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给咱们留下的隐患越来越多
2011年1月19日
何必
我们在改革过程中……（略。）
嘿嘿。
成思危还是这么到处侃侃而谈。
改革不应该走一步看一步。
哈哈。
来看看改革的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胡锦涛访美之前回答美国佬媒体的全文。
（何必注，略。）
老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李延明发来老左派之中一派的洋洋洒洒。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开篇，改革是不是应该走一步看一步？
成思危说得轻巧。
让老丫挺的自己来试试看？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管白描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论调，透露出走到极致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本质特色，也就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基础性的理论原则铺设。
摸论嘛，在俺这等大言不惭的色迷迷的主儿眼里，就想起“解放”前民间流传的“十八摸”，摸得鸟男狗女们意乱神迷了吧。
猫论和摸论，被当作是中国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基本路径指导框架。
现如今人们说，中国的情况是有人摸石头，有人过河，完全是两回事，呈现分裂状。
猫论和摸论，都是成思危所谓下棋看一步走一步的路数。成思危要总体上否定邓小平？丫挺的绝对没有这个胆量。
现如今，成思危退下来了，还是到处跑，试图继续中国特色的赢家通吃游戏成员的角色及其收益。他就各式各样的事务和问题都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地一个劲招呼忽悠，现在干脆对着猫论和摸论说三道四咧。
悔棋造成损失，这有什么新鲜的？这原本是出于高层的疏忽，现如今已经是中南海胡锦涛、温家宝等王八蛋们孜孜以求的了，故意制造充满不可行性的政策，不得不悔棋，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现如今，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政策，哪个不是如此？
可恨之处在于，这帮孙子悔棋了，却不承认，并且利益私有化，风险社会化，所有的改革利益都收入囊中，麻烦却让其他人来承担。
比如房地产，房价现在成为政治问题，人们对于胡锦涛、温家宝亲政后房价一飞冲天的现实越来越不满，并且直截了当质疑所谓的胡温新政，才有了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到现在结果怎么样了呢？房价越调越高，才有了贪官污吏贾康们以及民间傻呵呵的叶檀们没完没了地呼吁房产税，但房产税到底是什么？本质上，房价无法压下来，委府却获取了新的收入（课税）来源。于是乎，不管中国什么样多灾多难，委府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你妈的。
既然是政策错误，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毕竟就是错误。但是，咱们听到过胡锦涛向国民道歉么？听到过温家宝为自己的错误表示对咱们的愧疚么？听到过中南海的致歉么？听到过我党的歉意么？
我党嘛，死不认错的典型。功劳都是自己的，责任都是别人的。揽权卸责，文过饰非。
其实，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哪一个又不是如此？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咱们看到了，中国当局无论国内外发生什么事，首先就是推卸责任，找到国内外的替罪羊。
实际上，这种路数，在中国人家庭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两天，突尼斯发生政权更迭，国内好事者一片叫好之声，认为今天的突尼斯，就是明天的中国。
突尼斯一个大学生街头摆摊遭到城管骚扰而自焚，引发举国上下抗议示威暴力血腥，最终导致总统离家出走。
中国可能吗？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大学生咎由自取，精神病，小题大做，辜负了党和人民多年的培养；城管会推卸责任，说城市行政执法于情理法并无不当，中国法院也会如此力挺城管的说辞，官官相护；中国还有着像崔之元、冼岩那样不失时机为当局歌功颂德的骚人墨客；至于说自焚嘛，光这两年，中国自焚的人还少吗？唐福珍是最为典型的了吧，但中国人怎么着了呢？还别说街头运动，就拿俺所在的北京来说，算是中国权利意识和政治敏感性最为高涨的地界儿了吧，去随便到街头巷尾问问，有几个人知道“唐福珍”这个名字及其背后的遭遇的？官方封锁消息固然可恨，但官方至少没有能够阻止唐福珍案件相关内容在互联网上的所有传播途径，比如电子邮件，因此，中国社会对于唐福珍等等惨案的麻木不仁，就让咱们知道，为什么大学生遭到城管伤害在中国会不了了之而绝对不会导致政权更迭了。
前面，秦晖在那个报纸题头就冠之以“理性、建设性”（俺对该报纸如此办报宗旨恨之入骨，这极大地误导了中国新闻界，并且传染给了全社会，似乎扒粪就是十恶不赦的，当然，这另当别论于此不赘）经济观察报组织的新年献词里，再一次强调了他发明的所谓“负福利”的警告。
但秦晖可能还是没有认识到的是，中国的负福利、负自由状况，以及又这二者组成的负人权状况，并不是中国惨状的全部。实际上，俺称之为“负道德”的成分，才是可以与负人权合并起来构成中国模式不可能天长地久的核心原因，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不可能复制突尼斯事变的国民性或者叫做劣根性所在。
