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国枢我工程师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

在广州读书时的照片父亲的大学毕业照

戊戌年（2018）年正月初七是父亲江文海百年冥诞，特写一短文纪念之。

父亲江文海，1918年正月初七诞生于广西梧州江氏富豪家庭。年仅3岁我祖父病逝，父亲与祖母孤儿寡母生活不免相当艰难。所幸其时有家族基金供养，衣食读书尚可保障。父亲自幼聪颖，读书勤奋，考入私立广东国民大学攻读土木工程系，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广州沦陷，父亲转回广西大学土木工程系（其时在桂林）完成学业。于1941年毕业并在桂林某建筑公司任工程师。1944年日本鬼第二次侵入广西，家族的生意陷入困境：家族所有的14艘火轮拖驳全部被日本鬼掳走，岸上店铺的经营也陷入混乱中，无人愿意接手。族长想到了稳重有头脑的父亲，于是写信给父亲道：你自幼由家族基金养大并供你完成学业，现非常时期理应回来为家族服务以答谢家族抚养之恩！

(57年在湛江的家庭照片)

(父亲戴军功章留影 )

在重压之下，尽管母亲反对，父亲不得已回到梧州接管家族生意（父亲其实是为家族打工领工资的店员），由此埋下“成份高”的祸根。解放后，父亲没了工作，想起自己的专业，于是闭门攻读已略生疏的功课。一年之后（1953年）前往广州军区第三营建委员会、广州军区湛江营房管理处任工程师。

他在部队工作期间兢兢业业、勤奋努力，曾因提出合理化建议节约二十万元工程款而获得师级嘉奖，深得部队首长器重。当1957年营房建设基本完成，其它地方的工程技术人员均已离去时，部队唯独挽留父亲并希望他加入军籍。有一天，我（当时我还小，才9岁多）在家中听见父母谈话，母亲希望父亲留下参军，可父亲说：“只给我大尉军衔，少校还差不多。”父亲最终没有留下。此事成为母亲终身遗憾的事，尤其是在后来父亲遭受磨难时，母亲曾多次说父亲因在1957年放弃在部队留任的机会而要回地方工作是走错了人生一步路！我也始终以为父亲是嫌官小不愿留在部队。直到父亲临去世时他才说出真相。他说，当时国民党反攻大陆甚嚣尘上，部队首长再三叮嘱他，说他是特务的重点目标。因为他掌握了整个雷州半岛海防前线的营房建设布局（由此可分析出驻军情况）。父亲觉得留在部队太危险了，再加上兄弟一般的何叔（国仁）已率先回到南宁，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回到地方工作的好，于1957年来到广西南宁。

父亲到南宁后任市建公司设计室主任、主任工程师。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迟到早退，就是星期天，也只是早上与老友去喝早茶到9点多，然后又回到办公室在摸弄他的计算尺，经常都是由母亲叫我去催他才回家吃饭。因此，父亲曾多次被评为南宁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南宁市先进生产（工作）者、南宁市先进科技工作者。历任多届的南宁市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代表。

（前排右三为父亲）

（1983年南宁市建公司为父亲补开追悼会的悼词片断）

正如悼词说的，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父亲这样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人却遭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1964年四清运动中被划为资本家（又划又戴，土改时都没划啊！）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惨遭迫害：被打为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受到无数次的批斗、抄家、殴打……有一次，毫无人性的家伙们竟残忍地用枪托猛戳父亲的腰部致右肾区红肿黑瘀一大片,打完之后,关进防空洞七天七夜,没能得到及时治疗（后来就是右肾受伤致癌啊）。畜生们还恶毒地制作了一块13·5斤重的黑木牌，木牌上写着：“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江文海”，名字打上红“XXX”，然后再用细铁丝串起黑牌直接挂在脖子处的皮肉上，每天早上,挂牌的牛鬼蛇神们在公司门口集中,由武装押送挂着黑牌穿街过巷去石灰厂做工。押送者随时监督着，有把挂牌铁线隔着衣服的立即会遭到毒打！父亲只能将铁线挂在脖子的肉上，以致细铁丝深深地陷进皮肉。日久了，脖子上被勒出一道道裂开的血痕！那时，父亲是被驱赶到石灰厂做最重的体力工（装窑卸窑），每天的石灰粉尘粘到伤口处，那绞心的疼痛可想而知了！有一天，我听到父亲流着泪水对母亲说：“我真的顶不住了！”母亲抱着他哭说：“你千万不能自杀，那叫做自绝于人民！这样对子女的影响就更大啊！”父亲为了我们各兄弟姐妹避免受到更大的影响，最终靠意志支撑精神，忍辱忍痛活了下去！1971年，广西得到国家给予的建邕江宾馆的项目，自治区领导很关心这项广西第一幢高层建筑的工程，时任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指示首次搞这样的高层建筑不能不要工程师（当年所有的工程师几乎都“靠边站”了）。于是，韦国清书记把南宁市知名的工程师都请去座谈，商讨如何完成这一重大项目的事项。父亲应邀参加会议。父亲在会上对项目设计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尤其是对当时项目的一个难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1971年回到科室参加邕江宾馆建设时)

