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58年，在中国大地上喧嚣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时候，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打人骂人风、干部多吃多占风）。其势异常汹猛，所到处，田土荒芜，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生灵涂炭。这种人为的灾难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年特大困难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浩劫。
为了扭转农村生产大幅度下降、人畜大量死亡的局面，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组建了约一万人的整社工作团，分赴河南、山东、安徽、贵州、四川、青海、新疆等重灾省区进行整风整社。要求在稳定局势的基础上，迅速改变农村形势，向着好的方向转化。
整社工作团的成员，要求立场坚定、不怕困难、思想作风好、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有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的决心。中央直属机关根据这一精神进行了动员、挑选。中国科学院属于中直机关，指定要组建一个工作团到四川。我当时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现代史研究所工作才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根据“先中央后地方、先重点后一般”的分配原则，分配到这个研究所的有五人，其中除我和易显石是党员外，其余三人是团员。报到后，所领导向我们进行个别谈话，明确我们这批新调去的年轻人是所里后备骨干力量，对我们寄予了很大希望，勉励我们要安心工作），由于所里把我们当作培养的后备骨干力量，刚组建工作团时，组织上没有把我列入名单，报上去的是一些年纪偏大、身体不太好、政治条件差的。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名单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及周总理作了情况汇报。周总理和安部长听了汇报后，对中科院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是在甩包袱，不是从工作出发”等等。于是，我们所领导公开检讨了思想认识不足、工作有缺点错误，表示接受批评并立即改正。在全所又重新动员、学习，坚持走群众路线来确定名单。这样，便把我物色上了。在当时，我被物色上是很自然的：一是，工作团是到四川，我是四川人，熟悉四川风土人情，当时正需要这样的人；二是，我人年轻，身体条件好，可以坚持农村的艰苦生活；三是，我生活简朴，能吃苦耐劳，会干农活，知晓农事，易于和群众打成一片；四是，我也愿意回四川，准备将来就在四川工作，便于照顾家庭。新名单确定后，所里沸腾起来，热闹了好几天，墙壁上贴了不少诗词之类大字报祝贺、勉励，以表欢送之意。我也忙得不亦乐乎：领导找谈话、设宴欢送，照相留影，接连到人民大会堂去听周总理、李富春、陈毅、安子文、李先念、陈正人、谭震林等七、八位中央首长的报告，到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大礼堂听郭沫若院长的讲话，准备行装，等等。对墙壁上贴出的那些诗词之类，我一个字也来不及抄下作纪念就匆匆离京了。1960年12月20日上午，中科院组建的工作团200多人，编成4个中队从北京出发到四川。临行前，所领导张维汉书记、刘述之主任，以及人事组刘明远同志等到前门车站送行。在车站他们同我们合影，并赠送以刘大年、张维汉、黎澍三位所领导署名的小说《百炼成钢》和精装《电影日记》。待车起动，他们才与我们挥手告别。
到四川成都后，我们在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住了四天，听了省委书记廖志高的报告、省农业厅厅长对农村困难情况的介绍，然后我们被分配到简阳整社。我在简阳两年，头一年在农村辗转了几个地方，第二年在县商业局和供销社（由商业局分离出来的，专管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购销）工作。开初搞“新三反”，以后搞社会调查和理论学习等工作。1962年12月5日，经组织照顾夫妻关系，由简阳调重庆市委党校工作。
