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天主教耶稣会神父、著名教育家马相伯 (1840-1939，原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 在上海徐家汇创建了“震旦学院”，后因外籍传教士南从周 (Perrin) 篡夺校政发生学潮，震旦学院130名学生愤然离校，拥戴马相伯另立新校。1905年马相伯与震旦学生于右任、叶仲裕、邵力子等在上海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并邀请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等28人为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及参与校务管理，1917年复旦公学易名为私立复旦大学。本文讲述复旦公学时期在校史上记录较少的两位先贤，1905年的校董熊元锷和1912年的教务长胡敦复的生平、他们与复旦的历史渊源、与严复和马相伯的师生之谊以及创办新学的故事。
复旦公学初创时期的校董之一熊元锷 (1879-1906，谱名育锷、号惠元、字季廉)，江西南昌人。熊元锷自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喜爱宋明理学，醉心各种经世致用之学，并且广泛涉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党人的著作。他尤其敬重被誉为“精通西学第一人”“介绍近世思想第一人”的国学大师、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 (1854–1921) ，阅读了很多严复译述的西方社科名著和力陈变法维新的文章。1900年严复为避庚子之乱从天津移居上海，开办“名学会”，讲演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 (John Mill) 的“名学” (逻辑学)，为挽救时局出谋划策。熊元锷专程从南昌到上海拜见严复，“两人讲学论道，相得甚欢，严复欣然收其为弟子。”
结识江西青年才俊熊元锷，可以说是严复在沪一年中最开心的事，他还为熊元锷易字“师复”。严复在次年离沪北上时写下《赠熊季廉》诗云：“就中爱我最真挚，屈指先数南昌熊。心期浑欲忘彼此，圭角相遇加磨砻......临行执手无所赠，惟有真气如长虹。横流他日傥相遇，窃愿身道双加丰。”在严复的教诲下，熊元锷的学识和文章大有精进，经屡次科考失利，他终以丰富和扎实的新学知识荣登光绪29年 (1903) 癸卯恩科江西乡试榜首，成为江西史上最后一位解元。癸卯恩科虽然未能完全废止八股文，但是追加了策论，反映了清廷内部意欲改革的愿望。
熊元锷留下的文字不多，与严复之间的书信也没有留下。他在江西乡试中的策问试卷也许是其唯一传世的文章，文中可见严复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关于学术的“普通之用”和“专门之用”的区别，熊的回答与严复的主张十分吻合。1903年10月严复应熊元鄂之请，作英文文谱，用文言讲授英文语法，编成《英文汉诂》(English grammer explained in Chinese)，190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英文语法的书，为中国使用标点符号及横行排版刊印中文之始，也是严复唯一的语言学著作。
由于深受严复科技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1901年熊元锷与同族从兄育钖、育镐以等人共同组织了以修习研讨西洋实科及语言为主的新式学堂——“乐群英文学堂”，后来又易名为“心远中学堂”，由熊育钖接手主持并发展扩大，天津的南开、长沙的民德和南昌的心远日后被誉为清末民初“中国三大新型私立中学”。1904年太常寺卿、顺天府丞李盛铎等招集资金兴办江西商办铁路公司，在江西境内修筑铁路，熊元锷热心参与其事。当年10月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铁路正式兴建，熊元锷被派为驻上海坐办。
1905年，熊元锷应马相伯之邀成为复旦公学校董，以严复为首的28名校董署名发出《复旦公学集捐公启》(上图)，并在《时报》和《中外日报》上刊载《复旦公学广告》(下图)，公告中称 “本学教授法、管理法由严几道 (即严复)、马相伯两先生详定，并请熊季廉、袁观澜两先生分任管理之责”。当年9月复旦校舍修浚，9月14日(农历中秋节次日)在马相伯、严复、熊季廉、袁观澜及全体学生的努力下，复旦公学正式开学。不久之后，因校舍及经费紧张，时任庶务长的袁观澜又在《南方报》上刊出《复旦公学广告》，称第二年暂停招生，遭到以复旦公学学长叶仲裕为首的复旦师生的质疑和强烈反对。
