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三十五 九一八！（上）
正在南方全力对付红军和两广反蒋集团的蒋介石，完全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在这个时候从遥远的东北发动侵略。而在北平，靠鸦片维持精神的张学良甚至都不愿意想，野心日盛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早已视东三省为探囊可取之物。
表面上，由于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的巨大功绩，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达到最辉煌的顶点，权力和荣誉接踵而来。1930年10月9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同年11月12日，少帅应邀到达南京，受到极其隆重的礼遇和接待。蒋竟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以对待下属的方式来欢迎他，规格之高，实出少帅的想象。
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后，张学良负责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在原东北地盘的基础上，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他管辖，一批东北大员也被委以重任。在全国的政治、军事方面，东北势力开始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张学良自沈阳抵达北平，主持行营工作。
可是，说北平的花花世界让张学良从此不再留念东北并不公平，他不但想念东北，而且想多了就有一种失去她的恐惧。两年前的“中东路事件”给他的心理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那就是东北军保卫不了自己的家乡，连比日军还弱的苏军都打不过，一旦日军真的发动进攻，该怎么办？！每当这个恐惧出现的时候，鸦片和女人就成了他转移注意的避风港。正因为他要逃避这个现实，所以更不想回到奉天去直接面对。鸦片麻醉了他的精神，也掏空了他的身体，以至于经常需要进医院疗养。无情的现实是，日本人丝毫不因此变得心慈手软。
“中东路事件”爆发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组织“北满参谋旅行”，借中苏武装冲突之机考察东北军的军事实力和东北当局的备战能力。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参加了这次参谋考察，展露出惊人的军事谋划才能。在有关会议上，石原莞尔根据所掌握的情报，全面讲解了他策划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得到与会者的支持。他在计划中对进攻东北各城市如奉天、辽西、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进行了详细规划，甚至细致到渡河作战、火炮战位、情报侦察、心理战、宣传战以及详实的后勤补给计划。在此之后的两年间，关东军在石原莞尔亲自指挥下，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演习。
1930年5月，坂垣征四郎表示满蒙问题非外交手段所能解决，惟有诉诸武力，驱逐张学良。从1931年1月起，关东军参谋部每个周六就作战计划进行讨论补充。可以说，为即将进行的侵略，关东军已做好充分准备。到当年6月，日本陆军与参谋本部拟成一个“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关东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军的侦察。
1931年6月，关东军情报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和其助手曹井杉延太郎，对在兴安岭索伦一带的中方军事禁区进行化妆侦察，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当即指挥将对方扣留。在实物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等人商量，认为日本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一旦让日方知道，一定会压迫中方释放他们，等于放虎归山，白抓一场。于是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了中村震太郎。关玉衡随后将情况上报。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后，见木已成舟，立即电令“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然而，日本特务机关通过进一步的间谍侦察，发现了中村被杀的痕迹。日军总部避开其特务活动不谈，于8月17日发表了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称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日本内阁会议也认为，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
张学良迫于压力，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玉衡团长接到奉天保护起来。然后，东北军对外宣称已将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
同年7月，长春万宝山的韩侨与当地中国农民冲突，引起朝鲜半岛内的排华暴动。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日本，又借机向东北当局发难。
面对东北源源不断的坏消息，张学良不止一次问过蒋介石，东北军应采取什么策略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人？蒋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个明确无误的答复，总是说要力避冲突，以我们的国力同日本开战必输，中央政府和“国联”会通过外交公理来跟日本谈判。蒋的态度造成了学良的侥幸心理，就是日本人的目的同“济南惨案”的时候一样，只要我张学良像蒋总司令那样对日方忍让，他们就会在占到一定便宜后，适可而止。于是，少帅更不愿意在外交和军事上重蹈“中东路事件”的覆辙。
7月6日，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到了情势严峻的9月6日，张学良给了东北军更严格的约束，致电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当时，日本关东军仅2万人左右，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万5千人，跟随少帅在关内的还有近10万人。但是，在张学良的约束下，东北军不但兵力分散，而且为了不刺激关东军，完全没有备战计划和针对性的部署。
1931年9月18日，由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亲自拟订的侵略行动方案开始实施。当天夜里22时20分左右，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7公里半的地方，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流浪汉尸体放在现场。爆炸后，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营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早已等候在那里，这个报告一到，板垣当即下令向奉军开火，进攻北大营和奉天城。
驻守北大营的是奉军主力第七旅，全旅8千多人。在事发当天，旅长王以哲却不在北大营，因家事告假在老家。旅参谋长潘镇源紧急用电话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荣臻转而急忙电话请示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却被告知少帅外出未归。荣根据少帅早先之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于是，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只有300名左右的日军击溃。日军遂占领北大营、东大营。
9月19日凌晨开始，日军展开全面进攻。在8小时之内，关东军1万余人占领奉天城、军营、兵工厂、飞机场。抢劫中国兵工厂存储步枪8万支，机枪4千挺，飞机200余架。至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由于日军行动在9月18日夜里开始，诺大的中国竟没有多少人知道发生了什么。50万奉天百姓当时大多都已入睡，即使被枪炮声吵醒，也以为是日军的例行演习。在关内，当夜最先得到这消息的除了张学良本人，还有天津《大公报》的一个记者。
9月19日凌晨1时许，《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北宁铁路局给编辑部打电话，口述了一条简短而重大的消息。这时，《大公报》要闻版已经截稿，总编辑张季鸾立刻决定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条《最后消息》，共80个字：“据交通方面得到报告，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火车，当时为慎重起见，亦未能开行。”
此乃国内对“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欲知各方将如何反应，请待下期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