在简阳的两年，是在极艰难困苦中度过的。1961年上半年青黄不接之时，生活上每月只供应19斤原粮。就这19斤原粮，首先得留出1斤用作到上面开会之用，其余18斤，平均每天只有6两，而这6两还得交出4两，用于抢救生命垂危的得浮肿病的劳动力（集中医治），自己每天只能吃2两原粮，折合成大米，仅有一两多。在这种情况下，差点断送了性命。全靠吃牛皮菜，才保住了我，我怎么能忘记牛皮菜的救命之恩啊！我在农村同社员一起度过特大困难的日子里，除了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外，还要经常开会、熬夜、做大量社会工作。工作之余，别人在休息、睡觉，我便提起笔来，在山坡上、在草堆旁、在阶檐边、在油灯下，含泪记下目睹耳闻之事。
人生是短暂的。在这短暂之间，个人有这样那样的不幸与困穷，然而，哪样能与国家民族的不幸相比！我在简阳的两年，个人虽有困难与辛酸，但这比起国家民族的命运危急是算不了什么的。每当忆及简阳两年所见所闻，不禁潸然泪下，尤其退休赋闲，历史的责任感促使我清理昔日积累的资料，以资后来者。遍翻所记，由于个人生活动荡、历史原因，丢失不少，只能将劫后残存，进行抄录整理，编为是册，名曰《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以作我的历史回顾与见证。记述中，为了照顾内容上的联系，便打破了时间的顺序。但，它记下的绝不是我个人的艰苦与辛酸，而是我与之息息相关的简阳人民的灾难的写实。我仅以此献给为改变极大困难而坚持真理的同志，献给忍受极大艰辛而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广大社员与农村基层干部，慰藉跟我同滚草窠，与我切切话语的同志和农民朋友。挂万，衷肠天鉴地证，从中记取教训，杜绝悲剧重演，是所夙愿。
二，“五风”
1，农村“浮夸风”的种种表现
来到简阳四个月了，根据群众的反映和自己看到、直接接触到的情况，农村的“浮夸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面庄稼，得奖依据
在浮夸风作用下，种庄稼注重表面。沿大路、公路、铁路的土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畜力、肥料、种子，土地耕得精细，栽种用尺子丈量，搞“八尺开箱”，窝子用绳索牵着打，看起来整齐、笔直、美观，很是“田园化”，庄稼种得特别好，一派丰收景象。而离大路、公路、铁路较远的腹地、“背脚地”田土里，不是野草掩盖了庄稼，就是根本没种让其荒芜。上级派人来检查，往往坐着轿车或吉普车在大路、公路、铁路旁悠转一趟，所见的全是好印象。接着，被邀去办公室听取汇报，又是一派甜言美语；汇报结束，丰盛宴席热情招待。这样一来，在评比中稳取胜利，优胜红旗、先进奖状自然到手。上级的官僚主义助长了这种浮夸风，而浮夸风也适应了官僚主义的需要，因而浮夸风难于纠正。
二、虚报进度，不顾质量
青龙、禾丰公社1959年春播时，上面派人来检查播种进度。他们本来就没有完成播种计划，为了骗得先进的称号，硬说已经播完。上级评了他们为先进，就将他们的劳动力调出外援。而自己没有完成的播种任务又不得不完成，于是，他们用剩下的弱劳动力夜以继日地把种子胡乱撒在田地里来抢进度，根本不顾什么浪费、质量问题了。
三、虚报产量，巧做“手脚”
不少公社都有两本以上的账。上面来检查，有对付上面的账。即使完不成任务，而上报的账也完成，甚至是超额完成的。其办法是用很狡猾、毒辣的手段来上报。比如：
（一）1960年上级派人检查红塔区的棉花统购任务完成的情况时，该区根本没有完成任务。为了欺骗上级，他们与区供销社暗中商量，搞弄虚作假，由供销社多出具收购棉花的收据，以此证明其超额完成了任务。
（二）强迫社员把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自留棉、旧棉花交出来，当新棉花去冲统购任务。
（三）把所有会计人员集中到公社、区或县里，让他们想法凑足浮夸的指标，想不出来不准回家，凑出了高指标才罢休。他们是这样凑的：⒈庄稼成熟时，麻雀吃去若干斤；⒉人过路踩掉了若干斤；⒊被社员偷去了若干斤；⒋收割时不仔细，捆、挞、晒损失了若干斤；⒌禾秆上没有挞下来的还有若干斤；⒍加上已经收到的若干斤，总计完全达到了或超过了亩产若干斤的高指标。
四、隐瞒土地亩数，虚报高产指标
解放公社、黄连公社从1958年以来，少报棉花、小麦种植亩数，用计划外的一部分“黑田地”的产量加在上报的计划内以此作为计划数上报，得到的是欺骗上级的单位面积高产量、高指标。
五、设立多种组织，个个挂上牌子
公社一成立，下属组织应有尽有，组织名称繁多，数不胜数。他们都做一块名牌高高挂起。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甚至一个集体食堂的大门两旁，都挂了不少的牌子。一般的是七、八块，多的达到十几块。以此炫耀其气派。真是：牌子排排挂，看谁气派大！
