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舅舅〕敖玉琴／麦恬

《“加缪”舅舅》 文:敖玉琴  诵:麦恬 我舅舅长得有点像加缪。如果舅舅还活着，在那天我表妹的婚礼上，他一定是一边忙碌，一边和半老徐娘们打情骂俏的那个人。 我觉得，加缪的好看在于：头发少，鼻子高，嘴里从来以各种角度咬着一支烟。这三点都被生长在长江三峡一个小乡镇下的一个小村庄里的村民，我的舅舅所奇妙地雷同了。 那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舅舅是好看的。 我第一次对舅舅有印象，是我五六岁时。那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季节已经模糊一片。由于家里人手不够，我童年时长期扮演着家里烧火工的角色，我当时可能正缩在灶门口烧火，因为一般只有这个地方能像拴牲口的石墩一样拴牢我。就在那天，妈妈说今天舅舅要来。 土灶里浓烟滚滚，很快又顺着烟囱爬了出去，爬成了蛇的形状。南方的村庄不象北方，有村口，望出去一览无遗。在起伏的南方，家里来个客就像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因此在数公里外，穿山越岭的舅舅也一定望见了我家的炊烟。他敞穿着衬衫，因为天生有点趾高气扬的气质，正迈着外八字朝我家走来。 我的舅舅走过几个院子，几条没有见过世面的灰狗黄狗闻到人味，从竹林和黄捔树下阴险的走出。它们幻想咬住他那条肌肉随着走动而滑动和鼓起的小腿。狗们一路小跑，眼看就要咬上了，我舅舅看也没有看，飞起一脚就踢在领头的黄狗的腮帮子上。它滚到一边的地沟里，喉咙里发出呜咽的惨叫声，其他也全部落荒而逃。 “哈哈。还想咬老子，砸死你个狗日的。” 舅舅哈哈笑着，嘴里叼着烟，外八字更加有力地开始爬坡。 我家门前有一条长长的石板，本是一块巨石，泥土掩盖了它的边缘，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大，却在它露出来的光滑的石板上晒粮食。舅舅正是来我家商量收割粮食的事情。本来按照惯例，这些事情都是在赶场的时候他的姐姐我的母亲去和他说定的，可连续几个赶场天，舅舅都去相亲去了，他不得不亲自走一趟，来敲定一个割谷子的日子。 当我在灶门口里被烟熏得眼泪长流时，舅舅已经跨进了我家的门。这间土房子是我妈妈新盖的，几年过去了，舅舅需要低头才能进门来啦。他在烟雾中站定，用大眼睛扫射了好一会，寻找他姐的孩子。肯定又是在灶门口。哈哈，舅舅高兴地用手把我从蓬松的玉米秆里拖出来，他用一只手掌就可以把我把我举过头顶，又把我扔到空中，再接住。 我吓坏了，紧紧地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哭还是笑的流着眼泪。舅舅这才心满意足地放下我，你妈呢。我说我妈担水去了。舅舅把我往边上一撂，就奔着水井的方向去了。 我家在半山上，常年缺水，名字也颇有历史感：”半坡”。水井在一公里外的山下的渔家冲，我妈在井边时总是舀满了水，但一路踉踉跄跄地挑回来，就只剩下大半担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山下的路，看到舅舅跑成一个小黑点。他们见面后，像两只小蚂蚁一样互相张望了一下。然后一只小蚂蚁跑向另一只，妈妈肩上的水自然就落到了舅舅的肩上。他走在前头，我妈妈在后头拿着水瓢，气喘吁吁地才能追上他，那情状温馨又滑稽。 再看到他们时，已经走到了我家的黄捔树下。舅舅的大脚在厚厚的落叶中迅即而有力的移动，就像他家门前江上的大船。 我妈是家里的长女。我外婆一共生了5个孩子，最后死于难产。 据我妈妈说，舅舅和死去的外婆，是很像的。有亚洲人都不太常见的长相：长脸，高鼻子，大眼睛。