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
Andrew James Nathan，1943年4月3日—，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黎的研究专长是：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比较政治学。
生平
生于纽约。1963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学士，1965年获东亚研究硕士，1971年获政治学博士。此间，1966年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1971年担任密歇根大学历史讲师。1971~1975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1975~1982任副教授，1982年起任教授。
做为学者，书斋生活以外，黎安友又是众多研究会、基金会、委员会的座上宾；主编杂志以外，他又是众多协调小组的领导，甚至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顾问、太平洋国家银行安全局顾问、中國人權（HRIC）理事會共同主席。
黎安友是漢學家費正清的學生，而他本人也指導與影響了當代華人知識群体許多學者，包括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孫哲、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吳介民與徐斯儉、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系的蔡欣怡等。[1][2]
黎安友曾为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序，他也是《中國六四真相》（亦称《天安門文件》）英文版编辑之一。他曾戏称：“我給李志綏回憶錄、魏京生獄中書信集寫過序，再加上這本（指《中國六四真相》），我該‘下地獄’了。”[3]
2019年1月，黎安友接受VOA衛視《時事大家談》專訪時直言，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個紙老虎，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最有利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最有利於加速中國崛起[4]。
主要著作
《中国落后的煤矿》（1963）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史》（1965）
《军阀的末日》
《访问邓副总理》
《中国的民主》
《中国政治变迁之路：从极权统治到韧性威权》（2007）
《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的對外關係》（2013）
專訪黎安友（2）：談中國共產黨政權合法性問題
2022年3月28日 金哲
中俄聯手不是秘密。圖為習近平與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美聯社2019年6月5日資料照)
俄羅斯發動的針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目前依然在進行中。中國共產黨當局對發動戰爭的俄羅斯普京當局予以明里暗裡的支持。在俄烏戰爭開始時，中共當局對“鐵鍊女” 案件的看似掩蓋的處理方式導致許多中國人擔心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會成為下一個“鐵鍊女”。儘管中共當局在國內國外的行為被許多人認為沒有合法性可言，但中共政權卻依然能長年“潰而不崩”，為什麼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從政治科學的角度提出了他的分析和解說。
自從中國共產黨1949年在內戰中通過武力奪取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批評者就不斷抱怨說，中共政權從來就不在乎什麼合法性的問題。它持續不斷地出爾反爾，踏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踐踏它一直承諾給予人民的權利，違背它高調提出的各種各樣的原則。
批評者指出的中共政權出爾反爾不在乎合法性的最明顯的例子包括，中共主導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民享有被選舉權，但在當今中國哪個公民膽敢獨立參選並堅持進行競選活動，便會被抓捕判刑；中共政權聲言尊重聯合國憲章，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卻拒絕譴責攻打烏克蘭侵害其領土完整、狂轟濫炸其居民區的俄羅斯。中共當局還調遣其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為俄羅斯洗白，配合俄羅斯污衊烏克蘭，同時大力封殺中國國內反對俄羅斯侵略的言論。
在“鐵鍊女” 問題上，中共政權再度使批評者抱怨它不在乎合法性的問題。 “鐵鍊女” 是今年年初扶貧志願者在江蘇徐州豐縣發現的一名女子，被用鐵鍊拴在牆上20多年，據說生育了八個孩子鐵鍊女案曝光之後，眾多中國人認為政府不但不去認真調查反而是竭力掩蓋該案，並對網路輿論進行全面的封殺，對試圖了解真相的人進行堵截和抓捕。這種局面導致眾多人擔心綁架和販賣人口是得到中共政權加持的產業，並因此擔心自己和自家人的人身安全。
政治科學學者一般認為，一個缺乏合法性的政權是難以持久的。然而，像中共政權這樣的缺乏合法性的政權卻能長期 “長治久安”。合法性這一概念在政治科學中是否還有用？在討論中國政治的時候，合法性的概念是否還有解釋力？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表示，在觀察和討論中國政治的時候，需要結合實際從多方面考慮合法性的問題；從政治科學上看，合法性問題還是政治學學者們在繼續探討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以下是黎安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記錄摘要的第二部分。黎安友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國之音。
合法性這個概念還有多少用處或解釋力