六、锦旗奖状满墙壁，问题成堆是真情
在黄连、石钟公社，以及我所见到的不少生产大队的办公室里，四周墙壁上挂满了锦旗和奖状；挂不下的就堆在办公室的柜顶上。这些锦旗、奖状表示该单位“先进”、“优胜”，工作成绩“卓著”。然而，就是这些锦旗、奖状得的多的“先进”、“优秀”、“卓著”单位，恰恰是问题最多、困难最大、人畜死亡最多的地方。
1961年5月
2，农村“瞎指挥生产风”的一些情况
“瞎指挥生产风”有这样一些突出表现：
一、不因地制宜、不按行之有效的传统耕作方法搞生产
就本地传统习惯而言，种小麦一般是窝播，肥施于窝中，既不浪费肥料，又可以集中肥力促进禾苗生长，还易于薅土锄草、透风透光。这样麦苗生长健壮，秆子粗，成熟时颗粒饱满，不易倒伏，产量高。据老农讲，上等土这样种，亩产二、三百斤不成问题。如今上面下死命令，要求亩产几千斤，强迫社员改窝播为条播，而且认为越密越好。种子每亩最低不少于60斤，中等的一百多两百斤，高的达到三百至四百斤。传统的窝播方法，种子每亩只用20～25斤就够了。照现在这样播种下去，麦苗长出来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细如毛发，又黄又瘦，完全是一包芊芊。长到四、五寸就枯黄而死了。即使未枯死，也如野草一般长不出麦穗来。只有那些长在田边地角稀疏之处的，才有部分长出麦穗，而麦穗上也只有三、五颗麦粒，一亩也只能收上十几斤，收上二、三十斤的，就算是高产了。颗粒无收的比比皆是，其中有不少造成了一季庄稼的收获量，比下种量少几倍甚至少十几二十倍。
种水稻，栽秧要求栽三寸见方，或以三寸为距，栽“胡椒眼”、“四叶菜”等花样。上面这时派人来监督，腰别一把尺子到田间丈量。达不到规格，就遭反右倾，被说成是不听党和政府的话，不服从上级领导，甚至遭到打骂；并且要把已经栽上的秧苗全部拔掉重新栽插。幼小的秧苗拔来拔去，几经折腾当然活不成了，于是只好重新播种育苗。在土多田少的地区找不到秧田了，只好在包谷土的行间整土撒旱秧。误了季节的旱秧苗长得又黄又细，根本比不上水田按季节培育出来的秧苗。即使再孬，也要栽插到田里，因为一年接一年的生产是不能间断的，它关系着人们的生存。然而季节不饶人，这种错过季节栽插的水稻，收成是少得可怜的，有的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而那些按照上级规格跟上季节栽插的秧苗，成活转青后就封了林，难于薅翻、扯草、施肥，长得犹如野草似的，成熟时谷穗的颗粒很少，结果也造成大量的减产。
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9年按上级要求规格栽三寸间距的“胡椒眼”，栽秧时田间插竹片、牵绳子比着栽。生产队的大人、小孩、妇女、学生全部出动，70亩水田栽了45天，才栽完计划的三分之二。如果按老规矩栽，每人每天可以栽一亩多；按新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栽一分左右，而且返工很大，误工严重，管理不善，秧子没栽完，秧盆就损坏丢失了二十多个。由于误了季节，秋收时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造成社员生活无着，大量死人。1958年转公社时，两队人口有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有46.47%的人饿死了。两队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饿死了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60余人，只剩下8人，饿死了86.97%。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力40余人，只剩下2人活着回来。社员痛心地说：“瞎指挥生产使我们辛辛苦苦白干一场！”有的愤慨地说：“瞎指挥夺去了我们的口粮，把我们逼上了死路！”有的老农这样说：“做什么庄稼，简直是在办灯（胡闹，像孩子玩灯火做游戏，不负任何责任——笔者注），是乱球整，搞破坏！”“我们做了几十年庄稼，从没有这两年糊涂。过去种得上好，现在种成了个啥！”
