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6问——对一个崛起大国的洞察
《中国36问》：原文链接
今天无意翻到此文档，都是大众非常关心的政治议题，每个议题由不同作者完成。
目录如下：
第一部分 政治
1. 中国共产党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
2. 反贪腐能否救党？
3. 毛泽东依然重要吗？
4. 中国民族关系紧张的根源是什么？
5. 关于中国的舆论，我们应了解什么？
6. 长寿对中国领导层意味着什么？
7. 中国共产党能吸取中国皇帝的教训吗？
第二部分 国际关系
8. 中国会领导亚洲吗？
9. 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
10.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11. 中国例外论是否在损害中国外交政策的利益？
12. 台湾（何时）会与大陆统一？
13. 中国和日本能和睦相处吗？
第三部分 经济
14. 中国的高增长能够持续吗？
15. 中国经济在走向硬着陆吗？
16. 城市化将会挽救还是摧毁中国经济？
17. 中国有没有履行其贸易承诺？
18. 中国的新富阶层如何回报社会？
19. 关于战胜贫困，中国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第四部分 环境
20. 中国能解决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问题吗？
21. 中国有环境保护的意识吗？
第五部分 社会
22. 一孩政策的终结何以关系重大？
23. 中国及其中产阶级如何应对人口老化和精神健康的问题？
24. 宗教在中国有多重要？
25. 还会有下一任达赖喇嘛吗？
26. 法律在中国是否重要？
27.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中国学生来到美国？
第六部分 历史和文化
28. 谁是今天中国的孔子？
29. 丝绸之路从哪里来？
30. 为什么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很重要？
31. 中国古典小说为什么重要？
32. 中国作家们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
33. 中国的宣传是否收服得到人心？
34. 为什么谈论“文革”仍如此困难？
35. 中国“过去”的未来在哪里？
36. 中国研究在过去六十年间发生怎样的变化？
谢谢您
我已经听到了《中国民族关系紧张的根源是什么？》
这个作者的确是没去过新疆
值得看，来自2020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不论其结论的对错，研究过程是严肃的
导 论
宋怡明（Michael Szonyi）
如果 你 拿起 这 本书，你应该已 经 认同中国很 重要这个前提，因此了解中国也很重要。从某种明显的意义上说，中国一直很重要，而且也将一直如此。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会发生什么情况，固然很重要。但是今天，中国不仅对中国人民自己来说很重要，而且在一些崭新、出乎意料、有趣的方面，对美国和全世界人民来说都很重要—这还不只是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现在全世界正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从气候变化到经济增长、海事安全，甚至是反恐 —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其中，这些问题恐怕无法解决，甚至都未能有效地解决。
中美关系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不只是在于两国的贸易量，更是因为上述所说的现实情况。
另一个崭新且出乎意料的方面是，中国很重要是因为不管怎样，中国 政 策 在中国境 外都 有愈 来愈 大 的 影 响。无 论 是其"一带一路"计划，还是其对全球渔业资源枯竭所作出的贡献，中央政府和人民的行动都影响着我们。中国在全球思想市场上也发挥着新的作用。在处理经济发展和缓减贫穷、人口老化和精神健康、消除污染问题和推广可再生能源等诸多领域上，中国的一些建议和想法也说得很有道理，值得关注。这并不表示我们应该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处理手法。许多美国人都对中央政府和其政治的某些层面持强烈的反对 意见（在 这点上，许多中国人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要多了解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正因为中国很 重要，故了解中国也很 重要。从某种明显的意义上来说，现在了解中国变得较为容易。美国人能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几乎和中国经济一样暴增。到访中国的美国游客数量创下新高，甚至有愈来愈多美国人学习中文（尽管人数还远低于学习英文的中国人数）。全球所有主要媒体都在中国现身，意味着当中国登上头条新闻时—就像几乎每天都发生一样—报道这些消息的往往是世界级的记者们。但即使是最优秀、中立的主流新闻媒体，大多亦应当会受制于每日主要新闻的报道。它们往往关注的是最引人注目的东西；记者根本不可能对自己所报道的每一件事都有深入的了解。社会上，有愈来愈多关于中国的资讯都是由中国人撰写的，而他们用英语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数量和次数都在增长。但是，他们是中国本地人的身份，并不代表他们更充分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因为美国人现在也能通过多年前中国官方媒体的全球性扩张，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意料之中的是，官方媒体对中国的描述有着自己的规程，对中国多是正面报道，就像一些美国媒体多是负面报道一样。因此，尽管关于中国的信息量在增多，但要了解中国仍然是很困难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如美国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一样，两国之间也存在理解逆差。
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原因。我们邀请了36位学者，各自选择一条美国人应该会问，有关中国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重大问题，并让他们逐一解答这些问题。每位作者都是专家；数十年来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探索和分析有助他们解答这些问题。他们深入思考了各自的问题，在总结概述这些迫切问题的同时仍能窥透其复杂性。