邕江宾馆主楼要建高13层楼，但是那时没有塔吊，使用的卷扬机只能吊上两层。如何将建筑构件、材料往上送至13楼的高层啊？（记得我们小时候住在建筑公司，看到的都是搭手脚架用人力把构件扛上去的。）于是，父亲提出了“接力起吊”法，即一台卷扬机吊上三楼，再从三楼由另外一台卷扬机吊上五楼……后来邕江宾馆工程就是采用这种“接力起吊”方法解决构件、材料上送的。

座谈会后不几天，韦国清书记派秘书用小轿车从石灰厂工场把还是满身尘灰的父亲接去，单独详细听取父亲对邕江宾馆建设的意见。最后拍板把广西第一幢高层建筑的建设任务交给市建公司（要知道，区建的技术力量强得多啊！）至此，市建公司的家伙们才不得不把父亲从石灰厂解放出来复职，回到科室担任邕江宾馆项目的施工工程师。工作上是“解放”了,可是父亲政治上仍是“牛鬼蛇神”,不时受到“革命左派”的训斥。谁能想到，担任全广西最堂皇富丽的大厦建设的主要施工工程师，全家人仍然居住在文革初期就被赶进去的那间仅十几平方米的房间！父亲不敢计较不公的待遇，似乎忘记了所受到的迫害与折磨，仍如文革前一样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工作中。

（父亲患癌症后人生最后照片）

躯体受到的伤害、精神受到的打击、体力受到的透支……所有种种惨无人道的长期折磨、在建设邕江宾馆过程中的倾心付出，终于使父亲的身体患上了癌症。1973年秋，父亲出现无痛性血尿，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医学院苏教授建议父亲到广州做检查，因为广西没有造影剂泛影葡胺。（那时的天朝物质奇缺，不但农村缺医少药，城市也一样啊！）

但当时邕江宾馆的建设非常紧张。按常规，设计部门的图纸要由施工工程师根据实际作出施工图纸，若有改变要送到设计部门审查认可才能进行施工。而现在为了赶工期，这都免了（因为设计部门在广州），这说明父亲的工作更加繁重，责任更加重大。所以，父亲制作的施工图纸直接到了工地进行施工。父亲对家人说：“韦国清书记这么看得起我，把这建设重担交付给市建公司，我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就这样，父亲将自己置之度外，带病全副身心投身到工作中。他为邕江宾馆的建设错过了在癌症早期治疗的机会。1974年初，邕江宾馆的建筑终于封顶了，而父亲在例行体检的胸片中发现了数个阴影。紧接着，文革中被毒打重创的右腰部有肿物向外突出。此时已经到了肾癌晚期！

经过与病魔一年多的抗争，父亲终于1975年6月15日与世长辞！

虽然父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人品、精神却一直对我们兄弟姐妹的人生起着指导、启迪的作用。父亲的音容形象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

表面看来，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没有多严的教育，因为他全心投入工作，也因为我们有一个能干的母亲统管着我们。父亲一生言语不多，记得每次我拿着100分占多数的成绩单给他看时，他都是只笑笑而已并不说话。其实父亲是一直关注着我们的成长的。

认真与父亲谈话我记忆中仅有两次。记得我初三年级时，有一段时间，父亲每到星期日，就独自带上我外出。但都不是逛街，而是带我到他的建筑工地转转看看，如当时南宁市有名的建筑：医学院门诊楼、国际旅行社大楼等，并带我到尚在建设中的邕江大桥工地（当时还是封闭的、闲人免进的）去看热火朝天的建设。我那时还不成熟，不理解父亲在培养我对土木工程的兴趣和热爱。最后，父亲问我：“长大后想干什么工作？”当时我从拆闹钟到会修闹钟的过程中对机械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回答说：“我要报考华南工学院机械系，当机械工程师！”直到成人懂事以后我才理解到父亲听到我回答时既欣慰又失望的眼神——父亲带我去看工地，用心良苦啊！是多么希望我能接他的班，成为建筑师。但当他知道我想学机械时，他并没有强迫我接受他的意见。

1973年春节，我从西林县回家过年。一天，父亲找我谈话，问我对前途的打算。当年一起去插队的同学都有工作安排了，我仍是插青。25岁了，工作生活都还没有着落，确实使父亲担忧。我说：“我现在在公社里的铁工厂学车工、钳工、电焊、开拖拉机。不管以后如何，现在先把本领掌握在手。”父亲听后伸出一个手指说：“对，要有一技之长。我这次得从牛棚解放就是靠有一技之长！”父亲的话使我勤奋地在铁工厂工作中学本领。

1973年9月，我获得百色医专的入学通知书。因为与自己理想中的学校有很大的差距，我闷闷不乐没心机告诉家人，直到开学半个多月后，才写信回家,家人都以为我落榜了。

不久涓妹给我回信，说父亲接到我信后破天荒地在上班时间从办公室回到家里把消息告诉家人。并坐下来点燃香烟，脸上露出自四清运动以来就没有过的笑容，吩咐涓妹去斩烧鸭加菜。看着涓妹的回信后我才如大梦初醒，格外珍惜这读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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