群众普遍认为：1958年的庄稼种得好，普遍丰收[ 这里说的“普遍丰收”是指的丰收景象。1958年庄稼确实长得好，成熟得好，但是在成熟了收获之时，由于瞎指挥生产，把全体劳力组织起来，统一调配，使用了大量劳力上山砍树子、烧木炭、做土鼓风机、建土高炉大炼钢铁，或去作别的事情，忽视了或缺少劳力按季节抢收，季节一过，雨季接踵而至，造成大量粮食如红苕、水稻等腐烂在田土里没有收回来。不少地方只收回70%左右，有30%左右烂在田土里。说1958年丰收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以致人民公社成立后，只在集体食堂搞了两、三个月的“敝开肚子吃饭”便感到吃紧了，不得不改成定量吃饭，以后，便越来越困难。进入1959年便开始了连续三年的特大困难时期。]，根本不是什么密植带来的，而是按老办法种的。上面把1958年的丰收归功于密植，是不实事求是的。从1958年下年种小春作物，才开始搞密植，瞎指挥生产风从此特别盛行。1959年继续搞瞎指挥，生产连续歉收，群众遭殃饿肚子。上面把密植吹得那么好，群众是根本不相信的，甚至一些基层干部也丧失了信心，只是怕反右倾，才不得不贯彻。他们强调这样干是文件规定的、上面开会布置的，只有密植才脱得了手。密植在包谷等其它作物的种植上，也进行了死硬的贯彻，造成了同样的恶果。
为了抵制瞎指挥生产、反对密植、应付上面的检查，社员和基层干部动了很多脑筋：在大路、公路、铁路旁的土里密植，在背脚地稀种；在一块大田大土中，边上密植，中间种稀；上面要检查麦子播种一寸见方是否不少于60粒种子，他们就把三分之二的种子蒸熟（使它生长不起来），混同三分之一好种子一起播下，达到稀种的目的，以便获得好的收成。
瞎指挥生产违反因地制宜的情况也很严重。在简阳解放管区，沱江沿岸的大沙坝里，长期以来是种甘蔗的。他们有种甘蔗和用土法制红糖、白糖、冰糖的经验。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多因吃糖吃多了而坏了牙齿。据他们自己讲，解放前和建国初期，自己熬糖。转入公社前，土里还种着很多甘蔗；转入公社后，上面强调经济作物区的粮食要自给，得按上级统一规划进行指令性计划生产。于是，就把大面积的甘蔗连根拔掉，换种粮食、棉花。不仅简阳如此，听说整个内江专区都是如此。社员们痛心地说，种制糖的毛甘蔗（小甘蔗）是十年一轮转。种下的第一、二年产量不高；到第三年开始产量就高了；到八年以后产量又低下来。公社化拔甘蔗时，有很多正值丰收高产时期，广大社员是不愿意的，不少是流着眼泪去拔的。后来他们伤感地说：“过去甘蔗种的多，糖就多。客人来了劝着吃，算不了什么。现在，连老年人、病号、婴儿想吃糖都难买到。就是打了条子、带上供应手续也买不到。过去内江地区的白糖多得很，出了名的，仅果脯就有两百多种。现在连影子也看不到，失传了。”农民本身是种庄稼、以务农为本的，他们对耕作技术特别关心。当我们向他们宣传包产时，他们普遍要求说：我们庄稼人都想有个好收成。哪块土该种什么，几时下种，几时收获，规格怎样，我们自己明白，最好让我们自己作主。公粮、统购没有啥说的，我们保证完成。现在，上面叫包产，如果由我们自己作主耕种，我们就敢包；如果按照上面规定的办法来种，我们就不敢包。当我们把十二条和毛主席指示信念给他们听，说明今后技术问题可以自己作主时，他们兴奋地说：“这就开了天恩，救了我们一条活命！”
二、经营管理上，不顾天晴下雨，只强调行动一致、按时完成
在劳动力统调的情况下，生产队得无条件地服从公社以及县里的安排。正当队里在干某一种农活时，上面突然来了电话命令，马上得转移去干领导要干的活。有的正在播种，刚打好窝子、淋上粪，将要下种，上面来了命令只得半途停止；有的正在田土里驾牛犁耙，命令一来就得扛上犁耙牵着牛回去，到上级指定地点重新干起。走拢新的工作地点，半天时间就白白地浪费了。再有，天下雨正好栽红苕，上级偏叫去挖包谷土。下雨天，挖黏性的包谷土就像打糍巴，揉来揉去，太阳一出来，泥土干成一坨一坨的，就像石头一样硬，用锄头脑壳敲打叮当作声，敲都敲不碎。土质遭到破坏，庄稼咋也长不出来，哪还能长出好庄稼？不少社员说：1958年大闹深耕就是一次破坏土质的运动。深挖三尺，把多年耕种施肥的上面一层熟土翻到了下面，又把下面一层又硬又瘦、连石块带砂子的夹生土翻了上来。要让夹生土变成熟土，非要几年的工夫不可。在这样的生土上种庄稼，庄稼根本无法长好，更何况要达到高产。有的社员说：无论田土作物，庄稼的根一般只串到几寸深，超过一尺的少得很。锄头、犁头都是七、八寸深，深耕一尺左右就够了。如果水田耕到三尺，就变成冷浸田、滥钵田了，不要说人下去，就是牛下去也被陷在田里爬不起来。哪个还敢种这样的田？搞大深翻三尺，是那些球屁不懂、从来没有搞过生产的人乱想出来的，真是害人不浅！
三、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很不慎重，指挥生产颠三倒四