本书每章都道出几个有关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信息。有关 过去的关 键 信息是，历史很 重要；有关 现 在 的关 键 信息是，复杂性很重要；有关未来的关键信息是，中国的挑战很重要。
导论
过去究竟今天的中国是全新的，还是历史仍在发挥引领作用？人们很容易会提出这一论点，就是认为历史在现今中国并不重要，过去四十年的巨变意味着未来对中国尤为重要，或者中国共产党从摆脱过往的意识形态承诺，意味着中国着重未来，而不是过去。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首先，就在不久之前，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其他群众运动中，就曾试图抹杀其历史，但却以失败告终。田晓菲在本书中写道："（文革的）悖 论就在于，这场运动誓要摧毁过去，创造一个新社会，纵使其本身仍深陷在过去中。"本书的许多章都以此为根据，或者以其他理由，来论证历史的重要性。如果不了解历史背景，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民会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对"台独"运动的反应如此强烈。
历史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历经数个世纪的剧变却依然 存在的耐人寻味的传承上。包弼德（Peter Bol）认为，知识分子和政客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中国社
会的一个长期特征，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辩论。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指出，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习近平在某些方面确实借鉴毛泽东的著作。王裕华则强调中国领导人在面对强大精英阶层的挑战，试图维持权力时，所遇到—并且还将继续遇到—的种种问题。
历史在当今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要，也许最引人注目和意想不到的原因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重视。关于历史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尤关重要，以至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发布了一份文件，禁止公开讨论"历史虚无主义"。这份文件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是指对执政党历史的任何批评。中国共产党不再只是声称自己继承一位19世纪德国哲学家的思想，而且还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是建立在继承、传播和促进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基础上的。
本书中，谈及历史的作者都会同意，要了解中国的过去，关键就是要具备批判性思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所 说的历史虚无主义），而不是一个灌输式的官方版本。例如，尽管中国政府和媒体经常暗示，日本 在整个2 0 世纪都对中国怀有顽固的敌意，但傅高义（Ezra Vogel）指出这实际上并不准确。同样，关于中华文明的单一起源或者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主张，都不是建立在客观考古学基础上的中立主张—而是由特殊利益激发的。能够 批判性地理解历史，对于明智地判断这些主张，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并不想说，由其历史塑造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是与众不同的。若我们不了解其历史和文化，就无法充分理解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或社会。但是，历史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更不用说在许多普通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的重要作用，意味着历史在中国或许尤其重要。
现在如果要用一个 最能描述当代中国的词语，那恐怕就是"复杂性"了。年长的读者可能还记得19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照片，当时苏联风格的混凝土建筑占主导地位，几乎每个人的衣服都是统一的颜色和样式，到处都是自行车。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这样—其大城市是创新型建筑、时尚和豪华汽车的中心，但意味深长的复杂性远远超出表像。中国的政治是复杂的；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中国的人民也是复杂的。即使像"中国拥有威权政治制度"这样看似直白的说法，也变得不再简单直白。中国的党国体制在很多方面都不再经常干预普通民众的生活。但即使在一孩政策结束后，它仍然继续限制普通人的生育选择。党国体制也继续保持着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尽管如李洁（Li Jie）所指，现在对这种宣传的反应通常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长期以来，西方思维都存在一种天真的观念，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变得更像西方国家。现在，我们很清楚中
导论