当然，有趣的是，中国竟然会出现负福利、负自由、负人权、负道德（而不是低福利或者无道德等等）……这应该很是精当地描绘出，中国的底线之下生存的地域般万恶的惨状。
不管秦晖是不是故意，却在结果上表现出中国“专家学者”的通病，就是只看制度性因素，忽略国民性因素。就像秦晖其他著述一样，无论是谈及斯托雷平，还是南非的贫民窟，矛头所指都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对于为什么中国的官产学们比斯托雷平更加残酷、中国会产生鲁迅所谓冷血的看客等等只字不提。
秦晖说三道四了，孙立平、杜光、王晓渔、资中筠等等名流们也搔首弄姿地摇唇鼓舌了一番，说到底都是些个什么呢？矛头都指向了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却没有一个说中国崛起必须是中国人的崛起，没有了由每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构成的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那纯属是扯蛋的空中楼阁。
这也是俺今年从对于政治体制和民族国家这种宏大叙事当中更加注重每一个中国人的缘故。
骚人墨客们都对2011年或者翘首以待或者好坏参半或者忧心忡忡，而俺看到的是什么？
中国的家庭日益不堪一击，分崩离析状况愈演愈烈。家庭成员都在揽权卸责，每个人都是家庭的掘墓人。在俺看到的所有家庭里，没有一个能够在这种铲除中国社会最基本组织单元的倒行逆施里置之度外。原本，俺举了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但考虑到各式各样的因素，抹去了。那是个中国亿万个家庭里的一个，太沧海一粟了，但有太具有普遍性了。家庭成员无不得过且过，共同举手投足言行举止无意识地摧残这个共同体。
或许，如此家庭江河日下形同虚设，可以用太多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去套用解释，但俺还是越来越意识到，我党罪大恶极理当千刀万剐，但有一个问题还是挥之不去，就算我党不在了，谁能够取而代之？更为麻烦的是，我党不在了，中国就会好了么？为什么突尼斯人能够揭竿而起，而中国却还歌舞升平？按照赵本山小品的话来说，同样是自焚，差距咋就那么大涅？！
我党恶贯满盈，但我党的罪恶是不是可以覆盖现如今中国所有的罪恶？海外华人的无恶不作，与我党何干？如果说，中国人在欧洲的公共汽车上三番五次逃票最终无法找到工作也得全部归咎于我党的话，那么中国人是不是还具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如果中国人就是如此这般死不认错的话，还有什么资格在这个世界上苟延残喘？还有什么理由对小日本对战争时期给中国造成的民族灾难不依不饶？
孙立平说，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而香港亚洲周刊评选出2010年十大畅销书当中首屈一指者，就是熊培云的《发现中国社会》。熊培云嘛，俺在新京报座谈会上碰到过，也知道他的底数。
至于说中国社会，嘿嘿，歇菜德洛维奇吧。当然，这个话题太过于宏大，于此不赘，本周俺会专题讨论滴。
俺看到，现如今国内外的中国人，都在投机取巧，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往委府身上一推了事，既经济又安全，并且还博得了类似刘晓波那样的举世喝彩。但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俺经常说的就是，俺认为我党十恶不赦，但如果干掉我党，有什么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徐水良所谓美国的花瓶民运？或者徐水良们？
前两天，徐景安和李延明分别给俺发来了老徐组织的有关现阶段中国如何进行民主化运动的座谈会内容，上海王炼利大姐等等一干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座谈会上说三道四，给社会主义民主进行界定。但王炼利说的一句话很是发人深省，那就是现如今民主只不过就是一小撮精英的囊中之物，普罗大众对此并不感兴趣。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突尼斯事变不会发生在中国？
人们当然可以轻而易举易如反掌将所有责任乃至罪错都推给我党和中国委府，但这就万事大吉了么？这种指责或者推卸，自从我党亲政，就没有停止过吧，特别是1989年之后，更加甚嚣尘上，但效果如何呢？
为什么国内外针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一直萎靡不振，并且口碑越来越差？除了我党不遗余力的白色恐怖或者红色恐怖的打压封杀之外，民主运动的鼓吹者和支持者自身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崔之元回中国后堕落得如此之迅速？为什么黄亚生看到崔之元们的状况却还要坚持并公开表示说中国需要左派而且越多越好？为什么黄亚生与陈志武的基本立场上发生分歧？为什么徐景安的什么新文化运动呀、幸福研究呀、国民建设呀等等货色越来越沦为让人避尤不及的花拳绣腿？为什么杜光、辛子陵、茅于轼们越来越没有市场？为什么陈永苗的后改革运动已经从宪政走向了民生？为什么陈永苗会从言必称美利坚到为什么邓玉娇啦、钱云会啦摇旗呐喊？这种路径的根本性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美国的民运分子宁愿闯关回中国坐牢也不愿意在美国隔岸观火坐而论道？……
如此这般这些个问题，归根结底一句话，咱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中国怎么了、而是应该进一步在中国人怎么了的层面上吧。
要不然，咱们可就真是太傻呵呵啦。
嘎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