1959、1960年种植棉花，在既无示范先例，又无相应物资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要求大搞烧火温床培育幼苗，再把幼苗拔去一根根地栽到土里。没有烧温床用的燃料，就把社员住的比较差点的房子的木料拆下来烧；再就是把遍山坡的树木、竹子砍来作燃料。花了如此大的代价，棉苗长得够快，而事前却没有任何准备，田土腾不赢，人力跟不上，怎么也栽不赢快长的棉苗。没办法，上级突然又下了另一条命令：停止栽苗，改成种子点播。这样一来，正值棉花播种时节，好种子已经用来温床育苗浪费了，剩下的只有次品了，有的地方甚至连残次种子也没有了。这不仅损失了一季棉花生产，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更为甚的是被拆了住房的社员被弄得无处栖身，遍山坡的树木、竹子几乎砍光，使得集体食堂普遍缺柴烧。
1960年，民主大队种下了两千多斤胡豆，已长到一尺多高，苗架很好，可望获得丰收。突然，上面来了电话，叫把所有的胡豆苗铲来作肥料。社员没法，只好含泪铲胡豆苗。到第二年，要种胡豆，整个大队却没有一颗种子。加上这两年生活苦，吃得孬，饿死的人多，提起这些事，社员们很气愤，很伤心，他们说：“这两年无论在外头搞生产，还是收工回到屋头，都是过的眼泪水生活。”
四、庄稼还没成熟，瞎指挥者就强迫社员去“抢收”
1960年要收棉花季节，棉桃还是青疙瘩的时候，上面就下来了命令，强迫社员抢收棉花。他们叫社员把青棉桃摘回去，用锅儿炒、碓窝舂、棒棒棰、连盖打、用手剥，从一个个青棉桃中把棉花剥出来。有些棉桃太嫩，里面还是一包水，上面就叫社员烧火把棉桃炕干，再用签子把棉花拗出来。日夜苦战，剥出来、拗出来的棉花产量很低，质量更差，又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社员反映说：“这是盘古王开天辟地以来就没有见过的事！”
麦子还没成熟，上面也叫去抢收，要日夜奋战，把麦子全部收回去，并且还规定了“跃进任务”，每个人割多少亩、捆多少捆、打多少斤。不管日夜、晴雨，就是要完成任务。忙得社员只好在田间吃饭，以致有的社员昏倒在田间，有的稍坐一会就躺下睡着了。不但把人累垮了，浪费也相当大：土里掉了不少麦子；没成熟的青头打不下来，就给缺柴烧的食堂拿去当柴烧掉；嫩麦粒多，晒干后颗粒不饱满，产量低、质量差；特别是割回去堆着遭沤了的，天一下雨就生霉变质。上面叫生火来炕干。炕干打下来的是黑麦子，人不能吃，只好作饲料喂猪。
瞎指挥生产的事实多得很，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1962年11月
3，打骂之风传奇闻
“打人骂人风”是困难时期农村大刮的“五风”之一，它是“三面红旗”的产物。“五风”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推动的。因此，这些歪风才会在这一时期愈演愈烈、愈刮愈大。
“三面红旗”中的总路线、大跃进都是强求速度。当时提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五年赶上美国”（后来又提出“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等口号。在农业生产上，一方面弄虚作假，大放亩产几万斤的所谓“卫星”[“放卫星”是农业生产上搞极左、浮夸、弄虚作假的“杰作”和典型。1958年秋收季节，在北京南苑、天津小站、四川绵阳等地，以搞“试验田”的名义，先后放出了“高产卫星”：由亩产几千斤上升到亩产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据参观过的人讲其作法是把几亩、十几亩、甚至几十亩田里，正在生长尚未成熟的水稻，用大量的劳力挖起来，连根带泥搬运到一亩或几亩“试验田”里并株紧紧地栽在一起，其密集程度可以承载穿着皮鞋的人站在上面。这种方法称之为“移植并株法”。待其成熟后收割，据此来估算亩产量，并以估算的亩产量作为实际收获量上报，于是，放出了一个比一个高的高产“卫星”，报纸也在最显目的版面以特大标题宣扬。这样作的结果，实际上是造成了大量的减产。因为把正在生长的水稻挖起来，连根带泥搬运中，稻秆受到挫伤；并株后，密集得不透气、不通风，沤黄烂了不少，即使不烂其颗粒也减少了，且不饱满。为了补救，一些地方如绵阳就在田间拉上电线，安起鼓风机日夜鼓风。尽管如此，也免不了减产。对这种劳民伤财、弄虚作假的行径，参观的人，包括农业专家，虽然有不同的想法，但不敢说出来，因为上面有显赫的人物在提倡、支持，谁要说出个“不”字，就会自惹麻烦。