国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城市和农村、青年和老人、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尖锐的新分歧。经济增长造就一个新的中产阶层—现在已有数以亿计的人，并仍在不断增长—他们有着新的期望和需求。政府和社会都拥护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马克思和毛泽东都不会认出的新社会契约。在这种新的社会契约中，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对于民众支持当前秩序尤关重要。更广泛地说，改革时代释放了广大而丰富的新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很难适应，也不易控制这些新的社会力量。
这种复杂性不仅清楚体现在社会层面上，也延伸到个人层面。改革大大改变了在当代中国作为一个人的意味。正如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所说，一种新的"中国人的自我"正在形成—更加个性化和全球化。中国人正在以新的方式回答熟悉的问题—拥有良好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也在问新的问题，其中一些是他们的父母从未想过的。什么是环境可持续的生活？
国家权力的界限应该在哪里？最 近富裕起 来的慈善家在思考该如何积极回馈社会。在这个宗教信仰时常转变、家庭规范不断改变、医疗体系迅速发展的时代，许多人都在问：怎样才是好的死亡？
同样，我们 并不是 要说中国比其他 社会更 复 杂或 更 不复杂。所有的社会都是复杂的。相反，关键是要意识到这种复杂性对我们更理解当今中国尤关重要。
未来
几位作者探讨了中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在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共产党能成功彻底消除贪腐问题吗？当革命的起源变得愈来愈不重要时，中国执政党还能保持其合法性吗？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还能持续增长吗？与某些只挑好话或坏话说的分析师不同，我们的所有撰稿人都试图对这些潜在的分歧问题提出不偏不倚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探究中国有哪些资源可以应对这些挑战，以及这些挑战将会以有序还是混乱的方式得以解决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将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我们的撰稿人向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甚至在一些文章中向全世界人民，提供许多建议。无论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无论她是否听取我们的撰稿人的建议，无论它能否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并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裨益不少。这并不是说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模式"，而只是说中国的经验，无论是其不可否认的成功还是有所裨益的失败经验，都为其他社会提供了一种对策，包括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老年和精神健康护理，以及在重组教育或
生产能源方面。
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是相互联系的。过去作出的政策选择会 影响现在的形势，将来也将继续如此— 毛泽东时代制定有关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的政策，决定了今天可供中国领导人作出的选择。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追溯，问一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时期关于政治组织的思想，或者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如何持续影响中国官员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如马若德所指，某些毛主义政策的重现，有时让人觉得中国正在回到未来。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则指出，一个世纪前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幻像与今天的中国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共鸣，使这种想象中的"未来"似乎变成了现实。
各 个 方 面 的 专 家 都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理 解 历 史、其 复 杂 性和 挑 战。我们 之所以 邀请 这 些中国专家，而 不是其他专家来撰 稿，并不是 什么秘 密。他们都是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 研究中心（Fai rban k Center for Ch i nese St ud ies at Har vard
University，http://fairbank.fas.harvard.edu/）的学者。费正清中心在其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致力于成为世界领先的中国研究机构。尽管该中心的主要焦点仍然是学术研究，但它也
一直担当着公共角色。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 John K ingFairbank）不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还培养了像白修德（Theodore “Teddy” White）、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和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等著名记者。近年来，费正清中心不仅是学者的，还是政策制定者、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企业高管的基地。费正清中心的一些成员一直觉得自己有责任走出象牙塔，协助民众诉说公众舆论和制
定公共政策。随着中美关系踏入陌生的领域，我们认为这种教育和告知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公共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1 .
