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是先得给成功下个定义， 成功的标准不同， 讨论起来就有点鸡同鸭讲了。
第二就是不同时间，成功的标准也不同， 只是“略”又不同。
大致上最重要的成功内容， 应该是金钱地位名誉， 这三项“指示”无不指引广大人民群众奋发向上。
若以“文革前， 文革中， 文革后”， 说说成功和“高考”的关系， 也是很好白相的题目。
文革前是不能说“想当官或升官”的，而是用“争取进步”来代表，什么“进步”？职务级别也！一个科员努力工作， 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得到上级的赞赏，觉得这位同志不错，于是就把他提拔成科长， 显然他就是比“同等条件”的同志就“进步快”，说白了还不是“成功地升了官”！顺便说一句，1956年之前， 升官是要“加薪”的，也就是说“进步是和经济利益挂钩”的，至于1956年之后， ”升官不发财“现象出现了，不知这是不是伟大领袖“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措施，但待遇还是很有可能得到了改变，比如住房面积。
那段时候， 学历有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虽然领导相中一个人，还是希望这位的文化程度不要太差， 多认得几个字还是有好处。
不过， 正因为升官很可能不发财， 那么基本工资的高低，就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可做不可说的成功标准之一了，学历明显就赚了便宜，大学毕业哪怕分到了鬼不下蛋的地方，转正后五十几块钱是雷打不动的，在见惯了三四十元养活一家人的中小城市（镇）的老百姓心目中， 那不就一种成功吗？钱还是重要得不得了啊！革命似乎当不得饭吃。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 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颠倒的历史被颠倒过来， 革命真的好像不需要吃饭了。
看着原先算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99%成了比马路上阿狗阿猫还要阿狗阿猫了，新一代“进步”可以靠直升飞机了，貌似“共产党员不是要当官，而是要革命”， 骨头里“地位”的重要性， 一点儿没减少， 几派打来打去为的是革命委员会里的席位，常委尿得一定比委员高。其实政治中枢何尝不也是这么想的么？
陈永贵大叔一下子提进来政治局当上了副总理， 是升官了吧，张铁生愤愤不平地写了封信交了白卷，中央委员还是啥的，就连那个爹妈给他名字起得怪到了极点的齐齐哈尔钢厂的“王白旦”，也能得到比林副统帅还要多两票地当上了九届中央委员， 是官而且还是大官了吧，天晓得江青同志觉得这名字实在too funny， 白旦改成了百早，戏剧性没有幽默感不见了， 十大的时候就变成了中央候补委员，还是大“官”嘛。
老百姓心目中成功， 好像还是谁当上了什么“官”， 因官位而带来的“待遇”--说白了就是经济利益--不太被人说来说去了。
这个阶段， 高考都没有了， 哪有什么“高考和成功”的关系， 唯一能找到例外的就是张铁生。
十月里响了春雷，历史又被颠倒一回，“恢复”才是成功的标志， 恢复了职务恢复了工资，还是“金钱地位”两件事，别的都是假的。
也是“恢复”， 恢复高考， 倒是把“成功”和高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拴上了二十年？吧。
提拔干部， 或曰“进步”，或曰“升官”，好歹得有个学位， 真的没有就假装有个“假”的， 假的学历还是学历， 总比不认得字就能耀武扬威“老卵一番”好些，这应该是成功的标准和高考最正相关的阶段， 相关系数等于0.95。
一步一步高校扩大招生， 大学的门槛儿低了，出来后不成功就太容易了，人们发现，拿升官发财作成功的标准， 最最要紧的因素不是高考， 而是“爹妈”（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