也道出了欧洲的无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曾矫情地告诉欧洲人：美国不断增加负债，不过是为你们提供流动性而已。
无疑，基辛格通过“石油美元再循环”所重构的美元霸权，构建全球经济的债务循环模式，而这实际是全球财富的收割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之下，只要外国对美元的需求不断增长，美国所欠债务将永远可以“只付息、不还本”，而且只要回流美国本土的美元足够多，美国的债务成本就会足够低。
金融资本重构地球
美国要实现“石油美元再循环”计划，通过购买输出海量美元，美国本土就必须“去实业化”，不再生产一般消费品。梳理历史发现，美国制造业打从1957年第一次美元危机发生后，开始逐步离开美国本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后。而最重要的一次转移，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好莱坞大片《华尔街》所反映的，恰恰是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华尔街上的真实故事。那是美国经济史上一个著名的“大收购”时代，规模空前。
怎么回事？石油问题。1979年底，第二次石油危机使油价暴涨到40美元/桶。由于能源及工业原材料价格暴涨，欧美日等主要工业国经历了二战后又一次严重衰退。1979年7月开始，美国企业倒闭数量激增，到1980年底，情况甚至比肩1933年“大萧条”水平，失业人口从1979年611万增至1200万，失业率高达10.8%。与此同时，物价大涨，1980年美国CPI高达13.4%。随之，经济增速变成负值。经济停滞、物价飞涨——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所谓“滞胀”现象。
在此当口，好莱坞影星罗纳德·里根接任美国总统，而这位共和党“鹰派”人物，与早他18个月接掌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人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形成了默契。他们一致认为，凯恩斯主义过时了，指导未来经济实践的理论应当是“新自由主义”以及“货币主义”等学说。里根在其著名的就职演说中称：“政府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这句话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极度推崇的名言，也代表了所谓“里根撒切尔主义”的基本理念，即政府只要管住通胀，其他都是市场的事，政府无需插手。
滞胀的原因是石油价格暴涨，而油价暴涨的原因又是“两伊战争”引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那该如何破解物价暴涨？顺理成章的方法应当是设法结束“两伊战争”。但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这位当年废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谋、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的高级职员，居然采取了提高利率、紧缩货币的方式去治理因战争引起的物价暴涨。
沃尔克完全不顾实业家的反对：第一，在1980年3月，废除了著名的“Q条例”，取消了美国政府对利率上限的管制；第二，颁布《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把货币控制权交到美联储手上。美元利率开始一路飙升，1978年初，欧洲美元市场利率为7%，到1980年初，这个利率升到20%。而且，两位数的高利率运行5年之久。这正是国际金融史上著名的“金融休克疗法”。
20%的利率，哪个制造业企业可以承受？加上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绝不会因利率上升而降低。所以，生产必然停滞，消费必然萎缩，经济必然萧条。美国制造业失去活路，为免于血本无归地破产，他们不得不接受华尔街提供的一线生机——重组。于是，《华尔街》电影中的博斯基们找到了大把赚钱的机会，以致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企业兼并、重组、收购狂潮变成美国经济史上一个经典瞬间。
那时华尔街最流行的一句话：小的总是美的。什么意思？当制造业极度虚弱、股价极低之时，金融家会利用杠杆进行收购；收购后，金融家会依据市场偏好把大公司拆解为若干小公司，然后包装小公司再高价出售，并从中谋得暴利。电影《华尔街》主角博斯基，就是当年华尔街上赫赫有名的金融大盗，实业企业不过是其手中的玩偶，赚钱的工具而已。另一位被实业家送进监狱的金融大盗，则是著名的“垃圾债大王”麦克·米尔肯，他开创了小公司吞并大公司、所谓“蛇吞象”的金融技术。
走过那段时期，美国产业资本实力骤降，金融资本实力骤增。1982年，美国制造业纳税后利润比1979年下降了43%。诸如GE那样的巨无霸，其利润来源也在向金融靠拢。2007年，GE汽车销售利润的50%来自汽车金融部门。不管情愿与否，制造业必须离开美国本土，因为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注定了他们背井离乡的命运。
金融吸血管道全球布设
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这是“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精神实质。从事实看，“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干得比里根更加彻底，二战后组建的、以英国铁路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被强行私有化，大量制造业企业离开英国转向亚洲，产业工人面临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的双重压力。为保住饭碗、提高工资，产业工人在工会的组织下频繁发动罢工浪潮，而“铁娘子”则下令解散工会。
高油价引发全球美元需求激增，而20%的高利率则导致美元大幅升值。结果一，美国制造业的商品出口大幅下滑，1980年录得364亿美元逆差新纪录，1981年二季度到1983年二季度，美国出口总值下降19.8%。结果二，美元升值为美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实现产业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反看亚洲，各国政府翘首期盼欧美产业资本转移，在空前的产业全球大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借以推升本国经济增长，但前提是开放金融市场——允许欧美金融资本安装“抽血”管道。
欧美与亚洲的默契，犹如“凹凸”二字，扣合在一起形成全球经济方圆。美国经济还剩下什么？金融、科技、军工、医药、传媒以及消费服务变成美国经济主线。对应的是军事霸权、金融霸权、科技霸权、理论霸权和舆论霸权构筑起的美元霸权。
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以低买高卖为赚钱手段的服务业，占到美国GDP的80%以上；不断积累的贸易赤字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总额接近9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GDP的50%和70%。与之相应，1990年到2008年，美国GDP增加4万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比不到10%；2008年，美国制造业在整个GDP中的占比18%。
1971年到2007年，美国人平均工作时薪从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总额从1200亿美元扩张至2.5万亿美元。为什么？产业结构变了，原本享有高收入的工程师和高级技工，大量沦为商业服务员、金融推销员、各种营业场所的柜台员，以及人体保健员和各色志愿人员，这也是当今美国社会还能提供的、最多的就业岗位。
这就是美国，一个所有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的“经济怪物”，一个从债务全球循环中吸血的经济体。按美国学者安德森·维金2007年的推算，美国1美元GDP增长，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