中国共产党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一 个政 权能否维 持稳定和生存，最根 本的问题莫 过于它是 否具 有广泛的合法 性。对 大众而言，执 政党是 否具 有 "统治权"？即使市民可能不喜欢 执政党特定的政策或人员，他们是否仍然认为在道德观念上有义务默 认其 权威？这些问题与政权持久性显然是有关联的。只有采取高压手段的国家，才能在普遍没有民众接受其政权合法性的情况下长期生存。
历史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一个多世纪前的著作中，指出了政权合法性的三个基本来源：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在传统型合法性中，市民服从国家的命令，只是因为这是一种习惯。韦伯指出，帝制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新的共和制度取代了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帝制，打破了其传统合法性。在魅力型的政权合法性中，市民的服从是源于对最高领袖的忠诚。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魅力型统治的典型例子。身为共产党革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恢复了中国主权，使其个人光环比任 何同龄人或继任人都更为耀眼夺目。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为魅力型合法性画上终结。在支撑现代民主制度的法理型合法性中，市民服从政府是以客观的法律制度和官僚制的行政模式为基础。然而，很少政治观察家会认为，法理型合法性曾经在中国漫长的威权主义历史上流行一时。现在的中国，跟过去一样，人治始终凌驾于法治之上。
可以肯定的是，在后毛泽东时代，有些人曾通 过各种制度改革，致力创造法理型合法性，如定期召开党和政府的代表大会、阐明政党和政府各自的责任、建立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落实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规定党和政府官员的法定退休年龄和任职期限等。但近年来，中国制度化的趋势似乎发生了逆转。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权力重新集中在最高领导人的手中，共产党凌驾于政 府之 上的绝 对 权威亦重 新被确立，围绕退休年龄和任职期限的规范也备受质疑，为即将举行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准备。
如果韦伯提出的三种典型政权合法性都不适用于当代中国，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悖论：在毛泽东去世四十多年后、中欧各国的共产党倒台近三十年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依然如此稳固？该政权能够稳固生存有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其高压政治，但并非全是如此。相较以往各国共产党掌管的机构（例如东德的"史塔西"［Stasi］），中国国内安全机构的运作没有那么具侵略性和冷酷无情。而且令人意外的是，不同机构进行的大量民意调查均指出，市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度仍然十分强烈。政治学家唐文方在其《民粹威权主义》（PopulistAuthoritarianism）一书中，提出"当民调机构以不同指标，包
括对核心政治机构的信心、民族认同、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对国家政制的支持度，或对现任领导人的支持度，来量度政权的支持度时，中国的受访者在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数据中，各项指标的水平一直是最高之一……中国的整体政权支持度明显远高于许多民主国家"（第159页）。
当然，支持与合法性不是同一回事。一个人认可其政治领袖及计划，并不代表这个政权在道德上赋有统治权。不少学者，包括赵鼎新和朱毓朝，一直努力为当代中国政权可持续性的悖 中国共产党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
第一部分政治
论寻找解释。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延续所依靠的是一种工具性的"绩效合法性"，而这是源自后毛泽东时代惊人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随之上升的国际 影响力。然而，只是靠政
府良好的管治成果所带来的市民支持，并不符合韦伯所说的"
合法性"。韦伯著名的类型学，就是被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所激
发，即为什么一些政权，即使在政绩不佳的情况下，仍然能得到
市民的认可。这个问题 显然 与当代中国有关。因为中国经济放
缓和持续恶化的国际环境，皆有可能侵蚀其近几十年来取得的
惊人政绩。在逆境之下不断减弱的政治支持，会否如"绩效合法
性"解说的支持者所预测般，导致中国政权倒台？抑或中国共产
党政权拥有一定水平的民意合法性，令其能够抵挡即将浮现的
重大国内和全球挑战？
由于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我们不可能确实知道一个威权政
权在市民眼中是否具有合法性。毋庸置疑，中国政权合法性的
问题不仅受到研究中国的学者关注，也同样关系到那些统治中
国的人。作为设计和执行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运动的官员，王岐
山在2 015年秋会见外国政要时，便亲口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为
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时，既没有提到传统型、魅力型
或法理型的权威，也没有谈及政权的政绩，反而说到历史。他
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 ，是人心向背决定的，
是人民的选择”。
以“历史合法性”这个强大且普及的说法来解释中国共产党
的权威，是既有趣又含糊的。在一个拥有大约五千年历史的国
家，仅有95岁的中国共产党只能宣称自己占中国历史的极小一
部分。无论是好 是坏，中国在 上个 世 纪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而
这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运动。共产党革命（1921–
