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邂逅（3） 一生教语文的张必琨先生
张必锟先生是1952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一生在北京教中学语文，全国著名的资深语文教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特聘为编辑，编写人教版初中《阅读》文言文部分和高中《文言读本》。
1983年8月，人教社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试教一年后，第一次全国会议在河南省洛阳市举行。在赴会之前，湖北省省教研室张良谟老师通知我说：“人教社张定远先生要求打印你的总结《试教初步》300份，带到洛阳去开会。”一到洛阳，张老师就带我去拜见人教社的刘国正先生和张定远先生。在两位先生下榻的客房客厅遇到正在那里谈笑的章熊先生和张必锟先生。
张定远老师握着我的手问了我的年龄后，非常高兴地说：“年轻人努力吧！你写的《试教初步》很好，我们《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已经刊发在《试教资料》（五）上面，发到全国各省市教研室了。你好好准备一下，后天，给你三十分钟时间再讲一讲吧！”
国正先生握手时微笑着说:“年轻真好啊!坚持六年必有收获！”
与章熊和张必锟两位先生握手时，他们都鼓励我：“趁年轻，加油吧！”
人教社高度重视这次会议，副总编刘国正先生率领实验教材的全体编辑参加会议。国正先生在开幕式上的报告，特别强调了这次教材改革实验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改革步子最大的实验，全国各省市都有四个学校（两个城市和两个农村重点中学）参加；教材的最大特点就是分编为《阅读》和《作文·汉语》两本书。殷切希望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编辑、各省市教研室的教研员和执教老师，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完成六年教材改革实验工作。
《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阅读》责任编辑张定远同志的报告，重点讲述了这套实验教材的整体构想，以及编辑理念、体例设计。各位编辑分别主讲自己负责编写部分的内容和体例、以及教学建议。
《阅读》特约编辑、北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章熊老师主讲《段的教学》，具体指导执教老师如何进行阅读和写作教学。
特约编辑张必琨老师主讲《初中文言文教学》，强调文言文诵读教学。
第三天上午，大会安排我在上海著名特级教师徐振维老师之后发言。第一次走上全国会议主席台上发言之前，不由得想起了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的事。
那还是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不久，全国仅有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和上海的《语文学习》。每个月只要刊物一到阅览室，我立即从头看到尾，常常看到一些中学老师的文章赫然登在刊物上，虽然我没有项羽那种“大丈夫生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之”的霸气，但还是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种不服气的想法，难道我的文章就不能登上去吗？于是，就有了处女作《住户代表的诞生》发表在北京《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第8期。
人到中年，现在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实在太难得了！为了提高能力，只有弄斧到班门才能学到真本领。于是，我在《试教初步》文稿的基础上，拟定了大会发言提纲。说实在话，我走上大会讲台时，非常忐忑。我知道，坐在主席台上的都是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界的顶级专家、学者、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台下是全国各省市实验班的执教老师，他们大多是具有师范大学本科文凭的行家里手，我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年轻教师站在这里，就是来接受考核的。摆正位置，调整心态，如实汇报了自己一年来想了些什么，怎么想的，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向大家汇报了试教的初步结果。当我讲完之后，徐振维老师第一个与我握手表示祝贺，充分肯定我鼓励学生提问的训练方法。
