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故事:二舅的雅号
在青少年之前,我与二舅一家的接触很频繁的,因为两家相距仅隔一排石库门住宅。我经常去那里,与表亲们打牌下棋玩耍。
我妈多次说起过二舅的外号,人称“犹太人”。
当初旅居上海滩上的犹太居民以为人处事精明能干著称,给上海市民无比深刻的印象。进而日积月累也逐渐熏陶出上海人身上特有的那种“味道”。做人是做人,做生意是做生意,喜欢把账算得很清,而又衣冠整洁、生活讲究,事事拎得清。正如易中天在其《读城记》中所说:上海人,在他们身上不断融合商业社会的精明、理性,又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优雅、仁义。
对二舅来说,“犹太人”的外号绝对是褒义的,妥妥的,恰如其分的。想当年,二十岁不到的二舅就挑起了一大家子的重担,相当不容易。或许是性格使然,或许是经济压力所迫,二舅早早就练成了精于计算、花钱合理、赚钱有方的本事。
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滩上,宁波人活跃在各行各业的生意场上。1927年秋,外婆的胞弟应兴华创设了仁昌营造厂 (建筑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在上海、南京、镇江等地建造大楼、厂房、豪宅、弄堂民房、校舍等。上海的恒利银行大楼 (现为历史建筑)、四川北路上的大桥公寓 (曾为日本宪兵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国银行等机构使用)、特一法院办公楼、天原电化厂房、天厨味精厂房、中英制药厂房、德丰纱厂房、梅林罐头厂房、吴蕴初私宅、顾乾麟私宅、新华一村住宅等,南京的中央大学主楼,中央商场、上海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警官学校等,都是 “仁昌” 所承建的作品。因此,宁帮老板应兴华被列入宁帮营造业翘楚之一,坐上第16把交椅。
当初,大舅初中毕业时,外婆就有意栽花,想送他到胞弟那里做学徒。那位应老弟熟知大舅有点游手好闲的秉性,怕入群后带坏他人,就不顾情面一口断然回绝。不过,还是留下一句话:等阿瑞 (即 二舅) 中学毕业了,来我这里吧。于是,无心插柳的二舅来到“仁昌” 学生意,从此步入了建筑行业。具体来说,开始了他的建筑估算生涯。
二舅性格沉稳,乖巧懂事,埋头肯干。再加上在亲舅舅那里做学徒,一切顺顺当当,按部就班。
按理说,学徒是没有工资的,但二舅被特许每个月可以从账房预支30块大洋,寄回宁波乡下。那时外公已经闲赋在家,家中开销全靠二舅预支借来的钱。那借款笔笔入账,等着二舅学徒满师后陆续偿还。
现在想想真太难为二舅了,年纪轻轻为了养活一大家子,左右逢源,上下讨好,乖巧做人,八面玲珑。二舅非常明智地摆正一个穷亲戚小辈的位置,与亲舅亲舅妈表亲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人的关系搞得非常热络和睦,还成了亲舅老板的小跟班 + 亲信,也从不产生任何非分之想。
二舅的特长并非土木与建筑,而是主攻精算与估算。工作十分敬业谨慎,心思缜密而细致,很快便能独当一面。学徒满师后没多久,便成了亲舅老板的左膀右臂。在工程招标上递交标书,计算得精准到位,八九不离十,多有斩获。据说,二舅不但算到中标总价位,还能估算到在这个价位除去一切工程开支+酬金+劳务费等开销后,还有几多利润,而且多被验证。于是,二舅在公司内 “犹太人” 的名声鹊起。
二舅日夜陪同他亲舅老板周旋在生意场上,几年摸打滚爬下来,练就了一身“生意经” 以及公关绝技。我妈有点感叹道:上海滩上做生意不容易啊,你二舅他们要想方设法拉关系,送礼送红包,请人吃饭,饭局上打听内部消息。尤其你二舅常跟在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后面亦步亦趋,大献殷勤。就像现在的客服与销售一样,必备拍马溜须的技巧。只有关系融洽了,让人舒服了,好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公司才会财源广进。