1949）本身就是一项非凡的壮举，因为中国靠一支衣衫褴褛的
农民军队，在多次交战后，战胜了日本人和国民党强大的军队。
在革命成功后掌权的短短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便成功地驱逐了
“外国帝国主义”（让我们暂时用“苏联修正主义”取代它），实行
了大规模（尽管很血腥）的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的国
中国36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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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化，并为市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和教育。这些历史性的成
就确实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取得了市民广泛的
认可。然而，在毛泽东统治下其他时期的记载，肯定不会唤起人
们多少正面的回忆。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击了中国许多富有
才华的知识分子。1958–1961年的“大跃进”造成人类历史上最
严重的饥荒，导致数以千万人饿死。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
命”则引致激烈的派系斗争、收入停滞，以及在高等教育和经济
创新方面“失去了十年”时间的发展。实际上，现任领导人的“维
稳”的政策—要求国家在监督和安全方面投放大量资源—被合
理化为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演以前混乱局面的必要措施。
因此，中国共产党试图为自己营造的历史合法性形象便引
发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不容置疑的“统治权”，
究竟应归功于中国复杂历史上的哪些事件？这样的合法性到底
能维持多久？尤其是当客观调查可能与官方对事件的叙述相矛
盾，而政权合法性据称是以官方叙述为基础之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通过党严格控制中国历史和政治以解
决这些问题。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2016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呼吁发展具有“中
国特色”、适合中国“ 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分析方法。习近平 强
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个紧迫的理论建设运动中担当重要
的角色。他要求官员要致力“关心、培养和充分利用”众多在哲
学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先进思想的倡
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气的引领者，以及执政党管治
的坚定支持者”。
习近平相信，培养忠诚的知识分子为共产党继续执政提供
可信的理由，是执政党能维持生存的重要之道，而这无疑是正
确的见解。正如包弼德（Peter Bol）在本书文章中所阐释，许
多世纪以来，中国统治者就一直依赖知识分子协助构建政治合
法性，而这往往会牵涉到改写历史。但现在，这绝非一件易事。
如果中国历史是政 权合法 性的最 终 仲裁者，我们该 如何理 解
中国共产党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
第一部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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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人尴尬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几乎全部都是从苏联引进的，与革命前中国的体制几乎没有相
似之处？对于一个努力将政权形象塑造成中国五千年“辉煌”历
史的政权来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即使共产党主张的合法性完
全归功于其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恢复”中国的
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一事上，但这种说法仍然存在问题。中国
在大部分历史时间里，实际上是分裂的，而它想象中的凝聚力
主要是文化而非政治方面的统一。正如历史学家濮德培（Peter
Perdue）所指，讽刺的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宣称自古不可
分割的地理版图，全部都是在18世纪满清王朝统治时期通过征
服取得的。
中国共产党或许仍享有在革命期间和掌权之后累积如水
库般深不见底的合法性，但即使是最深的水库，若没有定期补
充，亦终究会蒸发殆尽。共产党革命所未完成的承诺还有待充
分研究，更不用说付诸实行。中国共产党已宣布暂停审查自己
的历史错误，并谴责这种讨论，将其列为“七不讲”之一，一旦被
公开提及，就会招致当局迅速的报复。
长远而言，通 过歪曲历史来巩固的政 权合法 性，是不 可能
经得起严峻挑战的。努力尝试实现最初曾激发共产党革命的社
会正义理想，才有可能筑起更坚实的框架，为共产党的统治构
建道德基础。中国需要的不仅是一场针对官员渎职的反贪腐运
动，还要采取重大措施，大幅度缩窄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
而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习近平下令在贫困的农村实行“精准
脱贫 ”，无疑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 步，但 这只是第一 步。中
国需要的是一个更雄心勃勃的方法。那就是据中国古代的“天
命”理论所说，统治者的民意合法性是建基于他对社会福利的
关注。
如果中国共产党政权继续掌控残存的历史合法性，那么它
就会面临被当前的管治手法耗尽的危险。然而，尚没有确切的
信号表明威 权政权即将丧 失 合法性；唯一确凿的证据就是政
权倒台。然而，由于当今世界各地的民主政体均处于混乱无序
的状态，中国在短期内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性微乎其微。
2 .
