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
郭 钢 国际政治系九三零一班,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日
提 纲
引言：朝鲜战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朝鲜战争以前美国对中国的错误估计
- 认为中国弱小，不敢与美国发生冲突。
- 认为中国是苏联的附庸。
- 因而美国的远东政策以苏联为中心，对华政策也从属于对苏政策。
二、朝鲜战争使美国转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
- 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
- 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
- 中国政治影响和威望。
三、美国开始把中国摆到其远东政策的核心地位。
- 对待新中国的政策
(1) 对华政策从对苏政策中独立出来。
(2) 对中国更加强硬。
- 政治孤立
- 经济封锁
(3) 对中国更加重视。
- 日内瓦五大国会议
- 中美大使级会谈
-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
(1) 朝鲜战争前短暂的摇摆和观望。
(2) 朝鲜战争爆发后占领台湾，援助蒋介石。
- 对日政策的变化。
(1) 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
(2) 朝鲜战争后开始利用和扶植日本遏制中国。
(3) 朝鲜战争后加紧缔结对日和约。
- 美国在远东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
- 美国调整了对待远东地区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
(1) 民族国家一度附和追随美国。
(2) 朝鲜战争加强了它们的独立倾向。
(3) 美国试图以援助为手段将其纳入战略轨道。
四、美国远东政策调整对以后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的祖国解放战争[1]，也是朝中人民共同抗击美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包括中美苏英法五大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的几百万军队进行了一场现代化程度空前的激烈较量。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朝鲜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朝鲜战争是局部性的，但是朝鲜战争的意义是世界性的。[2]”这场战争对国际间力量对比和大国的对外政策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使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而影响到了美国的远东政策。
一、 朝鲜战争以前美国对中国的错误估计
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国统治阶级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就是认为中国弱小，不敢与美国发生冲突。例如遏制理论的创始人乔治·凯南于1948年提出美国对远东的战略估计，设想中国大陆局势的逆转对美国“不是致命的，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短期内不会构成对美国的威胁[3]。确实，同美国相比，当时中国只是一个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有了急剧的增长。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二战中扩大了50%。战后初期美国生产将近世界一半的商品和劳务[4]。在朝鲜战争爆发的1950年，美国钢产量达8772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7%，是中国的144倍。当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507亿美元，占全世界的2/3，而当时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人民币574亿元[5]。除此之外，美国的军事实力也远远超过中国。当时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如杜勒斯、麦克阿瑟等人甚至主张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教训一下中国。例如，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杜勒斯还在叫嚣在台湾教训中国。1950年6月2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称：“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坚决立场，将有90%的把握阻止共产党对该岛的侵略，因为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准备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发生冲突共产党人甚至可能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6]”而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还狂妄地“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福摩萨，他将火速赶去负责指挥，‘使他们遭受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这将是他们的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将震撼亚洲，可能还会击退共产主义的浪潮。’至于红色中国是否会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他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7]”
在朝鲜战争前，美国对中国的另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中国由于国力弱，只能依附于苏联。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战略方针；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更加深了他们的这一印象。1950年3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演说中称：“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8]”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也认为：“艾奇逊不是把毛泽东当成一位独立的民族主义者，而是继续强调北京与莫斯科的联系，并暗指中国就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负责远东问题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把毛的中国贬为仅仅是一个‘俄国的殖民地政府，一个大型的斯拉夫满洲国’。[9]”