第二次在兰州，全国会议组织与会人员游览刘家峡水库时，刚好与张必锟和章熊两位先生在同一艘游船上，我们的游船在碧波荡漾的水库湖面游弋，那清澈见底的湖水，彻底颠覆了自古以来“跳进黄河洗不清”的传统观念。似乎昭示我们正在进行的语文教材改革也颠覆了传统的语文教学。本来老师们都在甲板上欣赏湖光山色的，忽然飘起了细雨。老师们纷纷回到船仓里去了，三个一群，五个一堆，聚在一起，或聊天文地理，或聊所见所闻。
而此时在船头的甲板上，章熊和张必琨两位老师迎着和风细雨，用俄语高唱五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的苏联歌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等。这幅画面生动地展现了前辈多才多艺的文化功底，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永生难忘！
1985年9月21日上午第一二节课，张必琨先生应湖北省教研室的邀请，来我们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中语文实验班，给武汉市重点中学高中教师上文言文诵读示范课。课后与执教实验教材《文言读本》的老师们座谈文言文诵读教学法（见附录）。
1986年全国实验教材会议在山西太原举行，会议安排了一位老师上文言文诵读示范课。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老师的示范课居然还是那种传统的“串讲法”，即老师一边读文言课文，一边逐字逐句翻译串讲。听课老师在下面议论纷纷，《文言读本》责任编辑周正逵老师当机立断，立即在会场找到了张必琨老师，让他马上准备去上一堂真正的诵读课。
张老师真不愧是老北大的高才生、北京著名语文老师，周老师只对他说了一句，“请您马上去上一节诵读课！”就去台上安排学生，组织会议去了。留给张老师的准备时间不到二十分钟。
还是那个班的学生，张老师走上讲台，微笑着对学生说：“今天要辛苦你们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上一节文言文，我的上法跟刚才那位老师不一样，希望你们能喜欢！”
简单的开场白后，张老师就把课本放在讲台桌上，走到学生中间，从头到尾背诵了一遍课文。刚背完，台上上课的学生和台下听课的老师就热烈鼓掌。然后，张老师指导学生开始操练“诵读"，方式非常灵活，或自读，或齐读，或领读，或轮读（一部分学生读，一部分学生听），或跟读，即老师高声诵读，学生轻声跟着老师读。张老师一直在学生中间空着手走来走去，挥洒自如，学生兴趣盎然。一节堪称典范的文言文诵读示范课，展示了张老师的坚实的文言功底和高超的教学能力！更让全体实验教材的执教老师明白了文言文诵读教学法的真谛。
最难忘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我与必锟先生住在人教社招待所，参加《作文·汉语》第一册的修订工作。那一个月，与必锟先生朝夕相处，亲承謦欬，如坐春风，胜读十年书。
我从1952年上小学一年级，到1965年高中毕业，都是学习人教社各学科教材长大的。每学期开学，拿到新书，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纸，后来用旧画报把新书“包”好。这还是小学班主任喻文慧老师手把手教会我们的，边教边嘱咐我们，读书人一定要爱惜书！然后翻看新书，看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编者姓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怎么也不敢奢想，更想不到，几十年后，我走进了中国编写中学教科书的圣殿，在时任人教社副总编、著名语文教育家刘国正先生领导下，与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黄光硕、副主任张厚感，《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还有分编型写作教材编辑王连云、特约编辑张必锟等一起，逐章逐句修订《作文·汉语》（第一册）。