反贪腐能否救党？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贪腐问题在中国并非新事物。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
学生，就在谴责“官倒”。三年后，随着邓小平1992 年访问紧邻
香港的深圳经济 特区，天安门事 件后实施的意识形 态限制被
打破，一场大规模的贪腐高潮也随之而来。据很有威望的经济
学家胡鞍钢推算，至20 01年，贪腐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占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16%。这个数字看似很高，但也反
映出中国贪腐问题日益严重。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
后，中央政府提供了五万亿元人民币（约7,50 0亿美元）刺激经
济，引致一场新的贪腐浪潮席卷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每
年都会发布严厉声明，强调必须打击贪腐，但被抓和被起诉的
几率仍然偏低。然而，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上任中共总书记后，
随即展开的反贪腐运 动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致力遏 止贪腐 行
为。
为什么是现在？中国贪腐的问题历史悠久，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使当局要开始打击贪腐？是否真的如一些人所猜测，仅仅是
因为贪腐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威胁到中共以后继续执政？又或
者是密切相关的原因，那就是贪腐程度，加上社会不稳、法治
要求、全球化力量等其他因素，已经威胁到执政党的合法性？
抑或是因为派系斗争？以上所说都是原因之一，但习近平反贪
腐运动的具体原因，无疑在于已被解除职务的中共官员薄熙来
曾试图推翻2007年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这次会议指
中国36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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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习近平为下一任领导人），为自己谋取领导职位。
薄熙来努力的故事确实令人惊叹，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细
节无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永远，都无人知晓。然而，
有一点是明确的，执政党— 也就是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以即将
离任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为首的领导层—已经决定由习近平于
2012年接替胡锦涛担任总书记。薄熙来甚至都不能进入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这个 集中国家权力核心的细小 机构。令人惊讶的
是，出身于共产党官员家庭的薄熙来，父亲是在1989年6月天安
门事件最紧张关头为中共做决断的“八元老”之一，会决心反对
中共的决定。如果说中共有什么核心规矩的话，那就是必须遵
守党的决定。就连后来被指控为分裂党的时任总书记赵紫阳，
都不敢公开反对邓小平的断定，指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士是一
群参与了“有计划的阴谋”的“极少数人”，目的为颠覆社会主义
制度和执政党。然而，薄熙来在重庆实行政策毫不费。身为中
共重庆市委书记，他在主政这个位处西南部的重镇期间，基本
上把自己打扮得比北京的当权者更像是社会主义者。
不仅如此，薄熙来显然还会与他人密谋，以获取其已被否
定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资格。如果还有比严禁违抗中共的决定
更严厉的党内规则，那就是严禁拉帮结派，密谋对抗中共的领
导。我们并不了解这场政治阴谋的细节，但正是习近平亲口证
实了这件事。习近平指：
“在所有党的纪律 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 和政治
规矩。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
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破坏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
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
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
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
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
这些话在党内已经算是极其严厉的措词。指控前政治局常
反贪腐能否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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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周永康和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搞“分裂党”的“政
治阴谋”，是自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再没听过的重
话。在2 012年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它们道出了党内分歧的
严重程度。
薄熙来在习近平成为总书记之前，就因为多项罪名被拘捕，
所以他并非反贪腐运动迄今打击的184名“老虎”（高级干部）之
一。但周永康、令计划和徐才厚等人的亲信显然都是反贪运动
的目标。习近平的当务之急明显就是要清除政敌。
不过，反贪腐运动并不局限于政治斗争。事实上，正如打击
薄熙来等人的斗争所表明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党的纪律已经
瓦解到会威胁其存亡的地步。无疑，在习近平和他的盟友眼中，
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有可能使其灭亡的严峻挑战，程度丝毫不
亚于当年击垮苏联共产党的那场挑战。正如习近平在晋升为党
魁之后简而言之的：“为什么苏联会解体？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
倒台？其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动摇了……最终，
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用轻轻的一句话宣布解散苏联共产
党，这样一个强大的党就此消失了”。习近平总结道：“（苏联共
产党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自此以后，他
和身边的人就不断唤起 对苏联解体的恐 惧。一篇后来刊登在