从这两点出发，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直是把苏联作为远东地区的主要对手。当时对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等对华政策，实际上是从属于美国的对苏政策的。例如，在美国内部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中，麦克阿瑟在1950年5月和6月两次提到，台湾“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这一说法的前提是认为如果中共占有台湾，必然会供苏联使用[10]。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估计中国不会出兵。美国国防部长詹逊事后承认，当时“更多地估计了俄国的干预问题”[11]。甚至在中国出兵以后，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仍然“把中国的干涉看成是由苏联指挥的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侵略的一部分。[12]”不仅美国，当时西方世界也普遍认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950年8月17日，在谈到朝鲜战争的时候戴高乐说，这种战祸很可能会蔓延到欧洲[13]。
二、朝鲜战争使美国转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
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的胜利，使美国朝野上下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不得不对远东地区的形势作出重新估计。
- 朝鲜战争使美国直接体会到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
出兵抗美援朝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以绝对劣势的装备，在没有海军、空军掩护的情况下，连战连捷，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38度线附近，使敌人遭到了“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14]。麦克阿瑟在其所谓“圣诞节攻势”一败涂地后，于1950年12月3日在向总统的报告中惊呼：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15]”从1950年到1954年，中国用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了107个陆军师，还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地建设起一支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空军。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于1951年11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哀叹：“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16]”此外，中国的炮兵、工程兵、通信兵等现代化技术兵种也得到了大力加强和实战锻炼，我军实现了由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历史性转变。“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我们的失败在于敌人仍然没有被击败，并且甚至比以前更为强大更具有威胁性。我说更为强大的意思，是指共产主义的亚洲陆军已学会如何打近代的陆地战争。[17]”
- 朝鲜战争还使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印象。
朝鲜战争对于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战争中中国共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2亿元[18]。但是，与美国的预计相反，经过三年战争，全中国在抗美援朝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中国超额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140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343亿元，粮食出口平均每年31亿斤，国家财政收入也由1950年的6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75亿元[19]。由于打退了美国对东北边境的威胁，南满电力也有了保障，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就可以放手进行了。朝鲜战争尚未结束，中苏就于1953年5月15日签署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重要企业工程，其中大部分在东北[20]。这些企业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是我国工业中的骨干企业。据估计，东北地区在1949年提供了34%的中国工业产品，在1952年提供了52%[21]。
- 朝鲜战争也使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意志和国际影响有了新的认识。
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15个仆从国的军队，中国毅然决然出兵抗美援朝，显示了不畏牺牲勇于斗争的坚强意志。“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深信我们的决策者十分清楚，如果红色中国人的领导下定了决心，那么红色中国人是能够激怒我们与他们打仗的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共产党中国人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22]”这一点连苏联也不得不折服。接到中共中央决定出兵的通知后，斯大林非常感动，从此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马列主义者[23]。瑞士学者卡普尔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使他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地位。不管中苏合作的程度如何（对合作的看法似乎有分歧），中国对其边界进行的成功的和独立的防御，以及把美国的军队困在战场上动弹不得，这一方面打破了美国关于中国是苏联一个卫星国的神话，而另一方面，又防止了苏联把中国置于依附地位的一切企图。[24]”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空前提高。《纽约时报》1951年1月5日社论认为：“共产党中国正获得巨大的威信，而西方人的威信则反而在衰微。[25]”战争期间，伍修权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当面痛斥美国罪行，这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次。美国的盟国也开始改变态度。1953年5月12日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在英国下院发言时说：“它(指中国)那时不是大国但是现在，在一个不同的政府之下，它看来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力的国家。它有权利列为五大国之一，并且我不认为应当拒不给予它的地位。[26]”时至今日，美国学者仍认为：“朝鲜战争标志着共产党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出现。[27]”
三、美国开始把中国摆到其远东政策的核心地位
朝鲜战争后，面对远东地区的新形势，美国的政策作出了一些调整和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开始把中国摆到了其远东政策的核心地位。