这一时期严复与熊元锷就学校管理事宜不断有书信往来，后来严复还写信给熊元鄂之弟熊季真，信中说：“又复旦公学为索观澜侵蚀公款至数千金，反以此为学生罪，天下不平无过此者。季廉知之，故在日力以维持复旦为己任。”由于熊元锷体弱多病，又为“复旦公学及往日本调查铁路事所累”，不幸于1906年4月下旬病逝，年仅28岁。严复为此极其悲痛，他于4月28日参加了复旦公学和青年会在上海颐园为熊元锷举办的追悼会，并作挽联哀悼 ：“与君同为国伤心，何堪憔悴江潭，楚些翻成悲宋玉；此业不蒙天所福，枉自张皇幽渺，玄经哪更问侯芭。”
1906年马相伯辞职远赴日本，在众多复旦公学学生的吁请下，时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的严复兼任复旦公学第二任校长。由于办学经费紧张、疲于沪皖两地奔波，以及在复旦内部与师生之间的纷争与冲突等原因，一年之后严复被迫辞职。1910年马相伯再次出任复旦校长，但他又于1912年赴京任要职，不能亲理校务，学校实际负责人为教务长胡敦复和庶务长叶藻庭。胡敦复 (1886–1978) 是近代中国的著名数学教育家，他从1897年起，先后进入上海南洋公学的外院、中院、政治班学习。当时马相伯家居徐家汇的南洋公学附近，1901年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介绍包括黄炎培、胡敦复在内的24名优秀学生，到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
这些学生很得马相伯赏识，1935年马回忆当年的学习情景时说：“从前笑话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青年学生的努力，胡敦复就是其中之一。我教他们，除了拉丁文外，还有法文和数学……其中很有几个，后来都对于数理的研究有了深造。”1903年南洋公学学生因“墨水瓶事件”闹学潮，震旦学院也从这个学习班脱胎而来。1905年秋，胡敦复又进入刚开办的复旦公学学习，先后为震旦和复旦的开山弟子。1907年未及毕业胡敦复即被选中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主修天文与数学，同时兼习文理多科，仅两年即获理学学士学位。上图为早年的徐家汇天文台，即马相伯为24名学生开办学习班的场所及震旦学院成立的地方。左下图是宣统元年 (1909) 复旦公学的毕业证书，右下图是马相伯和蔡元培为复旦的题字 “摩厉以须”和“好学力行”。
胡敦复出身于无锡堰桥一个教育世家，是北宋著名教育家、安定学派代表人物胡瑗的31代孙，其祖父胡和梅是清代名教谕，其父胡壹修及其叔胡雨人亦为晚清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易经》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意为以自省来回归原点，胡敦复之名即出于此。胡雨人是近代崇尚实践、努力维新之先导，胡氏兄弟幼年主要在家接受胡雨人的教育。其兄弟姐妹九人以及堂兄弟姐妹，几乎都先后留学美国、日本的著名大学，回国后又多从事教育工作并卓有建树。1909年初庚款留美计划启动，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游美学务处，年仅24岁的胡敦复中断在美学业应聘回国，出任游美学务处肄业馆教务提调，负责考选和遣送直接留美学生的工作。
胡敦复主持考选了三批留学生共180人，均为当时的青年精英。庚款留学生中有胡敦复的两位胞弟胡明复和胡刚复，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分别为中国第一位现代数学博士和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11年1月，经清政府批准，游美学务处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胡敦复被任命为清华第一任教务长。1911年初夏，胡敦复与在清华学堂任教的10位中国教员一起成立 “立达学社”，以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宗旨，以 “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为理想，胡当选为学社社长。不久后胡敦复与清华美籍教师关于课程设置、办学理念的等发生分歧，同时因不满美国公使馆对校务的各种干涉，他以 “不能遵办”愤而辞职，离开清华回到上海。