当时，广大农民对报纸上登的亩产几万斤的“高产卫星”（例如北京市郊区永乐店人民公社的晚稻试验田，由新华社发稿，亩产达32755斤；湖南宜章县有个公社亩产稻谷70000斤；广西有个地方亩产稻谷130000斤）根本不相信。他们说：“我们在一亩面积的晒谷场上晒三、四千斤谷子，地面上也要铺一寸多厚。一亩田的水稻无论多好，也长不出那样多的谷子。说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纯属吹牛皮！哪个舅子才相信！”]；另一方面，又搞瞎指挥，规定密植规格，限定一个人一天挖土多少亩，播种多少亩，收割多少亩，等等。无论作什么事，口号喊得很响，指标定得很高。如果达不到，就是右倾，就要遭反对。中央一级，毛主席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右倾，理论上还讲了很多大道理，他由远及近，由历史到现实，由政治到经济，由经济到“军事俱乐部”，由世界观到人生观，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历次路线斗争到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都讲了，还有什么“关于枚乘《七发》”、“关于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等等，参加开会的很多人起初有些模糊听不懂，后来他具体讲了，说彭德怀向他上书反映农村情况，是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等等。这下大家才明白了。从而使很多人转变观点，由批左转为反右，由赞同支持彭德怀转向批判彭德怀。农村基层干部文化低，理论差，讲不出道理。反右倾火辣辣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粗暴的打骂来解决问题。
建立人民公社，打破所有制界线，搞平调，把农民长期、甚至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家私搜刮一空、毁于一旦，有的连住的老窝都遭捣了。当然，他们是不愿意的甚至是抵触的。这种不愿意、抵触情绪，就被指责为留恋资本主义，是私字作怪。当时认为，公字是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核心，与此相反的私字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核心。要反对资本主义，就要打掉私字。在偏激情绪的作用下，进而就打骂有私心的人。社员对瞎指挥有意见，不按瞎指挥那套去做，也被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是遭到反对，就是遭受打骂。生产搞孬了社员没吃的，有的往外跑，抓回来就遭反右倾——挨一顿打骂。
在困难时期，农村的“反右倾”、“拔白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就是行使打、骂人的代名词。由于这一套整苦、整怕了社员，闻之胆颤心惊，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在开会布置完任务之时，总要强调：“这个任务是硬任务，到时非完成不可。如果完不成，就反你的右倾，拔你的白旗，割掉你的资本主义尾巴。”我们到基层后，还多次听到基层干部如此训斥人。基层干部在讲不出道理时，就骂人，骂不解决问题就打人。社员们听惯了粗话、脏话、丑话，一般的骂是无所谓的。然而，打却触及皮肉，他们是怕的。干部深谙此法之妙，也就喜欢采用此法。因此，打就成了他们的绝招和法宝。骂仅是辅助手段。然而骂，得要骂个狗血淋头、不堪入耳，以激起打人的劲头来。干部打群众，而基层干部又遭上级干部打，真是打人成“疯”。
打人的方法，无奇不有。在此略举一二，立以存照。简阳县红塔区解放管区（公社），困难时期是经常打人的。本地社员把管区称之为“阎王殿”。他们打人的办法是：把干了的棉花秆捆成把把，用利刀把桠叉剔成尖尖，专门用来打人。管区召集生产队的干部来开会，汇报生产进度、研究生产问题，如果有人说了与极左那套不合的话，就认为是右倾，就要挨打。不是乱打周身，就是打屁股。打屁股往往是“以毒攻毒”，即把要打的“右倾”者喊出来，命令其趴在宽板凳上，指定一人按头，一人按脚，一人用捆成把的棉秆鞭打。如果按不住，或者打轻了，又是“右倾”，就让另一帮人来打。如是轮流打和被打就是“以毒攻毒”。被打的人，有时打了走不回去，只得找人扶回家或抬回家。哪个基层干部晚上去管区开会，其家属总是提心吊胆的，倚门而待，坐卧不安，不能入睡，不知自己的亲人是否能平安回家。只有待亲人无恙归来，全家才松了一口气。该管区民主大队六生产队有个姓刘的队长，晚上叫去开会，汇报种小麦的进度。由于他说了真话：进度不如其他队，就被指责为右倾，遭了一顿大打，屁股打得稀烂，被抬了回家。回家后，痛楚难忍，呻吟不已，全家恸哭。其妻在别人建议下，连忙用青布包着鸡蛋清给他提血丝。就这样，事后一年多他走起路来还有些瘸跛。一提及此事，他便挥泪痛哭不已。该管区民和大队五生产队队长吴居林，1959年11月份有一天在管区开会，正遇到外面捉来一个偷了集体一根甘蔗吃的娃儿。会上有人提出把这个娃儿吊起来打，打了后再罚。吴居林在旁边插嘴说：“吃根甘蔗是件小事，教育一顿，叫他以后不要偷吃就行了。”谁知这就闯了大祸。只听得有人喊：“哪里去找右倾？这不就是右倾！”吴居林还没有转悟过来，就被拉出来遭了一顿乱打，打得遍体鳞伤，走不动路，由两人架着弄回家，并遭罚款120圆，并限期交清。家中凑不起现款，只得将家里的鸡鸭捉去卖，再搜一些家具出去卖，凑足了被罚款数才被放过。直至整风退赔时为他作了甄别，这笔罚款才退给了他。