还记得，在第一次修订工作会议上，国正先生说：“我们人教社的这一套初中《阅读》和《作文·汉语》实验教材，第一轮全国大规模试教已经结束了，实践证明了这套教材的可行性，编辑体例的科学性，为了把这套教材编得更好，以便明年在全国正式开始使用，我们社决定修改《作文·汉语》。现成体例基本不变，主要根据执教老师和实验班学生的意见，对有些单元的内容、例文、单元练习题等进行修改。修订后的《作文·汉语》，拟定名为《写作》。为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我们人教社建国以来，第一次聘请第一线的老师来参加修定工作，就是今天在坐的，北京的张必锟老师、江苏的朱泳燚老师和湖北的李培永老师。他们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个月修改完成第一册，时间确实有点紧。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共同努力完成任务。”国正先生听取了修改工作进度计划汇报后，请张厚感副主任、王连云责任编辑，一定要安排好三位老师的日常生活和国庆节期间的娱乐活动。
张厚感副主任忠于职守，经常来招待所过问修改工作进度、商讨修改中出现的问题、审阅修改质量。休息时间，就与我们即兴谈天说地。
我和江苏来的朱泳燚老师真正见识了北京人，特别是必锟先生和厚感先生两位北大才子的睿智和口才。
必锟先生是湖南人，早年毕业于长沙湘雅中学，1952年毕业于北大，几十年来，一直在北京教中学语文。10月1日，他一定要尽地主之谊，请我们几个人去他家过节吃饭。我们先到他家，在等候王连云老师时，他请我们欣赏钢琴名曲，每弹一曲之前，他都要讲解名曲之名的由来。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娓娓道来，生动再现了名曲诞生的背景，故事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听得兴趣盎然，让我永远都记得萧邦的《黑狗》和贝多芬的《月光》那优美动听的名曲之名由。
厚感先生与必锟先生是北大校友，几年来一起从事语文实验教材编写，情同手足。两人一起聊天，他口若悬河，非常健谈也特别敏锐，小酌慢饮，谈吐间不时流露出精彩语句。
10月3日，厚感副主任在王连云老师家，两人一起宴请我们三位中学老师，准备了名酒，他还亲自下厨，做了十几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我们边喝边吃边聊，兴之所致，无所不谈。
厚感先生是广东人，喜欢喝点好酒，酒量不大，酒后话就更多了。当时不知怎么扯到当官的事，他笑问必锟先生：“必锟兄，你最近与你的老同学吃饭没有啊？”
厚感先生说的“老同学”，就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陈书记当年与必锟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参加革命后，肄业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后来逐步成长为职业革命家了，当了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只要有机会，常与北大学友聚餐，在一起叙学友之情，聊天下之事，畅所欲言，不分彼此，其乐融融。
必锟先生：“今年他特别忙，到现在快一年了，还没有来参加过一次活动。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吧？”
厚感先生说，俗话说，为人不当官，当官都一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这些读书人，只知“书中三味”，哪懂“官中三味”。西方民主社会，那些“议员”，要想当好，当长久，就得学会“小骂大帮忙”。而封建集权帝制，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谏，妄议皇上，大都不得好死。魏征幸亏遇到了“明君”李世民， 在他死后下诏厚葬。感谢魏征让他懂得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厚感先生是性情中人，他六十年代初北大毕业就在人教社中语室当编辑，办公桌与老北大毕业的张中行先生面对面，共事二十多年。他与张中行先生亦师亦友之真挚感情，只要看他代表人教社执笔的《沉痛悼念张中行先生》，就一目了然。
一个月时间，每天在王连云老师的领导下，学习如何修改教材。
我首先学会的是写字，一笔不苟地在稿纸上写字。人教社提供的专用稿纸，比一般的稿纸要大一倍，纸质特别适合钢笔书写，而且“天宽地阔”，尤其方便审稿人修改稿件。
“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古人之言不余欺也！
张必锟先生当时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我第一次参加修订工作，与先生相邻而居，随时去向先生请教。不仅听他说怎么修改、怎么写稿，而且看他怎么做。只见他一笔不苟写在稿纸上的文字，横竖撇捺，笔笔到位，苍劲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间，张老师的言传身教，给我上了认真写字的第一课。