官方《人民日报》的重要评论中写道：“到今天，有着七十四年
历史的苏联，已经 解 体二十二年。二十多年来，对于苏共亡党
亡国的反思，在社会主义中国从未停止。”
究竟是 什么让中国陷入 这 场 合法 性 危机？正如习近平所
指，就是失去了“理想和信念”。或者，假如习近平是一名学者，
他可能会说，另一种强调“法治”和“制度化”的论述已经出现，
意味着有利于政府制度化的共产党革命性使命将会结束。这个
替代性议题是源自中共自己的言论。随着一场引发灾难性内乱
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自1982年颁布新宪法以来，中共一直强
调“法治”。实际上，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曾宣称：“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
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
中国36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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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对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不幸的是他们以为这篇演
讲意味 着习近平将 推动中国的自由开放，支持法治，而总的来
说就是支持公民社会的出现。2 013年1月，自由主义报纸南方
周末》以习近平的“中国梦”和法治言论为蓝本，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梦，宪政梦〉的社论。“宪政”理念是源自过去十年发展起
来的维权运动。其基本目标不单单是要运用法律来维护市民的
权利，而且还要巩固法治，逐步迫使执政党完全在合法范围内
执政，从而达到它所宣称的目的。尽管这一愿景为中国走上“和
平演变”的道 路带来希望，但同时也损害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均察觉到这个危机，认为受到全国关注的
《南方周末》社论是在推动中国走前苏联的道 路。2013年4月
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九号文件，列出了七个不可公开讨论
的领域，首先是“宪政”，但也包括“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
闻自由”和“历史虚无主义”。
根据档案研究，“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撰写优质、
可靠 和真实的历史，而这必然会与 执 政党 认可的编史 互 相抵
触。2013年12月，即大约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后，有关
“两个三十年”历史时期的讨论开始出现，可见中共对“历史虚无
主义”的关注。习近平和其他人已经清楚意识到，过分强调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也就是严酷的毛泽东时代—将损害
后来的改革，就像过分强调改革可能会否定毛主席，从而否定
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一样。近年来，许多人都在问，近七十年前
的一场革命，无论当时人们认为其有多么合理，怎么能够证明
当下共产党继续掌权依然正当呢？作为回应，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发表了一篇权威文章，称“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政
治哲学）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这篇文章再次唤起中国对
苏 联 解 体的恐 惧，称 “ 苏 联 解 体 和苏 联共产 党倒台的主要原
因，就是全面否定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了列宁和
其他领袖人物，实行历史虚无主义，扰乱了人们的思想”。
反贪腐能否救党？
第一部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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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章中所述，要
致力支持习近平的领导一样，反贪腐运动与对中共历史的解读
和合法性问题直接相关，因为贪腐问题的出现直接反映出共产
党党员丧失了“理想和信念”。如果共产党党员失去了坚守的思
想，他们的确需要受到公民社会和法治的约束。但是，如果能
够通过打击贪腐来恢复执政党的纪律和理想主义，我们就可以
继续相信只有执政党能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和理想。
但真的是这样吗？贪腐问题在中共党内广泛出现，反映出
中国社会更广泛的变化，正如维权运动和其他民众运动反映出
一个更多元、教育程度更高、更开放和参与性更强的社会的出
现一样。这一个可以承认革命的历史价值的社会，但同时认为
未来会更“民主”，却没有明确定义“民主”所代表的意思。然而，
这必定代表着某种更广泛、更具有监督作用的社会。这样的话，
社会存在的贪腐问题就不会侵蚀政治体系和社会习俗。
反贪腐运 动至今已进行四年，打下了18 4只“老虎 ”（定义
为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和数以万计的“苍蝇”（较低级别的官
员）。然而，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努力解释为什么中
国会出现这种贪腐风气。官方言论指责犯错的官员自私自利，
以权谋 私。但是，官 方一直很 少 讨 论 究竟中共内部的结 构 如
何带动官员贪腐。而且，如果不坦率承认这些根本性的结构问
题，似乎就很难进行必要的变革以减少未来的贪腐情况。迄今
唯一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党内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执法，
但中共似乎不太希望继续依靠这支“禁卫军”作监督。纪律检查
委员会和其前身在执政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挥过持久的作
用，而在过去每当他们的作用被暂时提高时，就往往会因为各
种过激的行为而备受指责，然后遭到削弱。因此，目前我们很
难看到究竟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能够控制贪腐问题、恢复合法
性，并消除人民对法治和社会监督的需求。
虽然反贪腐运动最初的目标是消除习近平的政敌，但我们
不应只是将这场 运动视为派系斗争。尽管这也是斗争的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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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这场运动更应被视作一次广泛努力遏制正在侵蚀中共合
法性的社会变化浪潮的一部分。讽刺的是，习近平在短期内愈
成功，长远而言政治和社会稳定所面临的风险就愈大。习近平
和执政党需要以某种方式考虑整合中国正在出现的社会力量。
单单只是压制它们是不足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