胡敦复到达上海后，应恩师马相伯特聘，出任母校复旦公学教务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复旦的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占用，教学无法继续，学校一度停办。12月中旬校长马相伯、教务长胡敦复在无锡士绅支持下，借李瀚章大公祠、昭忠祠分别作为课堂和宿舍，筹备复学。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等人在《民立报》馆二楼设立“复旦筹办事务所”，将复旦情况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汇报，请求复校。后经孙中山的民国临时政府批准，将位于徐家汇华山路的前清公产李鸿章祠堂 (简称李公祠，首图为其大门) 拨给复旦公学使用，并拨款一万银元以作复校之用。李公祠建于1904年，是慈禧太后为祀清末重臣李鸿章而建造。
辛亥革命爆发后，立达学社社员也纷纷南下至上海与胡敦复会合，遂酝酿创办一所独立自主的学校，取名“大同”。于是胡敦复便一面筹建大同，一面主持复旦教务。在没有政府扶植和实业家资助的情况下，胡敦复和立达学社同仁除了一腔赤诚和铁打的信念、忘我的牺牲精神，以及满腹的科学知识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实力。他们只好用立达学社的入社金、月纳金及自筹资金总共228元，私立大同学院 (1922年之后称大同大学) 于1912年3月19日在上海南市区肇周路南阳里成立，这一天正好是首任校长胡敦复28岁生日。大同校名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胡敦复和社员们约定，在大同教书和办公不取分文报酬，个人生计全靠在外兼课解决，即使这样他们还将微薄收入的20％甚至更多捐给大同。
1912年9月9日《民立报》的评论说： “胡君前主持清华学校教务，力主按科分班，以权限不专，未行其志。至今清华学生犹追思之。现主持复旦教务，必能发挥此特色也。”是年12月，由于公费停发，学校收入全靠学费，员工薪水难以支付，校具设备无法维修，而当时社会又值大变动之际，引发复旦学生罢课风潮。为整顿校务，马相伯、胡敦复、于右任等函请孙中山出任复旦校董，这也是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唯一的一次出任大学校董，直到他1925年逝世，因此被后人称为复旦的 “首席校董”。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后，推举王宠惠任董事长、李登辉任校长。因复旦校董事会重组校务，胡敦复便借机离开，专心致力于大同的创建工作。
胡敦复于1912-1928及1941-1949年间两度出任大同校长、1928-1949年间任大同大学校董事会理事。大同大学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社会中人无不知大同之敦复先生者”，称胡敦复为“中国第一流教育家”。1930年-1945年间，胡敦复长期担任交大数学系教授及系主任，他还积极联络当时国内的数学家，于1935年7月25日正式成立中国数学会，胡敦复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后又当选为董事会主席，全面负责数学会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部分高校内迁，中国数学会的活动一度中断。但1939年胡敦复和留在上海的部分数学家克服重重困难，组成临时编委会，坚持出版数学会刊物《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大同大学被拆解，数学系并入复旦。胡敦复于1949年离开大陆前往台湾，1978年病逝于美国西雅图。
1905年《复旦公学集捐公启》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以中国处今日时势，有所谓生死问题者，其惟兴学乎。问吾种之何由强立？曰惟兴学问。民生之何以发舒，曰惟兴学问。” 在清末民初国贫民弱、西风东渐、新旧交替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以“教育救国”为信念，无怨无悔、继往开来、终生奉献的名师先贤。熊元锷和胡敦复是这些仁人志士中的两位杰出代表，一位英年早逝、一位奋斗终生，他们的道德风尚、人格魅力、敬业精神、治学态度长存世间，令今人敬仰和深思。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参考了张仲民的文章《严复与复旦公学》、沈国威的文章《严复与其门生熊元锷》、王宗光主编的《老交大名师》等，文中图片和部分内容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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