外婆很宠舅舅，因为在他之前，外婆已经生了二个女儿一个儿子。另一个儿子是我的大舅舅，可大舅舅从小就体弱多病，俗称药罐罐。终于，不知道是哪个江湖郎中的草药，把他变成了一个口吃的儿童。 口吃舅舅在家里不太受待见，自从我这个小舅舅出生后，老大在家里几乎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可他有一天早上起来去上厕所，走过猪叫得污熏熏的猪圈，回来告诉外婆他在猪圈里，看见了几个人。 “他们抬着一个人出去了。”他说。 “不许乱说，你这傻子。”外公赶紧制止他。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都笼罩在一片阴影和恐慌中。 而且每天早上大舅舅都准时要去上厕所，返回时又准时地重复着这一景象。大人跟随着他去看，却什么都没有。但大舅舅坚持说他看到了，这对一个马上就有孕妇临产的家庭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 外婆去世的那年，我妈已经结婚了。四个弟弟妹妹，从二岁、八岁到十几岁的都有。外婆最后是被几个人抬着去县城医院的，天刚亮，他们跨过高高的柏木门槛时，她最疼爱的小舅舅正抱着八仙桌的一条腿，在桌下酣睡。 舅舅的到来，让母亲很是愉快，她常年被农活压得满是焦虑的脸上，有了娘家有靠的意气风发。妈妈嫁到山里来，父母并不开心。舅舅就像是外公派来的邮递员，带给她的是娘家越来越多的体谅，她仿佛又回到了江边上，听到了河水流动的声音。而自家的龙眼树开满了花，夜航船经过时的灯光，照着它们轻轻晃动的身影。 妈妈给舅舅炒了几碗干花生，边剥着花生，边说起最近几个别人给舅舅介绍的对象。妈妈喜欢看舅舅，是觉得他身上有逝去母亲的影子。我喜欢看舅舅，是因为舅舅给我一种父亲一样的安全感。他到哪里都是这么磊落神气的，远远近近的年轻人都知道他劳动力过人。 “家明到姐姐家来了。”几个同龄的青年也到我们院子里来了，那眼里竟然有几丝崇拜。 舅舅在别人介绍的几个姑娘中，挑选了一个辫子长长的，脸盘圆圆的姑娘。她就是我的舅娘了。 结婚的那天，舅娘哭得呼天抢地，让我这样的小孩子还以为她不情愿。难道舅舅不合她的心意吗？但没有多久，舅娘就给舅舅生了一个大胖儿子，我的表弟。 结婚后，舅舅就从江边搬家到了离江远一些的另一座山的避风处。外公给他修了一座小院子，白墙灰瓦，门口栽种着一丛树叶低垂的芭蕉树。牛羊鸡鸭鹅猪等，齐整地呆在他家的周围该呆的地方，院子旁的一口小水库总是送来徐徐的微风。 最让我羡慕的是，舅舅家的水井离院子只有十几米，以他的力气，几乎是徒手抓着两只木桶，就可以将灶屋一角微泛青苔的石缸喂得满满的。 我们收割粮食的那天，舅舅会从河边带五六个男女壮劳力来，加上我们村的几个年轻人，十来个人可以闪电般地把成熟的谷子从田里颗粒不剩地收进我家的柜子里。 下午，收谷子开始，我家门前的那块光滑而陡峭的十几米长的长石板，就成了比赛体力的场地。谷子长在山下，因为山下才有水田。收时也很讲究，要头朝下的扎成“草头”，一根千担一穿，喊一声“一二三”就搁上肩头。但从放上肩头的那一刻开始，就不能休息啦，否则谷穗以头触地就没有收成啦。我家住在山上，农田都是二公里下的山脚，好多壮汗挑到这块大石板下已经脚耙手软，汗如雨下。 舅舅呢，舅舅还是叼着他的烟，走到这里时他深吸了一口。 “代老大”，他踢掉凉鞋，朝我的幺姨爷喊道。 “来哟，看哪个跑得快！”然后脚板不粘地地就一口气挑着一百多斤的草头冲在了最前头。当他的大长腿已经蹬上了石板的顶端，那几个年轻人才气喘吁吁地跑了一半。 我的大舅舅长大以后也不口吃了。 他不加入他们的比赛中，但他也尽力地用背篓背着一捆又一捆谷子，这样方便随时歇气。当舅舅第一个冲上石板高处，大舅舅就在一边呵呵地笑着，似乎那骄傲他也拥有了一半。 