金哲問：有人說，中共政權尤其是習近平政權一次又一次地禍害民眾、禍害社會、禍害國家，它早就沒什麼合法性（legitimacy）可言了，但偏偏這樣的一個政權可以有驚無險甚至長治久安。您認為在討論政治科學和中共政權的時候，合法性這個概念還有多少用處，或者還有多少解釋力？
黎安友答：這個真是一個迷。因為很多的我認為是可靠的西方學者的研究，包括抽樣調查，包括用別的方法在中國進行的研究，都發現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也就是老百姓對政權的支持度比很多別的國家都要高得多。但為什麼呢？你剛才提到中國政權禍害老百姓的例子都是很對，但為什麼共產黨到現在為止（還有這樣的支持率）？ 。
當然以前有些時候，就政權支持度（regime support）而言，比如說89六四時，有很多人懷疑這個政權。但後來它又恢復了它的合法性。這是為什麼呢？原因有很多方面。一個是宣傳，（中共政權）他們控制了媒體。一個是愛國主義，他們鼓勵愛國主義情緒。再一個是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態度，也就是他們看重權威、看重集體。
懷疑政權的大概是中產階層。中產階層雖然人數很多，但在中國總人口當中還是少數。但他們也可能怕亂，害怕動搖這個政權社會就會亂。 （中共政權支持度比較高）還有一個因素是經濟繼續發展，中國就能繼續建立社會福利制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你剛才也提到了疫情控制問題，這個問題顯示出共產黨還是不自信，還是認為人民對它的支持還是脆弱的。如果出現紕漏，人民對政權的支持程度可能會很快下降。就跟蘇聯和東歐各個共產黨政權解體的時候一樣，它今天很強，第二天就不見了。他們害怕這種局面出現。中國共產黨每一天都在培育老百姓對黨的支持。
以執政業績來支撐合法性又如何
問：我們剛才討論的政權合法性的問題。毛澤東曾明確聲言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就是明確地、驕傲地宣示其權力來自武力脅迫而不是民眾的同意。近些年來，中共政權合法性問題顯然也成了中共的一種心病。這種心病被許多觀察家注意到了。您在中共成立100週年紀念日前夕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標題就是 “中共充滿焦慮的百歲生日”。為了伸張或證明其合法性，中共現在又聲言其合法性來自它的執政業績。請問，業績這種說法對維護中共來說究竟多麼有用或多麼無用？
答：有相當的幫助，因為我們要承認中共的表現和政績是非常可觀的。從90年代初一直到最近幾年他們的經濟增長率一直是兩位數，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成績，是非常可觀的。老百姓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連今年他們都說要追求5.5%的經濟增長率，這個比別的成熟的經濟體的增長率都高。我不知道他們能不能達到這個增長目標，但這個增長率還是不錯的。
他們建立了初步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國際上也很大程度地提高了中國的威望和地位。但是它（中共政權）還是面臨很多很多的問題，因為老百姓對經濟發展的要求是無限的。所以是你今年給我多少，我明年還要得更多。例如環保的問題，我作為一個老百姓很不滿意，不能不發牢騷。我要求你政府馬上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不容易解決。
最近發生拐賣女性的案件（注：即鐵鍊女案）這個案件可以說是一個個案，但它代表很長期的、深層的問題。雖然你是一個能夠控制一切的政權，但是這個問題（你解決不好）。而這並不是政府允許的一個現象，這是政府從政策方面反對的一個現象。但是政府很難控制，因為地方上的權力結構，地方官不願意解決這個問題。而中央政府沒有辦法強迫地方官，因為這個現像是受到草根社會支持的。這個問題很複雜。
這個問題一爆光，很多的老百姓表達了他們的不滿。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我們剛才提到的業績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容易被打破。某一個現象會讓大家深層的不滿爆發出來，政府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就是說，你過份依靠業績合法性的話，有一定的危險。因為這個東西星期一很強，星期二就沒了。你要一個星期七天都要給老百姓送貨，給他們想要的東西。
所以共產黨並不是百分之百的依靠業績合法性，它也要依靠我們剛才所提到的愛國情緒，包括意識形態。所以共產黨不斷的在推行所謂的四個自信。四個自信的意思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要求第一是黨員，第二是知識分子，第三是所有的中國人支持這個概念。因為他要老百姓愛黨，愛這個新路線，新理論，新社會主義文化，這就是四個自信。但這個東西好像不太成功，因為這種概念太空洞，太虛無。
深層的與不那麼深層的合法性
問：我現在想追問一下。您剛才提到中共在業績方面還不是乏善可陳，它有一些很明顯的業績和很明顯的成就。但是與此同時，以疫情防控為例，它想追求業績，想追求疫情防控，結果現在造成了民怨沸騰。大家都看到全國幾千萬人、上億人搞核酸檢測，其實都完全是無用。西方的專家也說無用，但是對老百姓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痛苦，甚至是生命損失。有很多人在醫院裡不能手術，只能等死。
但是對於中共另一些人，他們肯定是發財了。比如說搞核酸檢測的，搞隔離酒店的，他們發了財了。所以說中共追求業績的同時，對中國人民造成了損害。還有“鐵鍊女”，這不是中國當局喜歡的。但是底下的那些人，他們可以由拐賣婦女中獲取利益。所以黎教授，您對中共的這種追求業績的同時，底下的官員損害人民根本利益。對中共的這種基本的追求業績的目標構成了損害。您怎麼看？中國能解開這個死結嗎？
答：很危險。過分依靠業績的合法性，對任何一個政權來說都應該是非常危險。因為你怎麼能夠百分之百成功？每一次面臨挑戰一直成功？這個非常危險，這是一個政治科學理論的問題。
但我自己認為所謂的合法性有深層的合法性和有表面的合法性。或者不是表面，只是深度不太深。作為一個政治科學的學者，你要分析某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你可能會測量到它的合法性很高，它支持率是70%或者什麼的，但它還是很脆弱，容易被打破。
另外一個國家，你比方說烏克蘭，現在有很多問題，包括很多腐敗問題。它的業績不像中共那麼好，至少是沒有達到中共那麼大的經濟增長。但是烏克蘭人民愛他們的國家，愛他們的獨立。中共可能也有這種深層的合法性的一些因素。