那一个月时间，我与必锟先生如影随形，开饭时间，我们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先生遇到的每一位编辑，都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位是谁谁谁。有一次，他指着前面不远处踽踽独行的老人，告诉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中学语文编辑室著名的编审张中行老先生。
有时下午工作到四点钟左右，我和朱老师就陪先生去外面走走，边走边聊，听他讲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轶事。有几次，我们走出大门，右拐到旁边的景山公园散步。在上景山的路边，先生指着一棵树说，人们都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就是在那棵树上吊死的。崇祯吊死在景山公园是史实，现在的公园曾经是他的皇家后花园。但在哪棵树上吊死的，就难说了。再说，现在也没有必要去考证了。先生知识丰富，且对民间传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云亦云。
他做学问更是独立思考，认真研究之后，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先生的文言功底之厚实是众所周知的。记得有一次，给我们年轻教师讲“文言文虚词教学的复杂性和单一性”时，谈到文言“虚词”的复杂性表现之一，就是“虚词的用法很多”，他说：杨树达先生归纳为二十多种。其中“之”： 杨树达说，助词，无义。吕叔湘先生说“之”是取消独立性。
张必锟先生说：“我以为有舒缓语气的作用。哪一种说法对呢？我以为都对。我们可以从鲁迅早期作品中找出佐证。如：‘刘和珍君听我的讲义’这个‘的’相当于‘之’；‘总之，落水狗的该打不该打’这个‘的’也相当于‘之’”。
我庆幸自己在学语文教语文的人生路上，遇到必锟先生这样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良师益友！
必琨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一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成绩斐然。他去年在人教社出版的《我教语文》，集中展现了他的语文教学理念和造诣。他倡导并力推的文言文诵读教学法，已为广大语文教师所接受且践行，更为学生喜爱而受用。
必琨先生一生教语文，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附录】张必锟先生谈“文言文诵读教学法”（根据录音整理，经必锟先生审阅）。
为什么文言文课堂教学要以诵读为主？
一、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培育语感；没有杰出的语感，任何一种语言都是难以学好的。
语感起首来历于听，其次才是说。古人说：置之齐则齐语，置之楚则楚语。说的也是这个事理：人们在“活”的语境中，之所以能较快地学好另一种语言，就是因为听得多的缘故。这不限于学方言，学任何一个语种都是这样的。只有诵读才是培育文言文语感的唯一正确的路子。
二、用诵读为主的方法教文言文，要想达到培育学生阅读能力的目标，就必需有足够的诵读量。“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弃井也。”没有足够的诵读量，功败垂成，这是多年来文言文讲授上的一个很大的失误，该当作为我们的前车可鉴。
先申明一下：这里说的诵读，是熟读和背诵的合称。熟读者，拿着书边看边背，背不出就看几眼；而背诵则必需分开书本。古人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也是这种读法，真正能从头至尾背诵的大概只有两种人：过目不忘者和读死书的人。
三、诵读为主的讲授体例，也可以给一个堂皇的名称：诵读讲授法。这种讲授法跟旧时代私塾的教读体例有相似之处，然而本质全然不同：它不是单一的朗读练习，也不强迫学生死记硬背，而是用诵读来带动其他的练习（如句、篇的练习等），最后达到天然成诵。采用这种讲授法，应当遵循下面两条根本原则：
第一、诵读和会意紧密连系，以求疏浚文义。
谁都不否定，学生在朗读时，无论读什么，其思维都在思考着文字所包含的意义，这就叫会意。在文言诵读中，这种状况表现得尤其明显，很值得重视，因为先有会意尔后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所以，除了需要的讲解（如背景常识、个别难句等）而外，教师的首要使命不是让学生记住某些现成的结论，而是因势利导，给学生缔造会意的前提，使其思维过程有秩序地进行，并养成自发会意的习惯。