这类怪事，农村是不胜枚举的。有的甚至用棍棒、扁担、锄头打人，严重者有被打得卧床而死去的。更有恶毒者，如草池区区委书记就把外逃的人弄回来打，打了还钉“活门神”，即是用门斗钉把遭处罚人的两手两脚钉在大门板上，受罚的人被活活钉死。他不仅如此处罚外逃的人，对其他群众也同样十分残忍，民愤极大，在整风整社中不得不予以逮捕法办。
1961年6月
4，共产风的产物——“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侧记
在简阳县城西北，沱江的对岸，有一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方圆四、五里，几个大的院落散布其间。解放前，这里是经济作物区，专种甘蔗、花生，辅以棉花、包谷等作物。解放后，特别是大跃进后，这里专划为植棉区。当然，也兼种麦子、包谷、胡豆、豌豆等粮食作物；以前为了养猪，现在为了解决人的肚子问题，红苕也种得不少。这个地方由于距省府和县城都近，省、县往来的干部从未间断过。所以，解放以来，各项工作都有上面下来的干部指导，一直走在前头。李井泉蹲点，也是选定这个地方。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这里是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在整风整社以前，共有5个集体食堂；整风整社以后，改为一个小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在此，把这两个食堂的情况从侧面作个介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万乐食堂花的工程和用去的钱相差无几，也是一千多元。单是两个食堂门口外面的墙壁上请美工人员来画的几张壁画，就各用去了三、四百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温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餐厅的前面有一个敞坝，周围有墙或厢房围着，正中是大门。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象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羹儿（当地群众称之为“膏二”）都喝不饱。他们对这种作法深恶痛绝，然而却只能怒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整风整社开始后，社员（除“四类分子”外）都把搜刮来属于自家的方桌、条凳拿了回去，食堂就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壳壳了。食堂办不下去了，不得不把闲置的房屋的大部分退赔给一些因大跃进、瞎指挥生产打老墙做肥料、拆木料烧火炕而无屋可住的社员。
整风整社中，鉴于这两个食堂都是三个小队合在一起办的，队与队之间意见不一，社员都不愿意在食堂吃，而是把吃食打回家去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经过召开社员大会征求意见，大多数群众都要求分开，以小队为单位来办，这样路也少走一些。可是地方干部却说：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由大拆小是右倾。我们中央工作组说：不走群众路线，只要有那个本事就继续办下去吧。当我们工作组转移到黄连公社不到一个月，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地方领导机关才不得不批准按照中央十二条精神，以小队为单位来办食堂。这一问题也说明了，一切好事，如果违背了群众的意愿，脱离了实际，无论如何是办不好的。
1961年5月21日
5，关于干部的多吃多占