退休后的二舅也很怀旧,有空时喜欢说说老上海的生意经。记得有两次,他说曾遇到一个工程师“油烟不进”,实难搞定。后来采取迂回战术,给他的老婆和孩子送礼,解决他家一些实际需求。让“枕边风” 发挥作用,这样既保全那位工程师的好名声,又完成公司任务。年轻的我有些不解,好奇地问:干吗?非要搞定工程师?二舅道:那有太多的地方需要与工程师沟通。工程师太顶真的话,公司会很有麻烦。工程师若在有些不重要的地方眼开眼闭,工程进度也可以快一点。然后神秘兮兮地说:工程上规定住宅房内地板为3公分厚度,铺上的地板实际厚度为2.2公分。规定内墙需粉刷三遍,但仅粉刷两遍。你想整条弄堂的住房这样下来,可以省下不少钱。因此需要工程师配合,他拿红包,公司有利润,双方皆有好处。
这不是偷工减料吗?二舅答道:也就是在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搞搞小动作,关键和重要的部位是绝对马虎不得的。弄不好会有损公司的声誉,自断生路。实际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那时的物价时有飞涨,建材一旦涨价,建筑商的利润就会大大缩水,弄不好还会亏本。
接着他告诉我一桩典型的事例。当年承建武汉大学建筑群的另一位宁帮营造业翘楚沈祝三,位列第21把交椅。武汉大学建筑群是1949年前国内罕见的一个大规模校舍建筑群。它是由美籍工程师凯尔斯设计,以北京故宫建筑为蓝本,融汇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和西方近代建筑的优点,构思精美,错落有致。但他在投标武大工程时,由于估算不当和建材涨价,最终造成40多万银元的亏损。沈祝三只好将一批房产和砖瓦厂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负债本利滚成100万银元,基本上破产了。之后,沈祝三蛰居汉口,靠变卖建筑存料和财产维生。1940年在寓所逝世。
还有仁昌公司从上海运往南京的大批建筑材料,途中被军队强行征用,血本无归。抗日战争爆发,许多业主内迁,房子造好却收帐无门,资金就被搁置了。公司只好惨淡经营,能省则省,生意难做啊。
我知道,二舅生性细心胆小,又很在乎公司和个人的信誉,做事是有底线的。不会将公关做得很出格 (绝对不会发生像现在大行美人计,献上美色拖人下水之事),也不会在工程上过于抠门。最多是打打擦边球,无非为公司多谋一些利益,但所承建的工程从无质量问题。不像现在国内胆大包天,贪得无厌,豆腐渣工程时有发生。
每每亲舅老板有中意的工程,非常想成功中标,就会找二舅细细商量。嘱咐二舅用心估算写好标书,并用鼓励的口气说:若能中标,我与你分成利润,好好干吧。于是,二舅像打了鸡血,为此大展公关技巧,挖空心思揣摩对方的底牌,并一遍又一遍计算,事无遗漏地拟定标书。
中标了,而后工程也完工了。等来的只是石沉大海,亲舅老板食言了,若无其事地不再提起分成的约定,只是给予加薪了事。这样的事,竟然还屡次重演,二舅多有怨言。亲舅老板又是自己的师傅,平时对自己不错,因而只能在家里发发牢骚,始终拉不下脸来,前去讨个说法。
牢骚归牢骚,该干的事还得去办。一天,二舅向他的亲舅老板提出要还钱了,每个月从工资中扣一部分来偿还当年在学徒期间每月预支的借款。亲舅老板睁大了双眼说:算了算了,这些钱不用再提起啦,都是亲戚,不必啦,不必啦。二舅便道:这个钱不还的话,上辈人是没事的。保不准,小辈们以后会说你家还欠着我家钱,两家之间会很难堪的。这一番话说得亲舅老板惊呆了,很是佩服眼前的外甥有信用有担当,更是得到亲舅妈的赞赏。可能那个时候,这位亲舅老板意识到,似乎被亲外甥的举动教育了一番,内心有点不好意思,但非常喜欢这个外甥。没多久,以加薪的方式把每个月扣除的数额补上去。如此一番炒作,二舅没花多少钱,就把这个债还清了,还得到一年后加薪的保证。日后,“犹太人” 外号在舅爷家里更响了起来。