学生读文言文而能会意，是无庸置疑的。文言跟现代汉语同源而异流，同为主，异为次，此其一；
其二，我们并非读经，课文里没有佶屈聱牙的句子，而又有标点，有注释，当真读读，至少也能读懂一小半。一小半懂得，就有了会意的基础了。
会意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心知其意而口不及言；
二是知而能言，虽不中亦不远；
三是言而能中，即所谓确解。
我们应该帮学生求得确解，但又要看到，因为时代隔膜、用语习惯分歧等各种原因，句句求确解也很难办到，古人某些大注家尚且难免于望文生训，况且初学!所以，对学生要求应当放宽，一篇之中，对折能确解；其余，或心知其意，或言而不中亦不远，均无不成，极个别语句（例如以学生现时的阅历难以理解的语句）甚至可以存疑。如能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给学生留下了继续会意的余地，使其倾全力于诵读，在诵读中求解，在诵读中感知文言的表达特点，在诵读中积累语言素材——从久远概念看，其结果比让学生借助完整的译文来领会文章大意要好得多。
以上是就疏浚文义说的。还有更高层次的会意——陶渊明式的会意，用他本人的话来诠释，就是“奇文共赏识，疑义相与析”。这种赏识性、切磋性的会意，学生一时自难办到，但又不能不触及，例如诗文中的警句、佳句，稍稍触及一下还是有益处的。
第二、熟练运用记诵的三要素，以求天然成诵。
记诵的三要素是：
（1）口熟，就是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像磁带一样把课文的语句按先后次序“录”在大脑的“记忆带”上。这种记诵凭靠的是对声音的直感，包括吐字、停顿、语气、语调等，背诵起来经常是不假思考的，如同幼儿背诵诗歌，因而带有不变性。
（2）掌握支撑点，就是在粗知内容大意的基础上，起首记准若干开头语句包括名句 、佳句 、过渡句和段落的起结句 ，用它们作为支撑点将全篇（段）贯串起来。这种记诵已含有显著的理解记忆成分 ，但仍然会在连贯背诵中可能呈现某些“断层”。
（3）把握文章理路， 即理解作者行辞意图，特别是要弄清各个层次之间的内涵联系，使其言“若出于吾之口”，这就纯属理解记忆了——到这一步，或者接近这一步，才能顺畅地背诵全篇（段）。
以上三个要素尽管层次不甚分明，其间却存在着彼此联系、彼此促进的因素，任何一个都不容忽视。例如在背诵过程中出现的“断层”现象（背完一个语段后怎么也想不起下文的开首）和“越位”现象（越过一个语段去背下文），一般说来，都是因为不熟悉理路的缘故;可是，若是在一个语段之中出现断语残句或倒置错位的现象，那原因恐怕就在口不熟或缺乏支撑点了。
此外还有一种特别情况：一篇已经成诵的课文，隔上一年半载不读，记忆也可能临时“隐没”。这时，若是本来口熟，又有足够的支撑点，那么只需要再朗读一遍，复习一下文章的理路，就可以恢复记忆达到完整精确的水平；相反，若是本来口不甚熟，又贫乏支撑点，即使读上三四遍，恐怕也未必能顺畅地背诵。三者之不成偏废，于此可见。
在现实练习过程中，三者的综合运用表示为：起头注重口熟和掌握支撑点；待到半熟之后，再利用文章的理路来达到连贯背诵。记诵也要讲究技巧，例如掌握韵文、骈句、排比的特点等。但技巧又往往是有个性的，要倡导学生不断地总结本身的经验教训，从中发现巧妙的记诵法子。
课堂诵读操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应以中等学生诵读能力为尺度设计同一的诵读历程，分段诵读，长段分层诵读。方式要灵活，或自读，或齐读，或领读，或轮读（一部分学生读，一部分听），而以自读为主。这些做法，刚刚在课堂上已经展示过了，就不多说了。
教师的指导可以穿插在学生诵读操练中进行，内容不外乎怎么朗读和怎么理解这两个方面。对朗读的指导必需十分具体，因为读音涉及词义，停顿涉及句子的组织，语气涉及虚词的感化和作者的豪情，读得准确可以反过来促进对辞意的理解，这就是前面说的“给学生缔造会意的前提”。
对理解的指导则要求精要，例如对句意、段意、文章的大旨和理路的讲解都不作长篇宏论，只用几句话点到为止，这也是给学生缔造会意的前提，因为陪伴着诵读的历程，会意也将继续进行下去，没有必要把什么话都说完。把这两方面合起来讲，就是“具体”“精要”四字，这是指导的原则。指导不限于教师讲解，也可采用开导提问的方式。
应当指出，教师的领读领背和实时检查学生背诵，是指导诵读的两个主要手段。教师的领读特别是领背，是一种直观的指导方式，可以帮学生正音、读出语气，并咀嚼语句的内容。实时检查学生的背诵，发现问题当即解决，才能加速记诵的速度。在全篇（段）基本成诵后还要留出必要时间让学生提问，进一步理解课文。
上面说的这些做法，刚刚在课堂上已经展示过了，就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