- 经过这场战争，美国对新中国更加强硬和敌对，同时也更加重视。
在战场上遭到迎头痛击之后，美国统治者认识到：在远东地区，中国是唯一既有实力又有决心同美国较量的国家，而真正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倒是苏联。1950年10月，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整装待发之时，苏联驻华大使紧急约见周恩来，称原来商定的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事，以没有做好准备为由，决定暂缓出动[28]。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始终没有公开出兵。从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对苏政策中独立出来，并把中国作为远东地区冷战“遏制”的中心。杜鲁门总统在1951年1月8日的第六篇国情咨文中还声称：“侵略朝鲜是俄国共产党独裁政权一步一步地征服世界企图的一个组成部分。[29]”到1952年1月9日的第七篇国情咨文中就成了：“在亚洲，新的共产党帝国每天都在威胁着千百万人民。[30]”1953年4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第148号文件，基本上确定了未来几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该文件指出：“美国在远东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与苏联紧密结盟、并得到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威胁。[31]”杜勒斯宣称，中共是“过去和未来潜在的侵略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根源，是比苏联更具冒险性的敌人”[32]。
朝鲜战争使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都愈演愈烈。在联合国，美国更加坚定地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并于1951年2月1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污蔑受侵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非法决议案。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五大国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成员不与中国人握手，甚至不惜拒绝中国提出并得到各方默认的和平谅解，极力孤立中国。在经济上，美国强化了对中国的制裁。朝鲜战争以前于1949年11月成立的15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协调委员会，直到1950年1月开始活动时还是一个非常设机构。后来为了加紧禁运在其下设“统筹委员会”，主要管理对苏联及东欧各国的贸易。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9月专门在其下另设“中国委员会”，管制对中国的贸易。中国禁单是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还多500余种[33]。1953年9月27日，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在关于执行巴特尔法情况致美国国会的半年度报告中声称：“对共产党中国全面禁运的政策，是美国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而且敦促其他自由国家采取同样立场。[34]”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正如基辛格所说：“20年中实际上存在的敌对状态，由于朝鲜战争而加剧了。[35]”
另一方面，经过朝鲜战争，美国也认识到：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远东地区的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参加是解决不了的。1954年2月在柏林举行的美、英、法、苏外长会议最后决定：1954年4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1955年7月13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提出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经过磋商，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
-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美国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1949年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处于中共控制之下”[36]。因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期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曾经有一段短暂的摇摆和观望，甚至准备放弃台湾。美国国务院1949年12月23日在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中明确提出：“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应该利用一切材料来对付错误的印象，即美国无论如何有责任或有义务采取行动以拯救台湾。”“避免发表言论说台湾的最后地位须待对日和约来决定。[37]”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关于台湾的声明中表示：“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38]”一周以后，艾奇逊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发言说：“我们不可把中国人民对俄国人的正义愤怒和憎恨──它们一定会发展的──招引到我们自己头上来。这样做是愚蠢的。我们必须采取我们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任何破坏中国完整的人都是中国的敌人，也是违反我们自己的利益的。[39]”
不到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他们又把自己的言论逐条推翻了，因为他们认识到，此时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其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远不可同年而语。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推翻了他以前所作的表态，公然打出“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自即日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十余艘军舰占领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并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一批飞机进占台北空军基地。同时，美国驻远东军总部还设立了名为“驻台考察团”的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其侵台的海、空军[40]。李普曼认为“有一点与以往不同：美国在福摩萨海峡为蒋介石巡逻警戒，它已成为中国内战的参与者。[41]”除此之外，美国还开始大力扶植蒋介石，加强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经济援助。从1950年7月至1954年6月，美国共向台湾当局提供了14亿美元以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42]。在整个50年代，蒋介石集团平均每年从美国得到2.5亿美元的援助[43]。
