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后，教育部设立了对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科文组，除了派代表团常驻法国巴黎外，每年还要派团参加三月的执委会和十月的大会。
那时候出国机会难得。驻外工作人员国内工资照发，出国前发一笔制装费，在指定服装店买布制衣。在国外期间则吃住全包，另发一点点零用钱，钱的多少按级别定。常驻使领馆工作人员攒上一段时间，大约可以买一台小彩电，短期出国一个月的，就只能买点最便宜简单的小东西。通常母亲能带回来的也就是从嘴里省下的作为加班夜宵的一小包饼干、小块黄油，最小罐包装的雀巢咖啡等。常驻国外人员每两年可回国休假两月。无论是常驻还是临时出国人员，回国时都会帮同事带些东西送回家。而临时出国的，由于自己没有多少钱没什么东西可带，帮别人带的东西就多了点。
记忆中的那一天，母亲比正常情况下晚了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家，且异常疲惫。原来次次走外交人员通道的他们早就被盯上了，海关决定这次拦下他们开箱检查，搜查逼问为别人带的东西。母亲人缘好，上至常驻代表团团长，下至使馆、常驻代表团的司机等，都找她带东西。而她脸皮薄来者不拒。搜查过程中，母亲惦着驻外人员尤其是普通工作人员攒点钱不容易，就想能替人瞒下一点算一点，因此被坐上了电椅。最后因帮人带的家信被拆检，替人带的东西全部被海关查出没收，其中最大件也不过就是巴掌大的小半导体收音机、小录音机之类。
之后，海关将此事定性为教育部教科文集体走私案。国务院为此通报批评，还点了母亲的名，因为她替人带的东西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