二舅在亲舅老板家呆久了,还真喜欢上了一位长相漂亮、活泼可爱的表妹,但连一点点去追的勇气都没有,因为自己只是一个从乡下出来的第一代打工仔,虽说是亲戚但社会地位相差较大。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上海滩资本家阶层大多都是联姻,即老板家的小姐嫁给另一老板家的小开,亲舅老板家几个女儿的婚姻都是这个模式。可见二舅的处世态度非常务实,行事从不莽撞,而不仅仅是胆小。
二舅在学徒满师后,自己找房子住,就住在新闸路上的永吉里。同一石库门住家里的一家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少男少女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子久了,情愫巧结,大女儿就嫁给了二舅。二舅妈长相一般,看书是她一大爱好。结婚后小两口感情甚笃,随着两个孩子相续出生,过于年轻的二舅妈一下子手忙脚乱起来,难以应付。天有不测风云,两个孩子先后染病夭折。在悲痛之中,二舅动员上海小媳妇到自己的宁波老家生活,家里几个妹妹可以帮忙照料生活和未来将出生的孩子。二舅则遵循宁帮生意人的传统,一个人在上海赚钱养家,逢年过节回老家,与老婆孩子团聚。他们俩的夫妻生活以单边候鸟式,一直延续到共产党将红旗插上了神州大地。
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二舅妈刚到宁波乡下生活真不习惯,不过,在大家庭嘻嘻哈哈热闹的氛围下,无怨无悔地度过了好多年,抚养表哥表姐长大。二舅妈仍然喜欢看小说,有空时给几个小姑子讲讲小说中的故事和戏文,日子就这么平淡无奇地流淌着。
二舅的业务越干越出色,而且亲舅老板的心腹这个角色越干越重要,薪水也水涨船高。同时又试着成立一个小公司,做一些不大的只赚不赔的业务。亲外甥 + 心腹 + 技术骨干,其地位非常特殊,其作用也格外重要。二舅除了在估算与投标的业务上、公关上,而且在亲舅老板另有外室的隐私问题上,二舅始终鞍前马后,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二舅的口风很紧,在这件事上对任何人始终守口如瓶。直到1965年亲舅老板的葬礼上,正室和外室两家人首次同聚一堂。二舅帮忙每月按时去亲舅外室送生活费用一事,方才为人知晓。
二舅孤身一人在上海打拼,难免有些寂寞。钱在口袋中老是不停地晃动,似乎唤起男人的雄风。二舅很自然也冒出了拥有一个姨太太的想法,还真的找了一个腰肢很细很妩媚的“美女”。花前月下,十里洋场,缠缠绵绵,免不了会耽误回到宁波乡下,去探望老婆孩子。二舅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此时此刻,读了很多书的二舅妈酸甜苦辣涌上心头,才思涌动,写下了一首五言长诗,将自己的哀怨情愁几近完美地诉说给自己的丈夫。
二舅收到寄来的长诗,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老婆原来如此有才,同枕共衾这么多年刚刚知道老婆还是个诗人。一口气读完,感动得一塌糊涂。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越读越羞愧,赶紧安排日程回乡下与老婆孩子团聚,姨太太的念头也就无疾而终了。我妈说她看到过这首长诗,写得真好。可惜我没机会读上一读,当年也不敢向他们提出想看看。现在二老已作古,不知谁还保存着此诗稿。
我妈的娘家在1947-1948年间突然发生了一件事,须要这一大家子的经济支柱 - 二舅拿出巨款来救人。二舅只好关闭自己小公司,抽掉资金来完成外公的心愿,用”小黄鱼” 营救因涉共被抓入狱的三舅 (其故事在写三舅时叙述) 。缺乏资金的周转,二舅就是真正的 “犹太人” ,那时也只好偃旗息鼓他将老板做大的奋斗之路。