但假如中共想要能夠借用中國人的愛國和中國人為了對自己民族的熱愛，能夠借用這樣東西來支持它的政權的話，那就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就美國而言，我們的製度現在有很多問題現在，特別是政治的極端化、兩極化，（但合法性還沒出現大問題）。
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结束，一向被称作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两会在当今中国还有什么价值？在两会开会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战争延续至今且激烈程度不减反增。跟普京相比，明里暗里支持普京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判断力表现如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直言不讳的看法。
197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不久之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至今的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堪称美国乃至世界中国研究学界的老资格学者。他的许多学生和熟人夸赞他谦恭有礼，学养深厚；他谈论学术问题、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能深入浅出，以最浅显的语言展示他力图摆脱成见或俗见的认真和深入的思考。
在许多人认为自高调强调要一锤定音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原本就是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两会现在已经毫无价值之际，黎安友指出，两会尤其是省级的两会让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每年能集聚一堂相相互通气还是有一定的价值。
谈到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黎安友认为截至目前普京的判断力表现很差，习近平相对而言要强得多。黎安友为此提出了他的一系列论据。
以下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摘要的第一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普京与习近平判断力与智力哪个强
金哲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支持俄罗斯的中国的领袖习近平他们的判断力和智力受到了世人更多的关注、分析、评论。作为长期观察中国的人，您认为，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跟普京相比，习近平所表现出来的判断力和智力如何？
黎安友答：我可能是属于少数派，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认为习近平很聪明，我认为普京不聪明。普京怎么说呢？他太情绪化。或者说，在做决策的时候，他的情绪因素太强，因此过份孤立。你可以说普京多少有一些迷信，他不太现实。而习近平，我个人的判断是他虽然面临的问题更多，他面临国内、国外的局面很复杂，有很多难题。但我认为他还是比较聪明。
举个例子，他在南海扩张中国的势力但没有引起西方或别的国家的强烈的反应，没有引起战争。他回避冲突，他慢慢地扩张中国的势力，但不去碰别的国家的红线。也就是采取“切香肠”（salami cutting）战术，慢慢地看机会，寻找战略的机会，慢慢扩张中国的势力。
“一带一路” 也是一个例子。他用经济的实力来强化中国对全球的影响。不攻击别的国家，不放弃尊重别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国际原则，中国一直是尊重这个原则的，但普京不尊重这个原则。
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当然我个人是站在台湾的一边。但是客观地观察习近平，客观地观察习近平
的台湾政策，他是慢慢地强化对台湾的压力，但是也没有攻击台湾。也可以说，没有过早的动用武力。而且，他一直说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
所以说习近平这样的做法比较聪明，比较小心谨慎。我十年前跟另外一个学者斯科贝尔出过一本书叫《中国的安全追求》（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我们那本书的前提是，中国是一个面临很多很多安全问题的国家，包括国内的安全，政权的安全问题，还有国外的安全问题。
中国的安全状况不是那么舒服的，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它要追求、要改善它的安全局面。在中国的经济增加到一定的水平，它的军力发展到某一个地步，中国会努力改善它的安全情况。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当然会碰到其它的国家，其中主要是美国，但也包括印度、日本等国的反弹。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习近平他不冒险，他是一步一步去追求这个目标。
如何看毛泽东跟习近平对苏俄态度迥异
问：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许多人就开始把中国共产党前独裁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相提并论。说到毛泽东和习近平，我们从李志绥大夫写的《毛泽东个人医生回忆录》得知，即使中国在高唱中苏友好的时候，毛泽东对苏联/俄罗斯也很瞧不上，毛对苏俄领导人如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充满警惕甚至反感。但习近平则好像很倾慕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甚至当面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 毛泽东与习近平的这种差异该如何解释？