- 除了对华政策以外，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也有很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竭力造成了单独占领日本的局面。1945年9月23日，在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对盟国占领管制日本最高统帅部受降的基本指示”中，把对日占领的基本目的定为：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44]”。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占领当局完全按照美国的模式对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迫使日本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从属于美国。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还是心存戒备的。美国迟迟不签署对日和约，长期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1949年初，杜鲁门总统的特命全权公使、盟总经济顾问、美国银行家道奇在日本实施的经济路线，使日本经济限于通货紧缩而引起的停滞状态[45]。
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已在考虑在远东地区用日本来代替蒋介石集团以抗衡苏联；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对美国的意义日益重大，美国要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遏制中国的后方基地，同时要让日本重整军备，以便美国腾出手来对付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扩张”。前一个目标很容易地就达到了。朝鲜战争一爆发，以军需物资为中心的世界商品市场立即活跃，出现了所谓“动乱景气”。日本的出口也剧增，日本成了出兵朝鲜的美军基地，也是美国战斗部队的集结地、休养地。军需物资的大部分在日本筹集，武器的修理也在日本进行。具有生产大量军需经验的发达工业国日本很容易地就适应了美国的要求。日本因朝鲜战争，从多种渠道获得了美元，这种美元收入被称为“特需”。日本贸易收支在1949年有1.92亿美元的赤字，但到了1950年反而有了3800万美元的黑字，其他的特需收入也达到了6200万美元。特需收入在1951年以后进一步增大，1953年达到8.03亿美元。1952年至1953年，特需收入超过出口总额的六成。日本学者正村公宏感叹道：“正是朝鲜的大杀戮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46]”但是美国的后一个目标却没有得逞，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统治集团的抵制。以吉田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领导层担心重整军备会增加财政负担，从优先考虑日本经济重建的观点出发，抵制美国增强军备的要求。日本的实际重整军备进展非常缓慢，而防卫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度的3.3%降到了1960年度的1.0%[47]。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还加紧了缔结对日和约的步伐。负责对日媾和事务的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在战争爆发后即指出：“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在谈到对日媾和的基本原则时，杜勒斯明确指出对日和约必须要“确保日本附属世界自由国家，确保它在抵御共产党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张中充分发挥作用。[48]”其矛头显然是针对中国的。1951年9月8日，美国不顾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在旧金山缔结了非法的片面对日和约，5个小时以后又与日本签订《日美安全条约》。次年2月28日，美日又签订了关于实施安全条约细则的《美日行政协定》。这样，美国就把日本纳入了自己在远东地区对抗中国的战略轨道。
-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紧了在远东地区构筑军事同盟体系的步伐。
朝鲜战争以前，美国也曾有在远东地区构筑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同盟体系的想法，但当时的这一构想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仍然承袭着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思想。凯南在1948年8月20日评论美国对外政策总趋势时曾说：“我们应该先选定一些世界上我们不能听任落入敌手的地区：丙、日本和菲律宾。[49]”颇为巧合的是，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提到美国远东地区的防区时指出：“这个防区自阿留申起，经日本直至硫球群岛自硫球群岛起，到菲律宾止。[50]”李普曼写道：“艾奇逊宣布了美国在亚洲新的战略防御线，这条线伸展到日本和菲律宾，但好象把福摩萨和朝鲜都排除在外。[51]”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大大加快了建立军事同盟体系的步伐，而且该体系的目标也明显地由遏制苏联转到了遏制中国。从1950年到1954年的短短四年间，美国就在中国周围拼凑起十几个军事条约或协定，把十几个国家拉入了远东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参见下表：
表1 1950-1954年间美国与远东国家或地区签订军事条约简表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参加国或地区
条约名称
1950年10月17日 曼谷 泰国、美国 关于军事援助协定 1950年12月23日 西贡 美国、柬埔寨、法国、老挝、南越 关于印度支那共同防御援助的协定 1951年8月30日 华盛顿 美国、菲律宾 军事同盟条约 1951年9月1日 旧金山 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 安全条约 1951年9月8日 旧金山 日本、美国 安全条约 1953年9月 台北 美国、台湾 军事协调谅解协定 1953年10月1日 华盛顿 韩国、美国 共同防御条约 1954年3月8日 东京 美国、日本 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1954年5月19日 卡拉奇 美国、巴基斯坦 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1954年9月8日 马尼拉 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太平洋宪章 1954年12月2日 华盛顿 美国、台湾 共同防御条约 1951年5月24日，杜鲁门在向国会提出的共同安全计划咨文中不无得意地宣称：“在亚洲，自由国家正在一个从阿富汗到朝鲜的广阔弧形地带同多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做斗争。[52]”从地图上就能看出，这条“弧形地带”所包围的正是中国。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方针》认为，共产主义对亚洲的统治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要对中国对东南亚的“公开进攻”予以坚决反击[53]。到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更加变本加厉地从军事上包围中国。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共产主义正在亚洲取得进展，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54]。1954年，杜勒斯把南朝鲜、台湾和印度划为“抵御中国共产党侵略”的三个重要保护地区，还要扶植日本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基地和“反共经济堡垒”[55]。