干部的多吃多占，是困难时期农村大刮的“五风”之一。瞎指挥生产，使农业生产产量大幅度下降，吃的用的东西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便利用职权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多吃多占。所以多吃多占风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瞎指挥风把生产搞孬了带来的。但是，它也与刮“共产风”[ 刮共产风从1958年秋收开始。当时，收获粮食规定只能由集体组织劳力收割，并由集体集中统一保管，任何社员，家家户户一律不准贮藏保管粮食，不准任何个人把秋收的粮食拿回自己家中去。同时，把家家户户的铁锅儿收缴起来，集中进行砸烂炼钢铁，不准一家一户动炊，必须在新建起来的集体食堂吃饭。]有一定的关系。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期间，大刮共产风，提出“割掉私有制尾巴”、“打破队与队界限”、“吃饭不要钱”等口号。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指导工作，开什么生产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总结评比会、新技术推广会、学习参观会等等，就通过刮共产风大搞平调。到一处吃一处，既要办齐，又要办好。大吃大喝，吃后嘴巴一抹，屁股一拍完事。被吃的“东道主”操大方，讲阔气，得到的是一阵赞扬而已。此风一刮，为干部的多吃多占开了先例；人民公社的建立又为此风提供了组织准备，创造了客观环境和有利条件。
干部多吃多占严重地损害了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社员私人喂肥了一头大猪，本地某单位便可以开什么会的名义，派人去牵来杀掉。既不给钱，也不打条子，甚至连一声道谢都不说。社员即使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骂几句，说一些消气话而已。如果这些话传到了干部的耳朵，轻则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重则扣上“思想反动”、“对党不满”、“对现实不满”，或者“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满”等大帽子。以后在生产上一抓着什么辫子，就被打成右倾，横遭批判、斗争、打骂。由此可见，“五风”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的。会议同多吃多占是分不开的。开会就要吃，要吃就必须开会，所以这个时期的会议特别多。白天有会，晚上有会。晚上开会往往是开个通宵。因此，干部总想去出席会议。如果没有通知到，还要怄气，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一来，会议成了灾。会多人多，会议既无准备，又缺乏中心，开起会来总是东拉西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群众深恶痛绝地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个时候的会更多！”“他们一开会就整好的吃！”
被干部视为人民公社心脏的集体食堂，则是生产大队、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窝子，也是上级干部下基层多吃多占的据点。集体食堂的主食品和副食品是社员群众定量之内的东西，本身已经够少的了，经他们这样一吃一占，难怪群众会遭饿肚子，甚至饿死人。群众遭殃，想办小食堂或不再办食堂，干部却不同意拆分大食堂，根子就在这里。
多占，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比如，某些奇缺的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市面上买不到，领导干部、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就在暗中把这些东西私下分了（当然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照牌价交了钱的）。一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的东西，领导干部和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数量上总要比一般人多分得一些。能多吃多占的除了以上所说的人以外，当时还有诸如采购员、保管员、炊事员、服务员、饲养员之类人员，因为他们的手头有东西，路子也宽。上有那些人，下有这些人，因此困难时期多吃多占之风便形成一股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组织保证的社会性的不正之风了。
（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