答：我认为这个差异不是毛和习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力的差异。当时（在毛泽东时代）苏联是（共产党政权阵营当中的）老大，中国相对比较弱。所以苏联能够威胁中国。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借一些苏联的力量和经验还有钱来发展中国。但后来因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而中国比苏联弱，毛为了追求安全，追求中国的独立，只能跟苏联分裂。
现在中国是老大。所以习近平是想利用俄罗斯来强化他自己的安全追求。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最威胁中国安全的是美国。所以，谁能帮习近平对抗美国或者促使美国衰落（谁就是他的朋友）。因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一个判断，它们都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在慢慢地衰落，所以它们要促进美国走下坡路，不要帮美国强大。所以习想利用俄罗斯。
我们都要承认，在现在的情况下，习利用俄罗斯的计划碰到了一个难题，这就是，他不能控制普京。而普京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普京不够聪明，判断力非常缺乏。这就使习现在面临一个难题。他不想放弃普京。因为放弃普京对美国有好处。但他也不想完全站在普京的一边，因为普京弄出了大差错，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习近平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还要等着瞧。
如何理解习近平式的防疫政策
问：在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中国正在继续推行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疫运动，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疫区大众的基本生活甚至生死的代价来防疫。在当今世界，似乎没有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既是国家领导人又明显自以为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防疫最高权威。但中国有这样一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防疫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您对中国的这种不幸或有幸运什么见解？
答：我对习近平防疫政策的解释还是从安全的角度。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所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焦虑。这个政权认为它是否能够永远执政取决于人民是否信任和爱这个政权。而让人民信任和爱这个政权也就是共产党这个执政党，这个党认为它需要所谓的为人民服务。执政党认为它要永远执政，就要充当老百姓的父母官。它得保护、服务，要拿出东西来。
所以面临疫情问题，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十四亿人不能让一个人生病。但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因为中国的官僚体制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僚体制都庞大，更有能力深入全面地控制社会的一切，它已经形成了那么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所以它可能在开始的时候认为我们有这个工具，我们可以控制一切，我们可以控制疫情，包括这个小小的病毒。
他们大概是错误地判断了造成疫情的这个小小的病毒的能力。
如何看普京低估乌克兰与习近平低估病毒
问：我就想问黎教授，您刚才说习近平在应对这个小小的病毒方面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要使人想，这好象跟普京差不多嘛。普京在打乌克兰的时候好象也是有这样的误判，他认为小小乌克兰或以轻松的打下。这就让人想起普京跟习近平的相似。他们是不是跟下面的沟通出了问题，普京对乌克兰判断错误，习近平对病毒判断错误，但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错误？
答：这个类比有一定的逻辑，但是不同的是，普京应该知道他不可能控制乌克兰。这是他可以知道的。如果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有可靠的情报系统，普京是可以知道攻打乌克兰是行不通的。但是疫情是没有一个国家知道能怎么控制的。这个疫情是一种无前例的病毒。
美国可能是对这个病毒判断失误最大的国家。台湾可能是到现在为止控制病毒最成功的。普京攻打乌克兰没戏，他应该事先知道。但是我不能说习近平应该知道这个病毒的厉害程度，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我这不是想为习近平说好话。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作为美国的学者，因为现在中美关系恶化到这种地步，我们要用客观的分析来避免最坏的结果。所以，我们的责任很大。我们非常容易说中国或习近平的各种各样的坏话。
普京给习近平带来了难题
问：这使我想起来现在有很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欧盟都寄希望于，至少是半心半意的希望中国能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作用，劝说普京不要再打了。但也有很多人这可能是一相情愿的幻想，他们可能是过高地估计了习近平的智力，过高地估计了习近平的聪明。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中国连朝鲜都控制不了，他怎么能够控制普京呢？我们当然不知道内情，但我估计习会找一个中间的道路，不百分百站在普京的一边，也不帮美国和欧洲控制普京。因为他没有控制普京的能力，也不想牺牲他跟俄罗斯的反美统一战线。所以，习近平他会尽量站在中间，不要选俄罗斯那一边，也不选美国那一边。他大概是这样一种策略考虑。而中国跟乌克兰也有相当的关系，很多粮食也是来自乌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