1949年江南一带总算结束了战乱的年代,二舅一家尔后开始定居在上海。1956年公私合营后没几年,政府将仁昌公司整合。于1960年代搬迁至云贵一带山区,配合政府在 “山穷水尽疑无路“ 的山沟沟深处,建造内迁厂的厂房和配套住宅区。没几年后,柳暗花明又一城,工程完成了。政府一纸调令下来,公司又钻入另一处的穷乡僻壤。因长期碾转外地深山处,二舅不得不又开始了单边候鸟式的生活,一年仅有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机会 (几个星期)。由于不再需要为竞标而削尖脑袋费尽心机,一切都在政府的计划经济之中,二舅的估算工作轻松不少,也无须为公关忙碌。其“犹太人” 之角色因之大为褪色,就这样二舅一直工作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退休回上海,轻松度晚年。
多年后,二舅说起一件事,让我沉入深思。1958年,全国掀起技术革新高潮,厂里有两个小年轻技术员盯上了新建厂房设计中的工字钢梁。经过他们一番自以为是的计算,得出结论是,用木料可以替代工字钢梁,同样能承受厂房设计所需要的负重力。并自诩:此项技术革新可以为国家省下多少多少钱。无知的领导层竟然邀功心切,将之列为重大革新成果上报。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粗木大梁怎么可以与工字钢梁同日而语。它们的承受力度即使相当,但是在耐用度和今后维修费用方面差别甚大,谁敢保证粗木大梁在若干年后的工业生产过程中不出事故?更为恶劣的是,将粗木大梁自行调包后所省下的差额却不退还给委托方。二舅加上一句:这无疑是一种重大的偷工减料行为,但经过所谓技术革新的包装,竟然合法得堂而皇之。这种事在1949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要吃官司的。据悉,委托方接受新建厂房的几年后,还是以安全生产为由,另请人换上工字钢梁,一来一去无端浪费了大量钱财。 可是谁敢对技术革新唱反调呢?
从二舅的言谈可以看到,1949年以后的国家建设是有巨大的飞跃,但仍有不少败絮。这未必全是无知造成的?更多的还是国人急功近利的心理在作怪。联想到当今国内遍地急功近利、处处想弯道超车,让我无语。看来在重大建设和发展问题上,还是要坚持科学讲究实效,摒弃无意义的技术革新。更可贵的还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是任何事情可以异想天开的。先哲早已论证:只有无数量变的累积才能换得一朝质变。难道还有其他人更为高明,走上几步便能超英赶美?只能说:雄心可嘉而已。
平时,晚年的二舅和我妈一样,非常怀旧,很乐意说说他们所见所闻的往事,我也很愿意倾听。近年在一次表亲的聚会上,我说:1949年曾有朋友劝二舅一起去香港发展。当初若是去了,在香港的建筑业大发展之际,二舅肯定能成为大老板。不料,曾插队落户后顶替二舅进公司的表妹竟说:未必。我大为诧异,有 “犹太人” 之誉的二舅为何不能?表妹答道:我爸胆子太小,难成大事。胆小魄力不大是难成大事的不足之处,但经受过旧上海生意场磨练的二舅不至于胆小到如此程度吧,而且与人合伙开公司也可以成事的。细品之下,看来唯一的答案是,二舅在1949后有了巨大的改变,与其说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不如说历次政治运动的轰轰烈烈,让他胆战心惊,怕得不再 “犹太人”了,唯求平安是福。
有人若要问:你大舅是美男子,二舅长得怎样啊? 二舅虽不似他哥哥那样长相鹤立鸡群,但也是挺帅的。尤其是,他50岁后,梳起了一个“大背头” 发型,远观他的侧面竟有些“伟人” 的风韵。在文革之前的1963或1964年冬季的一天,我又去二舅家走动。看见有好些小朋友和一些大人围在他家的大门前,很疑惑。一问之下,有2,3个小朋友不约而同地说,他们看见毛主席穿着黑呢大衣,走进了这一家。有些大人被他们说得将信将疑,遂一起聚等在门口,太想不错过亲见伟人的瞬间。我进门后惊奇地说:外面有人说毛主席走进了此门。表亲们被我一说,大家都楞着了,摸不着头脑。穿黑呢大衣?大家一拍脑门,恍然大悟,那是我二舅。表妹特地开门解释一番,“伟人” 事件方才落幕。现在回想起来,甚是好笑。伟人怎么会单枪匹马来到市井平民家?竟不带保卫人员和便衣警察呢? 由此可见,文革之前的民众是非常淳朴、单纯的。
今将此文,献给一直待我不错的二舅和二舅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