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女儿毕业，她的高中同学从纽约过来祝贺她，她也逼着哥哥从欧洲飞回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我们碰到她毕业写作的辅导老师，老师祝贺她：你终于完成了！听那意思，她能否毕业曾经是个疑难问题。
回到她即将搬出的宿舍，我追问她毕业写作是不是很难？她避而不答。之前，她告诉我们她的这位高中同学，现在要称呼“they”，而不要说”she”。她爹说，我们连”she””he”还没说利索，怎么可能又弄出一个新的称谓？她回答：你们可以犯错，我也只是提醒你们一下。
这个“they”是唯一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她的高中同学，她的其他朋友，天南海北的，离这儿很远。但这个“they”曾经在中学时跟儿子约会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哥哥16岁，她们14岁，宝玉和黛玉的年龄。
可那时候，哥哥和“they”的小恋爱惹恼了她，她在家里闹哥哥，在学校闹“they”，并与“they”断交。直到有一天，“they”决定跟哥哥分手，她的生活才恢复了正常。而断交后”they”把头发染成了粉红色，让我着实担心了几天。
现在哥哥即将25岁，她们23岁，坐在同一间屋子里，我有点儿提心吊胆，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理清了当年的思绪。我说：你们可以说法语。他们几个人大笑。
他们在同一所法语学校长大，很小的一个圈子，然后溶解在一个很大的世界里。
那天他们聊到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好像是在聊某个展览。我顺口说，蓬皮杜曾经是法国总统，他们有点儿不相信。我知道“they”在学校是好学生，她奶奶一家仍住在法国，她也说自己对历届法国总统还是有几分了解的，但她不记得蓬皮杜当过法国总统。
我很确定，他当过。他是我小时候知道的唯一去过我们N线城市的外国人，我住在N线城市的郊区，听说蓬皮杜乘坐的汽车所走过的街道两旁谁都不许开窗户。那是七十年代初，我还不大懂事，但后来反复听说过蓬皮杜来访时戒备森严的故事以及人们的兴奋与不安。
今晚跟爹妈吃了顿晚饭，提起法语学校的孩子们不怎么知道蓬皮杜总统，蓬皮杜是法国总统这事儿对我们曾经如此重要，其实他当总统这事儿在他的国家并不怎么重要。
我爹突然说，这事儿他记得很清楚，因为跟他还有点儿小联系。他当时在一所中学办校办工厂，一年能为学校赚取10万元人民币。那时候，我们不会把人民币和“万”这个字联在一起用，我也是今晚第一次听说他的工厂一年收入十万元。
那所中学的学生在那段时间不用缴纳任何书本学杂费，高年级学生每学期会去工厂劳动一些天。学校也很牛地有自己的芭蕾舞班，能演出全场芭蕾舞“白毛女”什么的。由于工厂收入颇丰，学校为芭蕾舞班购置了90套女演员的漂亮裙装，供演出使用。
蓬皮杜即将来访的消息传来时，熟知本地小道消息的市政府官员找到了学校，借走了90套裙装。蓬皮杜到访时，他们装扮了90名青年女子，组成欢迎队伍中靓丽的一部分。有钱是多么自在啊。
我爹说起那个校办工厂，喜形于色，倒不是因为赚过很多钱，而是觉得这个校办工厂让他这个中学老师得以娴熟地掌握了工厂的各个工种，玩儿得很过瘾。
可惜，随后的社会风气过于崇尚读书，文革结束后我爹退出工厂重回讲台，甚至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的招生考试。他没考上研究生。自打上大学，他就没认真学过本专业，一直沉迷于诗歌文学领域。没考上理科研究生早有前因，但他是个不错的老师。他总在追寻不太适合他、却被他人推崇的路。相比起他的工厂的业绩，他更看重自己曾经为学校芭蕾舞班的学生编写的舞剧故事，当时中学里也有作曲能力挺强的老师，为舞剧写了音乐，演出获得了某个奖。
假如他一直在工厂，并一路发展下去，他的状况应该是“赶上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好时代“，可是他给报纸投稿参加写作比赛，梦想成为作家，填词写诗无法摆脱“文艺中青年”的酸腐，路就走没了。
后来他来美国投奔我，我让他出去打工。本质上他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他在一家日本餐馆收拾桌子、帮厨，闲暇时站在餐厅里给顾客唱歌，有的顾客真的为听他唱歌当回头客。一位日本老太太听得如此激动，跑过来跟他说日语，他一句日语也不会，只是会唱点儿日本歌儿而已。
他会的东西很多，也很享受自己的十八般武艺。某年，他获得了湾区业余歌手比赛的第一名，我当时戏称他活得像个爬藤少年。但他谈不上是个好父亲，或许，他是永远的儿子，需要他人的赞赏。
儿子很小时候，我问他学校的某个老师好吗？儿子反问我：你问的是“好老师”还是“好人”，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被儿子的话击中，我知道这两者不一样，但在他的年龄，我绝对想不到“好人”和“好老师”的区别。在我们的文化中，有种“一好遮百丑”的倾向。
我爹有万般的好，也有万般的糟。我想像儿子那样理性地想爹的好与坏，但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我很难说我的愚笨跟我爹为人父的不甚成功无关，但儿子的理性确确实实是他爹的功劳。假如天下的父亲都像儿子他爹那么合适、适合，我们何须用“父亲节”来缓解天下的父亲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