- 朝鲜战争后，美国对远东地区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也作出了调整。
在朝鲜战争以前，远东地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曾经一度对美国有惧怕心理，在经济、军事、技术等方面也有求于美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附和和追随美国。例如在朝鲜战争初期，缅甸、巴基斯坦给联合国军送去了大米、小麦和橡胶，印度提供了医疗队，而泰国和土耳其则派出了军队充当美国的帮凶[56]。而此时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态度却并不怎么热心。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其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进行技术援助的“第四点计划”。由于得不到国会和垄断组织的支持，这项计划直到近一年半以后才被列入“对外经济援助法案”的第四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形势发生了逆转。新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美国记者也承认：“北平集团在邻国中的威望和影响得到了极大的增长。[57]”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打消了疑虑，加强了了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倾向，美国的指挥棒渐渐不灵了。1953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国会人民院发表关于印度参加朝鲜政治会议的演说中讲到：“亚洲国家，不论是怎样弱小，并不愿意被人忽视，也不愿意被人置之不理，更不愿意受人欺压。无论如何，旧时的帝国主义除了在零零落落地还在苟延片刻以外，已成为过去了。[58]”
面对这种形势，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加紧执行第四点计划，同时援助的重点也从以经济为主转向以军事为主，从以欧洲为主转向以亚洲为主。这样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以军事援助为手段，美国就逐渐将远东地区的独立国家纳入其战略轨道上来了。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宣布将给不发达国家以技术援助，提高它们的生活水平，目的是使那些“反对我们的国家会抛弃它们的妄想，参加到自由世界国家的行列中来。”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开展援助法案》，并拨款3500万美元用于计划第一年。到1953年4月，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接受这一计划。1950年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国家安全目标与计划”报告的“对外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部分写道，美国目前正向中东、远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它们“恢复和维持国内安全，有几个国家，在一旦出现重大外来侵略时，可以担负起有限的防务任务。”1951年5月24日，杜鲁门在向国会提出的共同安全计划咨文中要求1952财政年度拨款85亿用于对外援助，其中军事援助占62亿。1951年10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安全法》，取代了原来的《援外法案》，对外援助的重点从经济援助转向以军事援助为主，援助地区由欧洲向亚洲扩展。根据该法案，援助总额为521亿，其中亚洲占247亿，居各洲之首[59]。在上述杜鲁门的第七篇国情咨文中，杜鲁门大谈中国的威胁之后，提出：“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增加我们对他们（指亚洲各独立国家──作者注）的援助。这意味着需要军事援助。同时这也意味着需要经济援助。”
四、美国远东政策调整对后来的影响
总之，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使美国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轻视，从此把中国摆到了其远东政策的核心位置，并围绕这一点作出了政策调整。这一调整对于美国和远东地区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十年代以后，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争霸态势，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考虑利用中国抗衡苏联，这与朝鲜战争后美国的政策调整是有直接联系的。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朝人民的胜利，尼克松是请不来的。
现在，朝鲜战争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冷战以后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又开始把中国摆到了突出的对手的位置。近年来，美国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经济贸易等方面与中国作对，在台湾问题上也一再制造事端；与日本签订了新的安全保障宣言；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煽动远东地区各国与中国为敌。对此我们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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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10]，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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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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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正村公宏《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 同[45]，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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