晚上在谷场时，到最后一个环节牛上场了，人们的情绪也松弛下来，男男女女坐在坝子边上开一些过份的玩笑。舅舅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让步呢？听到他一个人舌战群妇，大舅舅也是这样嘿嘿地笑着的。 在我的记忆中，如果别人来帮我们家收了谷子，我们自然是要去还工的。唯独舅舅家不需要。因为别人家还在祈祷好天气的时候，他已经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一季的收割活动终结了。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还利用闲暇时间学会了木工。 小时候，我家到处充斥着舅舅成功的和不成功的作品。 从我坐的儿童椅到吃饭的桌子，不少都是舅舅给我们做的。他的木工活考虑周到，我的儿童椅不仅有坐的横板、搁脚的踏板，还有一个敲击可发出声响的木铃铛。这些创意在当时的乡村，堪称罕见。 小时我常常生病，有次舅舅不知道来家里帮什么忙，刚巧我又生病了。几个春天过去，我的个头又长了一些，他亲手给我做的儿童椅已经不适合我。最后只能拆掉横板，半蹲着。舅舅用儿童椅背着我，去场上看医生。他还是迈着多年不改的外八字。 我们路过一个水塘，水塘边上就是我读书的幼儿园。我突然很渴望被小伙伴看到。尤其是那个经常欺负我的鼻涕龙余三毛，可以让他看看我强壮的家明舅舅。 可惜舅舅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走得太快了。 1996年我们举家搬进城里。 粮食的贱价得让人无心耕种，舅舅、姨爹们也四散各处，在县城、镇上，甚至修铁路的深山里做工。江边的农田更惨，三峡工程的水位线已经给它们判了死刑或者缓期：马上淹还是过几年淹，但终究是要淹的。 舅舅也去了城里，他所擅长的农活看来是毫无用处了。他终于在县城里有了接二连三的木工活儿，也有了固定的住处。 他是那几年学会骑摩托车的吗？ 他做起了半个城里人，在县城的滨江路租了房子，很小的单间。夏天的时候，舅舅看见江水越来越高，一条奔流的大江颜色渐渐变绿，竟有了几分氲氤的仙气儿。 船作为长江上风行一时的交通工具，如今只能看到每天一二班的旅游船。相反，各种公路、乡镇路、机耕道却遍布乡村，它们不成规矩地乱修，像缝合得不好的外科手术，一到下雨天就模糊一片。 自从一条小路修到舅舅的小院门前后，他就离不开他的摩托车了。 在舅舅的小院前，我看到一个皮肤发黑的男人在坝子里扫鸡屎。他看上去比我舅舅年龄大，他的脸是圆的，鼻子也不高。 “你是我的舅舅吗？”我问他。 他带着歉意笑了笑。“妹妹，我不是你的舅舅。但，你是该喊我舅舅的。” 那我的舅舅去哪里了？这两层的小洋楼，深蓝的玻璃，新修的楼梯，都是我舅舅的手笔呀。 我舅娘从屋里出来了。 她又要拿袖筒擦眼泪了。出事那天，舅舅匆匆地出了门。舅娘问：“你要去哪里？”他说：“我去找一个采石厂。”他叼着烟走到芭蕉树下，突然回头笑了一下：“你要记住，喊我哥哥。” “神经病”。 舅娘忿忿地拿起镰刀进屋去了。 一个小时后，骑着摩托车的舅舅在公路上调头时，一辆无证驾驶的面包车朝他冲过来，将他撞得飞了出去。面包车又冲上了山崖，将一块一米直径大的石头震落下来，也撞成了数块。我舅娘闻讯赶去。她捡起一块碎石，在手里捏碎了它们，才哭出声来。 舅娘周围围了一圈村民，其中一个说：“这么大的石头都撞成这样，哪里还会有活人。” 那是2011年的8月。 这大概是我在忘性到来之前，所能记住的关于舅舅的最后的数字和细节了。我独自地、无尽头地扯着所有的回忆，又看着回忆像一个毛线团一样滚远，滚回到我故乡此时黄昏的一条深色的小路上： 我的舅舅大踏步地走着，走过了一家又一家的炊烟，他会记得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